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an fa 恨有万千结

Linda-奔跑中

by 江湖烟雨夜读书

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21）

Linda-奔跑中

电影《黑皮书》的导演保罗•范霍文是一个荷兰人，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与其说他擅长利用镜头演绎思想性，倒不如说是性思想。因此，他的电影往往仅涉及“皮毛”而非内涵，所以我对他的作品《黑皮书》也未报太多的希望。尤其是该剧的几大元素：纳粹、党卫军、犹太人女歌手、地下组织——一听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战老电影，范霍文兄涉足反法西斯题材，可以想象，大概只能指望他在“女犹太人色诱党卫军”的章节中有些新意了。

特别是该部影片的宣传画：女犹太歌手施塔因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裸露出两条诱人玉腿，引得一旁列队行进的党卫军大兵“道路以目”——十足的老套路子。我仿佛马上就可以猜到：这群武装到牙齿的刽子手们就要被犹太女英雄引入圈套，一场反法西斯伏击战就要打响了。

Linda-奔跑中

但我明显犯了错误：就像《黑皮书》这部电影一样，它的海报同样具有双关之意。施塔因诱惑之意不假，但生生加入“反法西斯”则未免有形而上之嫌——年轻女性在男性面前卖弄，从夏娃引诱亚当的神话开始，便是一种与人类同样古老的本能。男人对女人的侧目同样如此，不会因他们是党卫军还是近卫军而有所不同。这一含义似乎隐约表达了作者的主题——人性中的善恶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恶者”同样具有人性，如同“善者”一般，而其实这两者之间本无区别，人为添加的政治（或者种族、民族）属性却非要把他们分开，一个叫“恶”，一个叫“善”。“善者”引诱“恶者”一定是出于“善”的“目的”（“反法西斯”），而不是出于某种并不那么善的原始本能（女人引诱男人）。

因此，《黑皮书》的主题注定了它不是一部约定俗成的影片：

Linda-奔跑中

故事从1956年的以色列开始讲起。某个外国的“圣地旅游团”来到犹太农场参观，一位女游客惊讶的发现当地的女教师拉西姆•施塔因竟是往日故交，短暂欢聚之后，二人互留地址，再次分别。但——记忆却由此激起涟漪，往日情景如水中倒影悄然浮现：

一、扭曲的十字架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7：21）

1944年，女犹太人施塔因躲藏在一个荷兰农场里，等待着盟军的解放。在第一个镜头里，心不在焉的她拿着一本《新约》，哼着赞颂耶酥的小调——问题便由此产生了：犹太人不相信耶酥，为什么施塔因要翻阅《新约》呢？

镜头告诉了我们答案，主人的铃声把施塔因叫了过去，让她做餐前准备，既包括准备餐具，也包括由她——一个不信耶酥的人——做饭前祷告。农场主是一个严厉的荷兰人，他听过施塔因一字不差的祷告后，才给了她餐具，而餐桌前农场主的家人们，却早有餐具了。

第一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基督新教徒为了让犹太人“走上正道”而逼迫施塔因口中承认基督，否则便不得食。这便有了犹太人学习《新约》的一幕。不过，看得出来，施塔因很明白，适应这种环境比去集中营要好得多，所以很聪明地“信了耶酥”，而且还顺便耍了个小聪明：在往自己的盘子里倒番茄酱时，她故意将酱汁在碟子里涂出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种半调侃、半装傻式的“表忠心”让农场主看后哭笑不得，不知所云。随后，导演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镜头：施塔因把酱汁搅乱，一个“十字架”便这样扭曲、消失了。

导演显然并不是想以此攻击基督教，而是把第一个问题更深入一些——谁是拯救者？

在宗教的层面上，“十字架”代表了救赎，而荷兰农场主隐匿犹太人，同样也处在一个“拯救者”的位置上，所不同的是，他不仅要救今生，还要救来世，所以逼迫施塔因做祷告，改变信仰。

这个“拯救者”似乎是个“善人”，但在这组镜头中，“善人”的“善”却用“恶”的形式表达出来：凶狠的眼光、不讲情面的惩罚方式，以及施塔因的巧妙“反抗”，都勾勒出了一个个“恶”的符号：自以为是、假冒为善、粗暴、傲慢、偏见、狭隘。只要我们把农场主的这些品格稍微总结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与纳粹的反犹主义如出一辙，农场主的举动与那些烧毁犹太教教堂的暴徒们并没有本质区别。党卫军与荷兰的拯救者——他们一个毁灭犹太人的生命、一个毁灭他们的信仰，一个想拯救欧洲、一个想拯救“堕落”的灵魂——极恶与极善竟如此之近，或者说竟如此相象，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制造了毒气室里的尸体，而后者则成就了碟子里扭曲的十字架——“拯救者”的“善良”便是由这些东西所组成的！这样的“善人”，与《浮士德》里的魔鬼却恰恰相反，那里曾写道：

“——你是何许人？   
——我（魔鬼）属于那种力量，   
我总想作恶，   
但却总是施善于人。”

在《黑皮书》里，农场主是作为藏匿犹太人的基督徒，应该是“总想行善”的人，却沦落为反犹主义的精神暴徒和精神刽子手，进而变“施善”为“作恶”。其中的思辨足以令我们震惊。

西方哲学家巴温克断言：“罪恶的根源乃是仅次于存在之根源的第二大人生之谜；而且它自然也是人的理性所承受的最大难题。”人的恶由罪的方式表达出来，“罪由何来”一直是人们思考和争论的问题。不管争论者持何观点，人的“罪性”是被普遍强调的，因为如果没有对罪的洞察和反省，人就根本谈不上对自己有所理解。保罗•范霍文似乎就是一个愿意去洞察和反省的人。他的故事中，这几个开场镜头就把人性的恶恰如其分地形容得淋漓尽致，这种恶即丑陋无比，又鲜活自然；既令人发指，由完全可以理解，并竟然可以完全名正言顺地披裹着“善”外衣。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行善的往往赐人饮食，而作恶的往往夺人性命，却没有想到罪的深度≠恶的程度。赐人饮食的也许手中无罪，但心中未必无恶——《黑皮书》首先树立的就是这个逻辑。

Linda-奔跑中

二、盟国的轰炸机

故事继续下去，一日，施塔因正在河边与年轻船夫打情骂俏，突然一架受伤的美国轰炸机飞了过来。后面的德国战斗机穷追不舍，为减轻飞机重量，美国轰炸机胡乱地扔着炸弹，几乎要了施塔因与船夫的命。但农场主一家却没有那么幸运：美国人的炸弹准确的结束了这家“拯救者”的“善工”，将他们连同房屋移为平地。

在这里，导演完全可以用超过20种手段让这家荷兰人死得更“其所”一些。比如党卫军下乡扫荡，农场主为了掩护乡亲撤退，战斗中英勇牺牲；盖世太保发现了犹太姑娘的行踪，将藏匿她的荷兰人一一捕杀；美国飞机追逐德国轰炸机，德国轰炸机的炸弹击中了房屋（当然，这在1944年是很难想象的事）；德国战斗机没有击中美国飞机，却扫射击中了荷兰农场主一家......

总之，施塔因的“家”（姑且把它叫做“家”）就这么毁灭了，掩护她的荷兰“义人”（姑且把他们叫做“义人”）们死于非命，这终归是件于正义无益的事情。但促成这事的，恰恰是正义之师的炸弹，不免颇令人难堪。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以前的镜头里，正义的炸弹所炸死的，多半是“非正义”的人，至于无辜百姓的陪葬品身份，也是那些心智尚有余力的导演们才具备的人文关怀。但像荷兰农场主这样藏匿犹太人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竟然被“自己人”慌不择路的炸掉，还是二战电影中不多见的场面。类似的场景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例：《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里，苏联间谍施基里茨手下的联络员在大轰炸中丧命，导致谍报网面临暴露的危险。但《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是苏联影片，大轰炸则是西方盟军的行动，而且，《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需要这样的“事故”以展开故事情节，《黑皮书》则完全没必要这么做。

Linda-奔跑中

范霍文使用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情节，也一定包含了独特的含义。在这组镜头里，美国的炸弹制造了灾难，而救火的却是德国人。它也许是在说明一个道理：战争的复杂性决定了“正义”在战争中的宏观性。而在微观上，“正义”更多的被人性所取代：逃离危险可以不计后果，而救死扶伤则是文明社会的普遍准则。因此，保罗•范霍文大概是想用此提醒我们：不要把“正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标尺，因为它过于宏伟且大而无当。以群体正义判断要求个体无异于毁灭个性，即毁灭人性。德国法西斯的邪恶并不妨碍它的消防队灭火，而美国的正义战争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飞行员能够在紧急时刻首先想到炸弹下方的荷兰兄弟。

他们这么做与正义无关，只与人性有关。但若否定人性，则一定沦为非正义，因为所谓的“正义”，正是某一群体人性的集中体现。保罗•范霍文的轰炸机所考验的，与其说是美军投弹手的道德观，不如说是我们二元思维的底线。

Linda-奔跑中

三、阴谋与魔鬼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路12：2）

《黑皮书》的故事由此继续下去，无家可归的施塔因只能寄居在船夫的家里。倒也因祸得福，因为她“再也不用念那些愚蠢的祷文了。”就在这一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他自称“荷兰剩下的有礼貌的警察”。他提醒施塔因，她的身份因这起事故而暴露，盖世太保已经知道她的下落，因此最好尽快转移。在施塔因的恳求下，“有礼貌的警察”同意帮助她逃跑。在离开时，此人提醒施塔因“除了钱以外最好什么也不要带”。

第二日，施塔因按照父母留下的地址找到了秘密联系人诺塔里乌斯，这个人的身份像是一个地下银行的行长。只不过储户都是在逃的犹太人，而“支取密码”通常是一张合影照片。在确定身份后，施塔因从诺塔里乌斯那里取出了足够多的钻石和现金作为逃跑时的不时之需。在离开的时候，诺塔里乌斯提醒她：

“您不点点这些钱吗？”

“不用了，我相信您。”施塔因回答。

“拉西姆，不要轻信别人，这是不对的。”诺塔里乌斯轻叹一口气，脸色凝重的说。

诺塔里乌斯的话仿佛诅咒一样预示了此次逃亡的悲惨结局。虽然施塔因在逃跑路上高兴的遇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其他犹太人，并顺利的登上了开往自由彼岸的驳船。但他们这回要穿越的却并不是红海：在黑暗中，一艘德国巡逻艇不期而至，艇上的党卫军们随即向这些偷渡者疯狂扫射，犹太人中只有施塔因一人跳水逃生。

水中的施塔因看到了令人发指的场面：党卫军们熟练地搜出了犹太遇难者身上的钱财，并毁尸灭迹——整个事件越来越像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施塔因同时也暗自记下了巡逻艇上党卫军指挥官的狰狞面孔：他是第一个浮出水面的魔鬼。

整个事件以陌生人的出现为开始，以魔鬼的大屠杀结束，而在这中间又有什么玄机呢？

Linda-奔跑中

四、正义与天使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路6：27）

施塔因逃回了城市中，并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开始了清算纳粹的斗争。她的身份暂时变成了抵抗小组指挥者汉斯的妻子——这仅仅是身份上的掩护。但工作中酝酿的感情使得这一身份最终也有了实际上的意义（终于出现了保罗•范霍文的长项）。

从这时开始，施塔因越来越成为了正义的象征：被逼迫、反抗、与抵抗者产生感情。但是，党卫军军官缪勒的出现开始使得这一单纯身份变得不那么“完美”了。

Linda-奔跑中

施塔因与缪勒在火车上偶遇，施塔因一开始不过是以色诱的功夫利用其摆脱盘查的盖世太保，但在接触中她却发现缪勒是个很和善很优秀的男人。于是双方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正义便由此开始不那么黑白分明——随后，由于抵抗组织的战士被捕，施塔因受命利用这层关系打入德军总部，与缪勒“假”戏真做，以期获得情报，营救战友（在此期间，施塔因与德国人的女秘书成为挚友——这个女人就是影片开始时的那个女游客）。施塔因非常称职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除了一点——她真的爱上了缪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