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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H：我们连中文都不会，怎么跟北京竞争？
明年新一批澳洲青少年走进大学校园时，第一批2008年出生的学生也会在其中。
关心澳洲“中国问题人才”日益匮乏的人，会带着忧虑看待这个时间点。坦白说，这应该包括所有人，尤其是我们的决策者。
从象征意义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以崛起大国的姿态登上全球舞台。当时中国在经济自由化道路上飞奔，很多人满怀期待，结果证明有些天真，以为它即将迎来一个政治自由的新时期。
自那以后，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治下，北京大幅走向威权化，并迅速扩张军力，中国故事只会变得更加重要。
在整个印太地区，北京积极扩张影响力，程度之深，让外长黄英贤认为澳洲正与中国陷入一场“长期竞争”，要争当本地区首要安全伙伴。有一位部长最近对我说，那更像是一场“刀战”。
与此同时，澳洲经济仍高度依赖中国购买我们的商品。
然而，预计2026年入学的新大学生及后续几届中，真正专攻中国研究的人远远不够，无法让澳洲在未来几年充分理解它最大的战略威胁、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是来自澳洲大学和中国问题专家的直接警告。
他们正在对“整个亚洲研究兴趣下滑”的现象拉响警报。
前联邦外交贸易部秘书、现任昆士兰大学校监瓦赫吉斯（Peter Varghese）对我说：“令人担心的是，正当我们对本地区的关注需要提高时，我们的能力却在下降。”
在去年提交给联邦政府、关于战略政策经费的一份报告中，瓦赫吉斯得出结论：
澳洲在中国问题上的能力下滑，是一种“系统性失职”。
他和其它人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数据之一是：
在全国40所大学里，每年拿到中文（含语言）荣誉学位的澳洲本地毕业生，不超过5人。
瓦赫吉斯认为，除非商界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在习近平时代，这本身就很难建立信心，并因此愿意优先聘用熟悉中国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澳洲人才，否则学生的兴趣不会明显回升。
他可能说中了要害。
我最近在广州待了四天，参加一年一度的澳中青年对话（Australia-China Youth Dialogue，年龄上限宽松定在40岁以下）。与会的是被视为两国各领域“明日之星”的中期职业菁英。
我和多位澳洲代表聊过，包括现任和往届代表。他们很多人毕业于顶尖大学，中文流利，在中国顶尖高校交换、沉浸学习的同时，又在澳洲修读法律、经济、工程和科技等学位。
他们代表着澳洲本该重点培育的那条“专业人才管道”。
但其中一些人描绘出的现实却很灰暗：他们费力取得这些中国相关的专业能力，却发现澳洲就业市场并不真正重视这类专长。有好几个人从事的工作几乎用不上他们的中国知识。
一位代表告诉我，在大学的中文课程里，他是唯一的本地学生。后来因为始终找不到重视他技能的雇主，只能搬到海外发展。
如果允许我再把个人经历拿出来当趋势参考：
2008年也是我在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读本科的第一年。当时，“亚洲世纪”看起来真真切切已经到来了。
不远处的总理公邸“官邸”（The Lodge）里，陆克文正以澳洲首位会讲普通话的总理身份执政。
他本人也是ANU中文与中国历史荣誉学位出身。
我身边的校园里，到处都是在学亚洲语言的学生，特别是中文。当我艰难地啃着文科/法律双学位时，心里常常在想：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时代信号”？（以我现在的工作来看，答案显然是：是的。）
不过，2008年并没有成为促使澳洲加倍投入“中国能力”的转折点。相反，在我这一届毕业后的那些年，这股势头似乎悄然消失了。
到了2013年，前总理吉拉德的“亚洲世纪白皮书”（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就被新上台的自由党政府搁置了。那份白皮书设想，到2025年，澳洲会变得“熟悉亚洲、具备亚洲能力”，会有更多学生学习中文、印尼语、印地语和日语。
现在，联邦议会正在就过去十多年“亚洲能力流失”展开调查。大学提交的数据虽然不算完整，但整体情况相当惨淡。
长期被视为中国研究重镇的ANU估算，其亚洲研究学位的人数在过去六年减少了70%，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特例。
问题之一是，语言课程越来越被国际学生占据，并逐渐被视为“他们的地盘”，这是因为大学过度依赖海外学费来维持课程开办，而政府经费的束缚越来越紧。
以悉尼大学为例，近年修读中文和其它数种亚洲语言的海外学生总数暴增了480%，而本地学生人数则下降了15%。
身为一名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常驻新加坡的对外记者，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要真正理解你报道的对象，没有什么能替代在他们的土地上、尽量用他们的语言去接触他们。
这也是为什么本报急着在中断五年之后，重新常驻北京，接续我们长达四十年的驻地报道传统。
中国问题人才的下滑，最终也会影响媒体报道（是的，我已经能听见批评者在此插话了），进而影响公众对关键议题的讨论质量，从台湾、南海，到太平洋外交，再到特朗普与贸易战。
已经愿意公开发声、接受媒体访问的澳洲专家本来就太少，其背后理由之一，是他们对卷入有时相当刺耳、且高度政治化的全国讨论感到犹豫。
在缺乏扎实专业意见和第一手报道的情况下，社会辩论很容易被拉向两极。
在边缘观点之间那片广阔的中间地带，记者特别需要那些“懂中国”的专家。
他们以研究中国共产党文件为业，或是细细解读中国高层政治，或是深入钻研中国数百年的历史和文化，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决策。又或者，他们曾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能以细腻的视角谈论中国社会与商业文化。
这些人并不能涵盖所有“中国知识”的面向。但在理想状况下，你希望这种素养能渗透进各个决策层级与公共政策讨论之中。
要确保未来几十年这条“人才管道”不断掉，我们现在就需要17、18岁的年轻人敢于选择中国研究，相信五年后会有一份真正看重他们技能的工作在等着他们。
来源：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 ... 0251201-p5njrt.html
Lisa Visentin
North Asia Correspondent
December 2, 2025 — 5.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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