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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安娜普娜（二）
再往后，远远地看见了雪山。还是一个人，已经不怕了。一路走，一路惊叹。在路上碰到了穿紫红色秋裤徒步的圆脸姑娘爱玛（Emma）。她曾经是个心理咨询师，每天接触不同的心理病人，有一天却发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病人。她可以给她的病人治疗意见，却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开处方，于是她决定出去走走。同行的Jimmy比Emma小几岁，两人都来自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小城。Emma出来旅行不久，Jimmy也跟了出来。他们看上去像情侣，可Emma和我说两人只是普通朋友，她曾经让他不要跟着，但他就是不走。她更喜欢一个人旅行，可他从澳洲跟她到了印度，又从印度跟来了尼泊尔。普通朋友，你懂的。
Emma在印度呆足了六个月，她非常喜欢那里，为了度过印度政府规定的两次入境间隔的两个月来到了尼泊尔，心血来潮要徒步，完全没有准备，穿着凉鞋就来了，抓绒也没带，上到三千米后晚上开始冻得瑟瑟发抖，而Jimmy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买了抗高反的药并没起作用，晚上根本没办法睡着，看起来他需要多呆几天适应一下。我们只好在结伴三天后分了手，我一人前往拉达（Letdar），却也不再觉得害怕。恐惧源于无知，可现在这些森林峡谷雪山大河已经不再是未知的事物。
从Manang到拉达的路途并不遥远，大家却都步履匆匆。在徒步的旺季，越往上旅馆越紧俏，我们每天早早起来，最大的目的居然是早早赶到下一站以保证有床位。越往高处走，风景开始变得绝美起来，这是一段色彩斑斓的峡谷，有着凛冽的高原气息。我一边拍照一边小声地低呼，哦卖糕的。前面一个身材巨大的西方人转过头来：这美极了，不是吗？这个巨人叫Michael，是个丹麦人，他自称身高一米九四，但我总觉得他应该有两米。我之前没有见过他，但他显然是这群徒步者中的红人，他似乎认识路上所有的人，知道每个人的故事，比如：有一对德国老夫妻一起徒步，但他们其实不是夫妻，而是男女朋友。有两个从来不说英语的法国男人，那个老一点的永远拿着啤酒瓶，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安娜普娜已经喝掉了200多美金啤酒，难怪他看上去总是醉醉的样子。西班牙父亲带着十一岁的儿子徒步，儿子已经出现了严重高反，等等。这个将近两米的丹麦巨人简直是一部移动的大型八卦播报机，其实却有着与身材严重不符的敏感而细腻的心，被我戏称为多愁善感（sentimental）。Michael与父亲感情深厚，密码锁的密码是1949，他告诉我说那是父亲出生的年份。这个父亲其实是继父，他的生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Michael14岁生日时。母亲与继父生了一个女儿后再次离婚，后来他与母亲也很少再见面，与继父却保持着深厚的父子情谊。虽然从小家庭并不完整，Michael倒也没有觉得生活有所缺失，至少言语里未表现出任何遗憾，但我却觉得他比较容易动感情，也许与成长的环境有关。我们童年和青春期的经历，总是会反射到后来的人生里，就算你长成一米九几的大个，曾经的那个小男孩还是会在你身上留下影子，不离不弃。和感性的Michael相比，我觉得自己显然太粗线条，甚至，太冷漠了。但这并不阻止我们认识和了解对方，并成为好朋友。
今年Michael再次回到尼泊尔去登岛峰（Island Peak），临行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挂掉，于是开始准备遗嘱，他希望每一个他爱的人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其中包括他的一些“第三世界的朋友”。我听后很好奇地问他，作为他的第三世界朋友的一员，自己是否被他在遗嘱里提到。令人气愤的是，这家伙连一个硬币都没留给我，原因是他觉得我生活过得还算不错。为了安抚我受伤的心灵，Michael口头给了我一项珍贵的遗产：如果他死了，我可以给我将来的儿子取名为Michael。。。对此我受宠若惊，却在听到他登顶岛峰并安全返回之后如释重负：尼玛谁要给自己的儿子取这种烂大街的名字啊！
我在拉达的旅馆再次遇到Tiina和Anne并住进了同一个房间。与Manang的“繁荣”不同，海拔4200米的拉达已经没有人家了，只有两家专门为徒步者开的客栈，旺季的时候坐地起价，但比起天朝的奸商尼泊尔人民还算善良，一个床位只收了三百卢比。Tiina的小感冒已经演变成了高烧。她咳嗽了一晚，Anne没睡，我也没睡，三个人几乎一夜未眠。我知道自己不用为她担心，她们请了背夫和向导，也有充足的预算，Tiina几天前就开始骑在马背上了，她看上去情况很糟，但我相信她能熬过去。疾病是灵魂净化的副产品，每当精神接受新的洗礼时，总会以身体的某种形式表现出来，Tiina对这一理论深信不疑。所以此时她也许身体受着摧残，心灵却在享受一场盛宴。
拉达的清晨刮着刺骨的寒风，我们都起了大早，越往上旅馆更吃紧了，我没有睡袋，所以有一床被子对我来说很重要。旅馆没有热水，水管也冻住了，我坚持去室外接水刷牙洗脸，结果一出门就踩在冰上摔了个狗啃泥，抬头一开，刚刚出发的Michael在路边对着我嘿嘿傻笑，原来比我早的人多的是。我搞不好抢不上床位了，于是干脆不去担心，心想怎么的也总得有个活法吧。下一站就是派地（Tharong Phedi），大多数徒步者都在这里休整，准备第二天的冲刺。不出我所料，这里唯一的一家客栈已经满员了，抢到床位的人都三五成群地在户外喝起了奶茶。我拿出水壶喝了几口水，看到有个小伙向我走过来，是在路上碰到过的瑞士小伙。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处境，过来说自己和朋友订到了一个房间，还有一张空床，如果我不介意可以和他们一起。他双手向上做了个投降的姿势，很认真地说，absolutely good manner，意思是说，你放心，我不会动你一根毫毛。我已经决定当天便朝高营（high camp）出发，高营比派地高500米，如果能在高营休息的话冲顶这一天难度就会小很多，虽然心存感激，但还是婉言谢绝了小伙的邀请，打算去高营碰碰运气，大不了可以睡灶旁嘛。到达高营时那里也已经人满为患了，不过我并没有得到睡灶旁的机会，Michael以及在拉达遇到的瑞典男女朋友Karl和Emma都已经试图帮我订房，但旁边的以色列夫妇听到我的名字后告诉他们已经在自己的房间给我预留了一张床。我很吃惊，没想到自己与这些人只是点头之交，甚至连名字也不太能记住，却如此隆重地被照顾了。4900米的high camp，人情很温暖。
第九天，冲刺Tharong La，5416米。四点半起床。没有想过要与任何人同行，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结伴。但出发的时候却发现Michael, Emma, Karl以及波兰小伙Sabestine都在门口等我。这么关键的一天，还是有个团队比较好，他们自然不放心我一个人。我没有准备头灯，只带了个从国内带出去的手电筒，但因为气温太低手电筒没几分钟就罢工了，我开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借着路人的灯光摸索。虽然一开始大大咧咧地觉得不会有任何问题，走了几十分钟之后我还是叫住了Michael，从包里拿出一张小纸条给他保管，上面写着我的护照号码，保险单号，紧急联系人和救援电话等。万一要出个啥事，至少也有个人关照。Michael看出了我的不安，在天亮前便没有再离开半步，一直和我共用他的头灯。我们就这样一大群人结伴通过了Tharong La。
一旦过了最高点，大家的心情都放松下来，最艰难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我们在Muktinath洗了热水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但高原大漠无情的风沙一分钟后又立马还原了我们的风尘模样。晚餐时住在同一个旅馆的十几个人在北风呼啸的餐厅里围成了大大的一桌，有奥地利夫妇，德国老男女朋友，以色列兄弟，还有神情古怪的荷兰小伙，为了庆祝大家顺利通过Tharong La，我们奢侈地点了两瓶啤酒，往每个人杯子里倒了一点点。虽然国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与文化各异年龄和身材差别巨大，但经过那一晚的畅谈我再次意识到，我们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不同，国家与国家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年老与年青之间。无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欣赏着同样一些品质：真诚，勇气，善意和温暖。浮夸偶尔当道，但时间沉淀下来的都是真东西。
四天后，我重新回到了海拔一千米以下，回到有水有电的文明社会，准备回到加德满，离开这个国家。我坐在巴士上，隔着窗户望着远处明镜般天空下的安娜普娜。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一度渴望逃离那远离人间的荒凉之地，现在却发现已经很想再回去。那在5416米高的Tharong La Pass因为太冷太匆忙太热闹而没有感觉到的骄傲感，在汽车缓缓驶离博卡拉的那个时间，重重地击中了我。我看着雪山感动地泪流满面。
小丸子，好姑娘。
http://www.doyouhike.net/forum/globe/digest/852946,0,0,4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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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的一天——（全是上海菜） (2008-12-21) 老陶 
楼主:微服出巡
发表于 2015-1-16 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