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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dam 于 2020-4-9 01:46 编辑
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悉尼经历了欧洲人抵达澳洲以来最大的一场天花疫情。当时第一位入院确诊的天花患者是一个拥有一半华裔血统的男孩，而他定居在白人社区。“这一具体的案例立刻被当时已经广为接受的观念所强化，即中国人从基因上和社会组形态上都更容易得天花，死亡率也更高。”
此时恰好一艘名为“大洋号”的客轮从香港运载了450名中国移民抵达，旋即引发了许多反华的政客抵制，理由则是为了捍卫悉尼的公共卫生。然而，帕克斯坚决禁止“大洋号”进悉尼港停泊，并且要求船只进行海上自我隔离，同时又不提供任何食物、水和燃料。于是“大洋号”只能驶向墨尔本，在那里卸载了222名中国人。当两周后“大洋号”运载剩下的乘客返回悉尼时，船立刻被隔离观察了21天。当中国移民最终可以进入悉尼时，当局又要求他们焚烧所有随身物品包括身上的衣物，再次引起公众恐慌。
时任新南威尔士总督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以反华著称，他为了转移自己对天花没有及时查验预警的过失，带头宣扬华人移民可能导致生理危害。事实上，这场天花可能来自伦敦，因为当时英国主要港口都在暴发同样的疾病，而香港虽是华人来澳的主要中转港，却并没出现疫情。1880年，悉尼的医疗官至少检查了3,500名中国移民，结果没有发现一例天花。更加讽刺的是，天花流行期间，163个确诊病例中，中国人只有3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儿童，其余均是欧洲人。
天花流行成功地煽动起了整个悉尼乃至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地对华人移民的恐惧与憎恶，也为当时政客们推动更严苛的排华法案创造了依据。就在疫情暴发前刚刚闭幕的澳大利亚跨殖民地大会向英国政府提交报告称：“澳大利亚全部六个殖民地都强烈反对不加限制地接受中国移民，最主要的考虑就是保证在混居的各个族裔中保持英国性。”在流行病蔓延期间，帕克斯推动通过了反华人头税法案。当时联邦统一运动也非常活跃，华人被塑造为“他者”：“华人是不能被英国人主导的社会所吸纳的，会导致英国族群的生态危机。”帕克斯要求联邦基本法写进两个特别条款。
一是，不可授予新南威尔士华人关键的个人政治权力；
二是，要求未来所有运载华人抵达悉尼的船只都接受类似于“大洋号”的隔离监控，这也是讨论最激烈的议题。以致八年后殖民地颇具影响的众议员理查德·威尔还宣传说：中国人不仅带来麻风，还可能传播伤寒热与细菌疾病。《澳大利亚的主流媒体如《笨拙》、《澳大利亚画报》等，也反复强调说：“如果中国人是‘堕落和腐败的，携带麻疹和罪恶的，那么我们除了驱逐这些人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这种氛围下，就不难理解19世纪90年代的联邦筹建大会明确了统一的反华立场和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时奉行全面禁止华人移民的“白澳政策”。
澳大利亚1888年出版的刻意丑化华人形象的漫画
与淘金热时代欧洲裔矿工与华裔矿工之间围绕生产收益与环境破坏的问题爆发直接冲突有所不同，新兴的公共卫生环境问题主要涉及人居环境的安全，较少涉及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但因为它们会直接威胁生命安全，所以更容易引发全社会的关注甚至恐慌。到1900年前夕，反华意识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潮。在此，媒体精英与政治精英绝不是被动响应所谓的民间呼声，而是老练地利用环境问题制造排华话语，一方面可以强化欧洲族裔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能转移公众对自身治理失误的视线。
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流行病是欧洲移民最早带入的，但是在悉尼天花事件中，尽管媒体指责华人是传播者且生理上更易患病，但事实上，华人社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说在淘金热时代所谓华人造成生态环境威胁的说法尚存一些事实依据，到19世纪末则已经陷入一种为了反华而刻意煽动情绪的境地。环境问题本来可能是产生排华话语的一种原因，后来则成为排斥华人的所谓“科学”依据。当反华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工具时，环境焦虑感就彻底沦为一个种族主义话语。
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运动的酝酿并非一蹴而就，民间与官方的积极性并非始终一致，华人更不只是被动地沦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生活的案例屡见不鲜。但最终，反华排华之所以能够成为澳大利亚的国策，完全是不同利益集团螺旋式推进的结果。
其一，在官方并未公开支持的情况下，农场主引入华人劳工就是试图压榨廉价劳动力，其实已经将华人列为被歧视的地位。
欧洲移民的生产生活是澳大利亚环境破坏及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但底层劳工一方面深受资方与殖民当局压榨，另一方面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抗损能力也更弱，于是“白人属性”（whiteness）成为其自信的主要来源，据此排华成为其幻想改善生存环境及减少竞争损失的合理出路。淘金热时代，澳大利亚劳工阶层特别热衷于渲染华人导致的环境问题，反华成为工会组织反对雇用华工的资方的一个便利武器。
其二，官方的态度是反华意识形态制度化的关键。
殖民地官方起初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持公共卫生方面既无充足的耐心，亦无足够的资源与能力。1854年的尤里卡栅栏起义后，官方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采取姑息态度，唯恐统治再遭动摇。由此一来，当面对族群间的环境冲突时，官方惯用一刀切的政策约束华人，客观上袒护了欧洲移民，更加恶化了华人的生存环境。1855年后，维多利亚、南澳、新南威尔士以及昆士兰殖民地先后出台并维持限制华人入境的人头税法案（poll tax）或种族隔离法案，数十年间奠定了精英群体反华心理的代际传递。
19世纪末，澳大利亚联邦运动步入高潮，政治精英们无限煽动种族主义的环境焦虑，最终将反华话语落实为新生联邦国家的国策，直到70余年后才消亡，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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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2010-9-26) yeu008 
发表于 2020-4-9 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