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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澳洲著名时事节目的得奖记者, Louise Milligan 已经习惯了处理艰难的报道,让权贵不安。但是她对针对澳洲天主教会地位最高的人佩尔的儿童性侵指控的三年调查则是极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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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是我做的最艰难的报道。” Milligan说。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人,所以那样的调查是一件大事,而且压力非常非常大。”
“身处风暴中心,对于记者而言这已经是困难的极致了。”
“但是和性侵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人相比,这又算不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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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一播出的澳广四角方圆节目中,Milligan独家采访了佩尔于1996年在St Patrick大教堂性侵的一名唱诗班男孩的家人 (男孩已经死于过量摄入海洛因)。
佩尔否认罪行并且在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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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Milligan是首个在7.30节目中简短报告对佩尔指控的记者,而在她的《红衣主教,佩尔的崛起和陨落》一书中则做了更详细的报道。
“2016年我和受害人的母亲和姐姐谈话,对于她们而言肯接受我们采访显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因为他们从来没告诉过别人他们的儿子是怎么死的。"
"但是他们决定讲出来以支持其他投诉人。”
“出于法律原因我们当时无法播出采访,但是我在一次镜头前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个指控。”
“我问那位母亲如果去除身份是否能报道这个故事,那是首次有人真正听到唱诗班男孩的故事。”
“在书第一版后男孩的父亲联系我,说要说出更多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在今晚的四角方圆中听到的。”
Milligan 也曾和另一个被佩尔性侵的唱诗班男孩谈过,正是他的证词让佩尔被判有罪。但是他极度保护自己的隐私,不愿意对公众谈起此案。
Milligan的7.30 故事赢得了两个墨尔本记者俱乐部颁发的 Quill 奖,包括“年度最佳报道"金奖,而她的书赢得了2017年Walkley书籍奖项以及Owen Dixon 爵士年度法律记者奖。
”这个故事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Herald Sun的首页上关于警方调查佩尔的新闻。我当时不相信。" Milliigan回忆道。
”没有来源,没有引述,我很怀疑。所以我是持着开放心态开始调查此案的。“
”报道这个故事的工作量巨大。每件事都要仔细核查,需要做很多研究工作,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是很有挑战性的领域。每个用词都得仔细斟酌。“
“很累但是这也是我的荣幸。”
Milligan 从报道佩尔有关的故事到走入事件中心,她在听证会上作为证人被佩尔的律师Robert Richter盘问了6个半小时。她说这个体验也让她对法律过程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洞察。
“压力巨大。在法庭上同行们听我说话,对我报道,这种感觉很奇怪。”
“我感到我说的话被扭曲。我被控和一个告诉我他被性侵经历的男人调情,法官斥责了这种说法,律师于是收回。我感到对那些告诉我他们经历的受害者有巨大的责任,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注意到的是尽管皇家委员会说我们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如何需要更好的方法来处理此类案件,我仍然感觉好像1985年,这些建议都被忽略了。”
“我有一个法律学位,我报道法庭案件20年了,我有一位很棒的律师代表我,澳广在我身后,但是我还是感觉深受创伤和折磨。那么我想那个活下来的唱诗班男孩呢,作证的其他投诉人呢,他们的感受会是怎样。”
尽管报道这个故事有时候极为艰难,Milligan说为了那些她所遇见的感觉被教会伤害和舍弃的人,她必须坚持这个报道。
“驱动我的是漫无边际一层又一层的悲伤。” 她说。
“看着整个社区发生的广泛的性侵以及天主教会处理的方式,"她说。
”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这个报道不是为了给谁平反或辩护,而是为了那些人生被毁的孩子,为了那些不得不捡起被性侵孩子人生碎片的家人。到现在我还为他们非常难过。”
https://www.abc.net.au/news/about/backstory/investigative-journalism/2019-03-04/how-louise-milligan-investigated-the-george-pell-case/108678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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