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红潮春梦（3）

GEWEIYA

故事   红潮春梦（3）
葛维亚
       那几年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热火朝天，人民公社免费入伙，出现了冒进和重大亏损。我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发言中认为很不正常，是下面干部所为，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是英明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党内有人向党委偷偷告状，说我给下面层层领导抹黑。
      神差鬼使，我和学生也谈起这个问题。庄惠站在汪义俪一边，她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万斤，十万斤，吹大牛，这都是报刊领导干的事，为了向上请功干的的蠢事。”
      孙彩完全不同，只要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学校炼钢，她主动要求上夜班。一个女孩子，如此吃得幸苦，引起我的注意。我劝她注意身体，劳逸结合。她笑着说：“这样大炼钢铁我也不理解，要进步，不理解也要积极参加，总不能做落后分子，叫人批评呀”。
       孙彩还有一句常挂在口头上的话：“不犯错误最好，要犯宁肯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要在组织上犯错误。跟人跟错，比做事做错更可怕。”
       在我的印象里，孙彩比汪义俪和庄惠更成熟，更圆滑世故。总的来说，那时的青年人大多数很单纯，特热情，信仰第一 ，党的事业第一，重视人生观的改造，人与人之间没有多少防范意识。当然也有例外。我的飞快进步，引起少数人的嫉妒，开始我毫不知晓。对手开始反击了。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果不其然，其中一个和我同时列为培养目标的外系党总支书记 ，纠集一批党员，暗中不断向党委告状，玩弄谗毁把戏。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同时和几个女学生乱谈恋爱，脚踏几只船，搞“广种薄收” 等。不久，汪义俪偷偷把消息源源本本告诉我，她说她爸爸问过她，她详加解释，用事实说话，她爸爸被弄得半信半疑。大约半年过去，似乎没引起什么风波。我猜测汪义俪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谗毁告状的人，不遗余力，一而再再而三的暗里用劲，煽阴风点鬼火。他们对希特勒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心领神会，相信总有一天“水道渠成”。
       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天下午校党委邓副书记找我谈话，开始闲聊一阵后归入正题，问我个人生活问题，说有人反映我和很多女同学谈恋爱，脚踏几只船，要我注意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和对群众影响，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等等，听起来问题挺严重。那时候党员最听党的话， 把这视为党性最高表现，所谓“我是革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那时候的党员又最怕和生活作风沾上边，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虽觉得全部冤枉，思前想后还是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此时预感到红色“台风”也许真的来了。？
       作为年轻党员，对形势了解毕竟有限，面对党的战略从1956年发展经济，重视科学，又返回以阶级斗争为纲，很不理解。仔细想想，党内组织生活不断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从内部破坏，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必然对全党“玩物丧志”敲起警钟。想到此，我心绪烦乱。思前想后，我知道摆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其一，夹起尾巴做人，断绝和所有女同学来往，政治上跟党走；其二，维护党员的人格和尊严，一切独立思考，做一个有信仰、有个性的人，绝不盲从，绝不做应声虫。我毅然放弃第一种选择。那时社会上流传着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一句名言：“政治上做中间派，业务上做实力派，生活上做逍遥派”最实惠，尽管这句话被党中央大人物以诗作间接批评过，我还是很欣赏。我想，我是搞教育，搞科技的知识分子，搞政治太过于幼稚，业务才是我最终的归宿，想到这里，思绪顿然开朗了许多。
       我的一些看法，汪义俪、孙彩、庄惠很清楚，她们的反应却很不一样。汪义俪认为我的观点并非思想、立场问题，恰恰体现了我有啥说啥，表里如一的直爽个性。可是她又告诉我，她那个党委书记的老爸说她糊涂，被感情蒙住双眼，是女右倾同情男右倾，她和他老爸为此“干”过几仗。孙彩暗中劝我一切听领导的，所谓“站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向组织承认有口无心，一时讲错话，一定迅速克服。她常在我面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他均可不在乎，前途最要紧。庄惠始终不言语，对我比以前更关心，来往更密切。我实在憋不住，问起她的想法，她回答非常干脆：“你能保持本色，不随波逐流，我敬重你！”这话着实令我感动不已。
       我自1946年接受共产党教育开始，1948年入团，1953年入党，对共产主义目标的理解便是反对压迫，反对剥削，这才意味着世界全全世界无产者的彻底解放。1956年以前仿佛使我听到朝这个目标前进的脚步声，浑身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一个人的素质和性格也许天生铸就，可思想却在随环境发生变化。我一直接相信党，相信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可是，还是有人嫉妒我，打小报告，诬告我。
       汪义俪、孙彩、庄惠知道这些传言后，跑来问我，向我详细了解我的真实观点。我告诉她们我思想演变的过程，以及我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我的信仰，我的良心只准我原原本本，不加任何隐瞒，任何掩饰。最激动的当属汪义俪，她为了替我解释和辩护，和他父亲争吵多次，父女几乎反目。
       不久，报应真的降临。我那个政治上的竞争者胜利了，被破格任命为校党委副书记，洋洋得意，而我仍停留在支书位置，岌岌可危，随时准备接受党内批判。我清楚知道，在种种“危难”面前，如果没有汪义俪从中相救，也许早被戴上“右倾”、“坏分子”的帽子，受苦去了。我欠汪义俪的情太多太多，如何报答她呢？我想不出来，也许“大恩”不言谢更好。下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