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从自己开始的医学救赎

老杏

作者是一个中途退场的医生。毫无疑问，她接受了最系统，乃至是最先进的医科教育，作为医学博士，乃至接受过博士后训练的研究者，她舍弃了最初要做医生的意愿，最后逃离了医学现场，到某跨国制药公司任职。不过她发现，医学的现场其实远远不是可以直接面对病人和病痛这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离一个叫做医学的生活事件——面对死亡和病痛，不过是或早或迟的问题——不过不是事到临头，很少有人愿意未雨绸缪。这直接导致了在直面病痛的时候，人的慌张无措。多少人是被病痛击倒的？多少人被“冷漠而僵硬”的医疗体系拖垮？多少人毁于不负责任的医生？多少人死于自己对于医院和医生的一厢情愿？而作为医院体系和医生本身，在被人病诟甚深之处，有多少一时不可开解的无可奈何？那个依然还闪烁着神的光芒的医学，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制药业的附庸？

2005年7月，国务院研究中心承认，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还有很多此起彼伏的关于医疗、医药和医生的尖锐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些作为这本书的模糊背景。不过这部书稿不是关于这些宏大题目的讨论，细而言之，作者更关注的是，从一个经历了医科学习、医学研究和医药推广背景的普通人的角度，诚恳地传递一些尽量中立因此也显得比较有用的思考：在一切都是现实的情况下——而这个现实还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实，更多还是全球的现实——我们能不能换一种并非简单批判的态度来面对现在的医疗环境，作为普通人，我们能不能力所能及地了解一些关于医院和医生，关于医学的现状，更有效地、更聪明地使用这个体系，为我们赢得最大的保护和照顾，让我们更从容地去应对病痛，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批判是容易的，谩骂则更为容易，不过每个人在开始迈入疾病王国的时候，一切情绪都显得单薄和无效。救赎需要从自己开始，这很具体，也并不耽误我们从整体上关照这个自身问题重重的系统，积极促进它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欧歌，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读博士后。现任职某著名跨国制药公司。

老杏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消失了半年，终于又来上班。这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季节更替，从春天到秋天。比如旁边紧邻的街道一夜间冒出了装修得纷繁多姿的咖啡馆。比如我的一个朋友生了病、读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我们还几乎在同一时间去书店抱了本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回家……

同事上班第一天，我约她中午出来吃饭。走在去餐馆的路上，我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半年的变化，试图打破有些尴尬的气氛。因为，这半年，对于四十出头的同事来说，发生的事更多、更重大：她陪着半年前突然诊为癌症的丈夫，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路程。这半年对她来说，意味着亲历了靠得最近的生和死，最终看着病痛。

除了象郑钧唱的“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温暖”之外，我请她吃饭是因为相信她对于生老病死之类的话题已经不再忌讳，所以才有勇气请她吃上班后第一顿午饭。我还相信在写完这本书之后，自己的神经也变得比较坚韧，能够面对得了她可能会谈起的生老病死。没有足够粗壮的神经，怎么能抵挡得了可能的痛哭流涕的悲剧场面？又怎么能对着一个亲眼目睹生死的敏感心灵，去谈论不可避免的冰冷话题？

那天吃饭时，同事果真说到伤心处，流下了眼泪。她也果然和我说起健康和疾病、生和死的话题。除此之外，她还说起在这半年里她读到的徐晓的《半生为人》——又一本和疾病有点关系的书，她说：这本书给了她四十年来最贴近的思考。她还说：没有思考，内心实在难以得到平静。

翻开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第一页写的是：“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我们人人难逃病人的身份——无非是个迟早问题。我们迟早必须面对自己一堆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也迟早会有面对医生和医学的那一刻：可能是作为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关节炎患者……可能会作为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或者是因为一次单位体检才偶然发现高血压高血脂……每个人在自己成为病人之前，有可能因为亲人或者朋友的缘故更早面对病患——但事实是，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做聪明病人，也并非人人能做成聪明病人。

现代医学正一步步变成科学“横行”的世界，那些头戴新概念面世的新药、巧夺天工的医疗技术、汪洋似海的研究进展信息，正象现代健康生活里的娱乐节目一样铺天盖地，我们渐渐生活在赫胥黎描述的“美丽新世界”中，他预言——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似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生活在这种“美丽新世界”的我们，在信息拥塞的现实中忙于分解注意力，忙于被导游一览、速成手册、快餐文化和心灵鸡汤抓住，琢磨如何创业、如何管理、如何成功……确实不大有功夫去考虑面对疾病王国这种极端处境——结果通常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被生活忽地抛向了坚硬冰冷的本质。“美丽新世界”中让人麻痹、舒服、懒惰的糖衣被剥去，只剩下一个人，赤裸裸，面对陌生和让人厌恶恐惧的一切。人从未如此孤独。这时，他比往常更需要自尊和自由。而思考，几乎是通向自尊和自由的唯一路途，只有它能带我们进入平静和坦然，我们可以籍此找到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也许不是完美，但起码更好。

在我们或者我们亲近的人生病时，我们必须面对眼前的整个医疗世界，面对这个医疗世界暴露出来的各种缺陷。这个“庞杂的、势利的、官僚的、自负的”医疗世界，它潜在的问题一一暴露在我们眼前：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生日趋冷漠，对性命攸关的大事掉以轻心，先拿红包后上手术台；医学分工过细，病人成了一部零件出了错的机器……然后，我们开始了愤怒和抱怨，这世界不乏一些愤怒的病人。但是别忘了，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玩场情绪游戏，更不是为了让愤怒和抱怨这些“负面”情绪，来加重疾病。不完美的现实象团泥沼，让人很容易忘了最终目标，并在现实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但如果告诉你，现实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必须生存的看上去粗糙不堪的环境，或者说，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改变的环境，或者说，正以缓慢的速度力图克服缺陷的环境，我们能做的就是——直接面对它。不仅直接面对它，还要动用自己所能，找出迂回之计，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面对它。因为这世界可能没有完美的解决之道，但起码有相对更好的解决之道。

事实是，似乎只有进入了疾病王国，我们才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出错的身体，面对疾病，面对死亡恐惧。这时，我们需要去给许许多多的问题找答案：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会对死亡恐惧？我们如何主动地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理解疾病的意义？面对医生时，能否改变病人的“弱者地位”？怎么和医生进行沟通，得到我们希望的医疗？我们如何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如何赢得医生的注意力，尽可能获得最好的照顾？……这些问题，它们已经超越了医疗世界本身，而是和我们自己有关，需要我们自己去主动解决。但这些问题里的绝大多数，我们很少真正认真、透彻地思考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偷懒”地把这些本该由自己去对付的任务，也一并推给了医生、推给了医疗制度，希望他们能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治疗方案一并给我们备好。而我们似乎只是那个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或者在医院的走廊里溜达，被动等待结果的人。在我们严格审视生存环境的时候，又何时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去关注来自心底的声音，去关注那个近乎丧失思考能力、思考要求的衰弱的“自我”呢？

一个人在疾病王国所面对的，不单是众人抱怨的糟糕医疗环境，还有作为人而非动物，那些来自他心底的声音。如何面对这些声音，是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战争。

老杏

在十七岁那年，一个朋友向我描述协和名医林巧稚的纪录片。听完之后，怀着一股理想主义冲动，我考了医学院。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对我来说，这八个字眼闪着某种能带我超越平凡的光芒。但在八年的医学生教育结束后，我没有穿上白大褂，带上听诊器，去做一个医生。这些年，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当医生，真可惜。

在上大学时，常会听到老师讲他们的老师的故事。讲内科的必定会提到协和消化科名医张孝骞。张老形容自己面对每个病人时的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给病人查体时，每个细节都不放过。一个曾经大家都诊断不了的疑难病人，他通过查体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而确诊了一种极罕见的病。据说，他诊断的这例是世界第八例。上妇产科时，几乎每个老师开讲前都会先讲一段妇产科名医林巧稚的故事。据说，林老的办公室总是很晚才熄，她能守在产妇的床前，握着病人的手，直至病人度过危险期。就在1983年她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连接生了六个婴儿……但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稀少。

在年轻时，我曾把自己的中途退场原因更多地归为医生这一职业，正面临着某种宝贵的人文精神的普遍丢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埋怨和批判。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五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八 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在我渐渐接近医生生活的路途中，一个现实放在面前——当年打动、鼓舞我填志愿的林巧稚记录片中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也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这样的失落，最初促使填写志愿的那种生活方式失去了寄托。身穿实习医生白大褂的我，成了无脚鸟。像每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我喜欢去一知半解地抱怨、一叶障目地感慨，去真诚或者偶尔充满姿态感地愤世嫉俗。这些情绪在一刻间，似乎能给人以发泄、释放的快感，但可能永远也抵达不了本质。我们现在身边充斥的各种各样对医疗体制的批判和质问，其实也象我年轻时的愤怒情绪一样，浅薄而花里胡哨，很多时候让人觉得解气，解气之后除了沮丧便无所收获。

一个北大教授说的很有些道理：我们作为人，似乎总喜欢站在身处的时代，缅怀过去，针砭时弊，痛心这一代不如上一代。但放心吧，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没有人们说得那么惨，每一个时代的感慨似乎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确实是在前进。

医学确实是在前进。想像一下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那时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而就在大概一百年前，医生手中还没有青霉素、阿司匹林这样的化学药物武器，更不用说可以精确定位病变的核磁共振检查、神奇的射频消融了。但是我们作为人，站在身处的这个时代，面对疾病时，却在无限缅怀过去流传的一种叫做“医德”和“人文关怀”的东西。

我曾从北京移居上海生活过两年。一开始因为一个熟人也没有，我作为作为一个曾经的医生——那时作为一个患者也曾经很困惑地站在医院的门诊楼里，不知道如何跟眼前医院强大的官僚体系接上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看病对我来说，同样充满了不安全感。这时我更强烈地体会到，一个无助的病人多么期待能遇上可以全心信任的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关于医生的形象定位基本已成了：冷漠、没有责任、急功近利、物质先行。医生就是“冷漠“、“不负责任”、“红包”这些贬义词的代称。周围的那些生过病的朋友也常对我抱怨医院风气日下，甚至我目睹身边有的朋友成了医生玩忽职守的牺牲品。这些朋友几乎以控诉的口吻，向我描述着他们悲惨的就医经历。

真相很少寄生在那些脱口而出的牢骚、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怨愤中。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来自医生的“人文关怀”，因为我们面对着其他类似“看病费用过高”这样的问题，便因此连带否定了整个医疗世界。其实客观地说，眼前的这个医疗世界，根本不比几十年前差多少，甚至它比几十年前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对那些制定宏观政策的人继续保持期待之外，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医疗处境？

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

在八年医学院生活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没有选择做医生。本以为一旦退了场，身后那个热闹、喧哗、泥沙与黄金同在的医学世界便与我无关了。但其实没有，以医学为场景的事件，大大小小，其实贯穿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你我都一样。

在毕业后的这几年间，我目睹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病人。往往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是自己摸到突出身体的一个肿块，顷刻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必须面对出了问题的身体，面对突然袭击的疾病，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周旋、挣扎。身体，出了错的身体，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思想，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对身体视若罔闻，一无所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试图从我这个已经退场的医学生这里了解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更害怕两眼一摸黑地看病，害怕碰到冷漠医生，希望我能介绍几个熟人医生。

这些朋友都还年轻，大病突然降临，他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还有几个熟人，能认真仔细地给他们看病。我看着他们中有些人在屡次濒临崩溃的折磨中扛了过来，重做好汉一条。但也有一些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

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我看着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是多年好友的妹妹，二十来岁的她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这种场景，简直布满了生命的讽刺意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那条生命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看着她无助的父母，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她的父母几乎花光此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了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在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另一位是香港歌星梅艳芳，用罗大佑的话说，“代表了真正香港精神的阿梅”。患上癌症的她，本来找到我们公司希望能用我们公司的研发药品。老板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阿梅的情况，希望能给她最后的治疗可能。那时我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2002年冬天为了看一支来中国的英国乐队ＳＵＥＤＥ一眼，稀里糊涂地花两百块买了张票，在上海大剧院看了场叫做华语榜中榜的晚会。坐下时，晚会已经开始，台上是阿梅和田震一起上台颁奖。她唱了首《长藤挂铜铃》，她周身独特的气场控制着整个舞台，她的精神气和打扮在整台晚会的脂粉气、和稀泥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几乎是在知道要和她面谈时（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才开始去真正了解她，买回她所有的专辑和电影，听她的歌，看她的电影，还有她传奇的人生。她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独一无二，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梅艳芳象数字中的质数，古怪，不知逢迎。对一个并不柔软的人来说，这样的女人总给我更多亲近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不同寻常的气度和风范，以强烈的方式触动了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触动来自心底，它提供给我另一种面对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带着这样莫名其妙的强烈触动，我更希望自己能尽份薄力帮她面对疾病。我详细地准备了产品介绍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字字用心。但就在我感觉已经在内心很接近她而且现实里也快见面时，她最后还是把不多的时间尽可能地给了舞台，“如果现在不演，恐怕以后就没得演了”。曲终人散，她只留下大家一个背影。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她的故事看成了悲剧收场，伴以一阵阵叹息声。让我感觉更痛心的是，这位我越来越尊敬的传奇人物，似乎也把自己的经历看成了悲剧。我多么希望人们能把她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我更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在得知她离去那一刻，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以自己舒服的方式面对疾病，多一份尊严多一份自由，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对付疾病所能完成的最好结果。

其实一个病人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战胜病魔。

老杏

我曾经在一家新兴生物医药公司做抗癌新药的研究。我们产品的治疗概念很新鲜，时常有各国投资者找上门来，也时常有一些已经试遍已有治疗方法的病人主动找上门来。我们甚至开始去找国际大公司谈上市后合作推广的事。我经常忙于整理成打成打的幻灯，从原理到试验，五六十张幻灯一一陈述。有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快接近某种可能会成功的理论天堂了，甚至自己相信癌症治疗真的会因此发生些改变了。

但当这些理论被现实证明延长了几个月的生存期后，当我翻着桌上成垛成垛的国际试验资料时，当看着亲近或是敬重的人离开时，我就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也许，人们离真正掌控生命的那一天还远着呢。或者说，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去正视一个现实：疾病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几个月的生存期在医学上是有效的，甚至也是重要的技术突破，不过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巨大的痛苦，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开始对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机体产生了期望，这个期望越高，投入越大，对病后的生命质量影响就越大。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跟我打听“伊丽莎”，这个名字我太熟了。它是一家国际大公司开发的新型治肺癌的小分子靶向治疗药，可以口服，副作用比化疗药物小，但真正的疗效那时还在验证中。

朋友的婆婆患肺癌，在去世前她有着超强的求生热情，忍受了化疗、放疗的所有痛苦，最后的希望就是这个叫“伊丽莎”的药丸。因为当时还没在中国上市，许多病人千方百计打通关系托人从国外带。我见过许多肺癌病人都不惜千金搞来“伊丽莎”，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粒昂贵的小药丸上。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搞文科的朋友好奇地问起我所做的抗癌研发。我深有感触：“生存期是大家常用的一个词，从科学意义上讲，抗癌的效果在于延长了生存时间，哪怕是一两个月，都可能算是有统计学差异，算是成功，算是有效。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这个时间对一个病人意味着什么实在很难说。面对疾病其实不仅仅是医学这么简单。”

我依旧在读那些为制造出一点新花样而欢呼雀跃的学术理论和最新发表的文章，依旧在朋友生病的时候接电话，提供一点渐渐不再新鲜的医学知识，然后提供两三个可联系的熟人医生电话。我不禁自问：在医学概念中，活着就是赢，但是在生活中呢？我们有身体，有感受，有亲人，有全部的生活，活着应该是这些全部质量的总和。

自说自话的医学？

对普通人来说，医学是晦涩的。跟我们所景仰的很多学问一样，有着所谓的大词儿逻辑。生活里涌出了一本本教人如何经营如何成功的智慧宝典和心灵鸡汤，这些是身体健康时考虑的大事。然而，却很少有人去生动地关心人在疾病王国的生存，以并不晦涩的语言告诉我们医学的真相，告诉我们如何拿出全部人生智慧，去做一个聪明的病人，去面临无法逃避的死亡。

我很喜欢一本叫做《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书。作者自学了六门语言，喜欢一切似乎低俗和不上道儿的学问。他戴着一副墨镜，模样和经历与一贯的科学家形象很不相符。他决定和正统学者们开个玩笑，写本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除了揭开那些被遮掩事实的井盖之外，他还想试图向人们说明一点，其实文明历史中有许多看起来荒诞可笑的细节，但在写历史时，这些包含着真相的杂音常被人筛掉，总被省略不计。因为按照正统的思维来说，这样的事实列举出来总让某些人的神经承受不了。于是，有人愤怒地评论他是在和正统叫板。而这位戴着墨镜的作者在序言里说：

“我们拿教科书来说吧，历史总是遵循着这么一条逻辑线索：有某些伟大的战争，然后就是某些条款，再后就是某些伟大的男人和女人。”
“当我读到有关过去的几乎所有的事时，都会发现作者的方法太符合逻辑了，太有秩序了，太狭窄了。其实，历史是凌乱不堪的。”

我们来看看书中讲述的医学里那些可能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被视为“怪诞的狂人”作者历数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在作者看来，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页……这些医疗活动在当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然后胡闹。

在我们大家抱怨现在的医疗何等地让人失望的时候，其实在过去，医疗更不怎么的。这位作者有些夸张的感慨，多少说出了大家可能都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在过去，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拜伦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无奈地摔死在这个令人恐惧的深渊里。

不仅如此，一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医学野史，其实也隐藏着几丝讽刺的味道。比如，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八颗牙齿，其实是从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嘴里拔来的。而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除了历史学家分析的各种理由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痔疮发作，使得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部队。所以，“历史不再是按照逻辑从战斗走向战斗，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些表面上看似荒诞可笑的细节，其实提醒了身体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存在，对医学一样重要。但这些细节，因为不符合人们赋予医学的严肃面孔，总是被忽略不计。

看看我们教科书里的医学，从来都是从经验到实证理论的飞跃，从来都是什么时候医生开始使用听诊器，什么时候外科器械开始出现，又是什么时候核磁共振检查仪器问世。那些句子的语法，是理顺的医学语言，套上了标准的、统一的医学表述面具。作为医学生，从年轻时就把自己凡俗的六根摘净，进入这样的标准化、消毒水世界，学到的是一些刻板的、事先被人梳理好的史实和资料。我们很少能听到一点鲜活的、具有个性的观点，更别说离经叛道的见解了。

看看我们能读到的医学读物，闻上去也是一股消毒水的刻板味道，大都是《防病治病一百》之类的患者教育简易教材。医学似乎很不乐意用另一种轻松可读的语言说话，很不乐意被用另一种“不严肃”的方式解读，结果就是，给普通的病人带来了距离感。病人无法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了解疾病，了解医学。

可以说，医学的世界近于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世界，行话、术语、专有名词充斥其间。因为医学是和健康、和生命、和死亡有关的，一直以来，人们似乎认为严肃、刻板是医学最好的表达方式。医学的每次出场，都是以近乎八股的形式，以行话和专有名词先把自己包裹起来。而这些，对于不熟悉这种方式的普通人来说，陌生感和无助感油然而生，距离一下子被拉开。我们感觉不到一个温暖的、贴近的、有血有肉的医学存在。如果不能了解疾病了解医学，我们又如何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医学的这种陌生感、距离感，其实不是医学本身的错，而是表述的错，它没能以最恰当的形式出现在医学圈子之外的人们面前，出现在最需要它的病人面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容忍象《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作者那样的口吻去描述医学呢？它起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更人性化、更有趣、更鲜活的方式谈论医学，这正是圈外人士需要的读物。

我曾经听过一个吹萨克斯小有名气的老演奏家的讲座，这位脑袋后面梳着马尾巴的艺术家除了对Louis Armstong烟雾一样的爵士嗓推崇备至外，还认真地对我们说：医学也是一门艺术，其实各种艺术最终抵达的境界是相通的，比如一个外科医生能弹手好钢琴，一个内科医生喜欢吟诗作画，都能修身养性，最终在面对病人时会一并连着医学知识回馈给病人。“生命虽短暂，艺术却长存”，希波克拉底自己就希望每个从医的人能把医学最终做到艺术的境界，这和多样化的生活密不可分。

而Atul Gawande就是这样一位人文化医生。这位在美国波士顿行医的外科医生，喜欢思考、有很多酷想法的医生，在他《并发症》一书的扉页写着——医学，一门不完美的科学。这位《纽约客》的医学专栏作家，哈佛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一手紧握手术刀的同时，仍旧像呵护财富一样让自己保有开放、活跃的思想。在他的身上，没有染上消毒水味道的古板医学气。他喜欢摇滚乐，“没有比摇滚乐里的生活更美妙的了——当然我指的是很棒的摇滚乐。”换了大部分没什么业余爱好的医生，肯定会说句脸谱式的话，救死扶伤是最美妙的生活。仿佛不这样，就不能维持医生的形象。但这位音乐爱好者的喜好并不妨碍对医生这一职业的投入，甚至有可能更深化了他的思考。这位喜欢THE WHO和鲍比迪伦的外科医生，一手拿着手术刀，一边思考着医学背后的问题，最后集成了《并发症》这本书。人们评价说，他的文章就像他的手术刀一样，刀刀稳准，切中要害。这些文章消解了医学刻板面孔，但不妨碍把现实解剖给你看。

但是看看我们身边所能读到的医学读物，他们的作者大多没这么有趣。仿佛不板起脸来，不行文晦涩，不带着消毒水味，就不能在读者面前获得权威性和说服力。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个进步与缺陷并存的世界里，去拿出自己全部的智慧，直面疾病王国，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自从学医近十四年以来，医学展现的是一个无比纷繁庞杂的世界。一个聪明病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不是这本书可以涵盖的。可能更多的时候，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因为曾经受过的医学生教育，因为我多年来怀揣却未遂的人文化医生的理想，因为曾经做过医学的基础研究，因为现在每日从事的医药工作，因为期间我目睹过种种患者、朋友生病的经历，这样的思考，也许具有了某种多样性和多角度。我希望用这种理性唠叨的方式，和你一起说说关于生病这件事，关于医生医院和病人病患这种共同奋斗、但多少是互相很难谅解的奇妙关系，但愿这多少能促使你重新去打量我们生活中的部分真相，重新调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老杏

从某种程度而言，病人和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带有很多非理性的气质。病人期待着医生身上神性焕发。至少也可以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这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一个台湾网友在网上贴一篇文章《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決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沒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來，在我最绝望的時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对医生有这些理想化期望很朴实，这么想的也不在少数。但事实是，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发展史上所占的比例。这件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
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我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真正了解多少呢？

为什么有些人从医生这一行中退出？

也许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官僚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他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眼前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冷漠。如果还有个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曾作为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它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而且，医学其实并不象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越来越峰回路转，但最后难免一败。

医学院一毕业，就象第一个过滤站，过滤了一些起初一腔热诚然后心有旁骛的医学生，不管以什么具体或者抽象的理由。他们有的出国，有的进医药公司，有的改行。只是留下的也不是支纯粹的队伍，有的还象当年填志愿时那么喜欢做医生，大部分人则是一时想不好还能去干其他什么工作，于是也去了医院。

进制药公司后，我遇到许多这样一开始或是中途离开医学现场的人，他们分布在公司的各个部门，观望着医院生活，在医学的外围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忍受不了医生生活的辛苦和没有规律，有些人适应不了医院里的派系斗争——虽然这样的斗争哪里都有，有些人是怀着对这个职业的爱恨交加忍痛离开的。有的人是质疑医学的发展已经渐渐受控于制药行业，那还不如直接投身做药算了。

再看在医院里，也是几种人混在一起，有心甘情愿一辈子从医的，有无可奈何把医学当饭碗的，也有无可无不可的。只是在病人看来，他们都叫“医生”，他们的形象也都是共有的“医生”形象。这些病人，对他们职业背后的动因也不得而知。有时和在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一起吃饭，会听到有些人在饭桌上强烈地质疑医院生活，但末了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先干着再说吧，别的也干不了。

医生，是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冷暖自知的职业。他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被强行赋予的神性

1983年，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说的就是医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愈后而已。

医学院的学生都会接触到“蛇杖”这个造型。具体说来，就是一条蛇缠着手杖——至今仍然是西医的标志。在古时候，因为蛇的外形，人们一方面觉得它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身上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蛇渐渐地被抬升为权力、先知、智慧的象征。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在出诊时，就总有条一米多长的蛇跟着他。他的手杖上刻着：“生也有涯，艺术无涯，历练难哉”传说中，最初是半人半马的基戎把阿斯克勒庇奥斯调教成了能干的医生，让他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在荷马时代，他虽是个名医，但仍然是个人而已，到了特洛伊之战后，才逐渐建立神的地位。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神圣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实习时，我看了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说的都是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 of GOD），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的，叫《学做上帝》(learning to play 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我们几乎与生俱来地，无一例外地，习惯祈求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于是，这些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我们期待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提供所有帮助。而我们在看病这件事里，干了些什么呢？任务尽数甩手给医生，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干，只管生病？

从某种程度而言，病人和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带有很多非理性的气质。病人期待着医生身上神性焕发。至少也可以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这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老杏

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就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

一个中国医生的诞生，要比一个美国医生容易得多。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和美国培养医生的不同教育体系，确实使得中国医生的素质难以掌控，难以一言概之。这使得大家在评价中国医生时，除了拉出华佗、张孝骞之外，常常会拿现在的国外医生进行对比。

在中国，在最鼎盛的“社会大办学”热潮时，曾经有“县县办卫校，区区办医专，省省办医学院”的红火景象。即使现在，也仍然存在为发展教育盲目扩招的问题。在中国，大凡是一定规模的城市，都起码有一个医学院，至于像解剖学这样的基本课，有的规模小的医学院可能连尸体都摸不上，老师直接对着挂图跟下面一百号人讲“同学们，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在中国，一个医学生读书的年头，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其中，多为三到四年的专科，五年的本科。大大小小的医学院教育培养医学生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医学生大批毕业后，导致了就业的难题。虽然中国的医生占人口百分比还是很低，但其实目前城市里大医院的医生已经饱和。在乡镇小医院里，则不乏一些医专及卫校毕业的人。那些进入比较低级别医院的，管理相对更不规范，收入低的同时带来的回扣和红包现象更明显。但所有这些人，被叫做医生。其实，这支叫做“医生”的队伍良莠不齐，面临的生存环境也各不相同。记得在神经内科实习的时候，一个从外地二级医院来进修的医生，同情地说：不到协和不知道这里的神经内科医生原来这么穷，在我们医院开每一份核磁共振检查，医生都有回扣的，收入比这高多了。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显得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要统一得多，标准化得多。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比而言，这样的背景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在30%到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万6千名医学生。每年的医学院招生会根据需求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的队伍里，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病人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灭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仿佛这个队伍里个个都是品德败坏的恶劣分子。

如果我们再去看看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生存的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坚持清贫读医十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象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时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象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这可能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医生，“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就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

一个医生留给患者的印象可能和他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两回事。有的人也许不会那么细致关怀，但是作为医生，他也许更了解为病患处理的核心要素，乃至根本就是这方面的高手——确实，他无法让你感到亲切，也许也无法让你感觉受到关注，不过在一些关键环节，他们能够高明地解决问题——这虽然不符合一个彻底高尚的医生的形象，不过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一厢情愿的设想，还是应该感恩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夫。

一个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不值一提：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笑话。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频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多样性出现的同时，医生为什么无法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个骨科医生关心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旷、不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他们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首先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身上也会有人性的弱点，然后才是医生。

老杏

除了医德之外，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中国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医生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中国医生到底有多糟糕？”我们听到这样的抱怨和怀疑实在是不少了。我只是想说，有时我们在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会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只不过，一个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他可以千方百计去交一个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他虽然挂不上号但用各种真诚的方法打动一个专家让他能给加个号……聪明病人要对付不是一个庞大得摸不到边的医疗世界，他要对付的也就是七八个人。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我们不能动用自己的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还是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陪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讲课。在晚上返回的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温州病人打来的电话。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年轻女病人刚刚怀孕，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八点看到晚六点，七十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六十的专家。她说：“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虽然社会上关于医德的舆论很多，但你要看是什么等级的医院，看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科室风气。不过，我也碰到过缠人的要打官司，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翻版。”

在实习的时候，去协和妇产科门诊跟着一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用她的大嗓门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老教授听了，从口袋里掏出一迭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记住一定要治，不能耽搁！”

在广东，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因为他自视清高的性格，四十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多少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看，在广东已经有医生知道如何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有两个美国人写了篇叫做《医学院里理想主义的命题》的文章，想把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讨论个究竟。他们说：“当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奋斗之后，玩世不恭的人那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就开始抬头”，最后占了上风。这两位美国社会学教授在医学生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什么呢？标明“理想主义者”的医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而“玩世不恭者”一年比一年多。

他们的论调悲观了点。看看我们周遭的环境，有时毕业的医学生们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因为大部分人都那样了，他们的周围就散发着这么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但我们必须得承认，一部设计得抓人的剧本，总是在剧烈冲突时激发并展现主人公性格里潜在的部分。这时候，一个普通的医生有可能在某一地某一刻，被激发出平时没能表现的部分，神性瞬间迸发。虽然不久之后，一切可能又回归往常。我们身边的医生队伍，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糟糕。

人是多么复杂的东西，大多时候不是非A即B，而是处在A和B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移着，作为凡人的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显然，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大伙儿真不希望他们在灰色地带里耽搁太久。

除了医德之外，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这种差别，有点类似于我所见到的一种写作软件。在美国，一些作家、剧作家就使用这种软件。他们把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输进去，选择情节的变化类型，然后电脑就会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故事。这种写作软件真是流水线工作的绝好武器，但在便捷周全的同时，也失去了写作最吸引人的魅力——就是不可言传的灵感火花，同时也失去了整体感和连贯感。美国医生的思维方式，更多的也带有这种电脑软件的成分。他们似乎更刻板地遵守医疗程序，更依赖于各种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等所有这些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之后，他才会象电脑软件一样得出一个结论。他面对病人的第一步，是先收集数据。而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这种综合感觉，是往软件里输入一堆数据和检查结果，通过精确的算法所无法推断出来的。中国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医生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病人，比在中国强，比在中国受气少？美国保险业的规范和普遍是一个原因，另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医疗感觉差异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叫做“家庭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桥梁和纽带。在美国看病，先看家庭医生，病人可以从名单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家庭医生。如果家庭医生处理不了病情，会转给专科医生。这支庞大的家庭医生队伍起到了看门人“把关”的作用，进行对疾病最基本的管理和事前控制。他们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关心病人的情况，还能和病人保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也为专科医生节省了很多精力。一个专科医生至少有七八位家庭医生的支持。由于美国的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不同的家庭医生看同一种病，收费的价格也相同。可以说，家庭医生这个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里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在看病的初始阶段就解决了病人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我们对中美医生的粗略印象，其实更多的是他背后相对科学的医疗体系表现出来的。要是论医术，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向我描述中西差异：“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得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还是中国的某些医生更厉害。我一个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教授都会跑来看。”中国医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糟，在中国做病人也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背运。

老杏

我们会孜孜不倦地要求在医生身上看到一种叫“医德”的东西。所谓伦理，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自然而然怎么做。但是医德，和别的“应当”似乎不同。它是一种大众永远不会否认、自己也永远无法否定的“应当”。或者可以这么说，医德是医生这个行业存在的前提。

问题是，无论是医生还是医学本身都根本不可能承担这样的“应该”和“必须”。在美国波士顿的外科医生Atul Gawande，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就叫：“孰能无过？”

他说，“医学是讯息万变的集合体，我们得到的讯息不一定靠得住，而执行医疗的人不免会犯错，同时面对的却是性命攸关的事。”在这位热爱摇滚的哈佛医学院高材生看来，医学里没有我们吹嘘的那么强大，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事实上它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他引用了哲学家认为人类为什么会犯错的原因。一是知识有限；二是能力不足，三是无法克服的“必要错误”。有些知识不是由科学可以得到的，在面对世界万物时，在我们尽己所能以为到达了知识的顶端时，生命的奥秘可能还在顶端之顶端。面对这三种可能导致犯错的原因，医生们在寻求最后的生存底线——医德的底线。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创下了从医誓言“为病家谋幸福”，其时，流行于中国的版本则是“医乃仁术”。但“谋幸福”和“仁术”在现代，因为崇高而赋予了凡人们不能承受的沉重。那些说不上受命运的招引而从医，但也希望在上班时做个不错的医生的人们，终于给自己找到了底线——不伤害。换成另外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尽可能少杀人这一底线的源来可能和一次全世界的大会有关。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开了一个叫做“世界宗教大会”的会议。从全球各地赶来的各种宗教的代表云集，他们提出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在这个宣言里说：各种宗教间的共识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础：“不杀人，不偷窃，不撒谎，不奸淫”。这四个“不”日后成了大家口耳相传的——道德底线。

在崇高追求与无情现实的反差之中，这种“底线”可算是为凡人们找到了一条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医生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医生是最关注这一条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的凡人。这样的“底线”公布之后，几乎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质疑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世风日下？是不是这意味着崇高精神的沦落，消失无踪影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渐渐进入流于技术化和物化的世界？

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医学伦理方面的文章或者书，就会发现：“不伤害”正被换成各种各样的同义词句，出现在大家面前。比如，一个叫Oscar London的医生写了本《尽可能少杀人》（Kill as few people as possible）。他在书中列出了作为好医生的57条规则，其中规则9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如果我们以“不伤害生命”做一个负责任的“扩充句式”，可能是这样的：
· 不伤害生命。
· 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 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 怀着为病家谋幸福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最后，又回到了崇高的层面。

只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每个医生生活在不同的道德层面。只有发自内心的自律，才能最终成就一个病人期望的好医生。只是，也别忘了现实层面的切身问题。比如，这位写《尽可能少杀人》的医生说，除了尽可能少杀人外，别忘了——“拥抱病人，雇个律师”。

聪明病人 面对并非万能的医生

回到台湾网友写的《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
——医生半天看三四十个门诊，如何做得了每个病人的“温情使者”、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沒有钱。
——如果这样，谁来给医疗费买单？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美国的医生们发牢骚说，医生常常因为对病人不够关心、或是接触时间过短而受指责，但在现在的经济化医疗体制中，只有具体的医疗操作被合理地订了价，关心病人、教导病人根本就不值钱。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
——医学生的课程里，医学伦理和医学心理学形同虚设，内容空洞，上课几乎就是走过场，也从来没有讲过沟通技巧的培训，很多医患矛盾由此产生。何况门诊时间只有七八分钟？如何在七八分钟里达到最有效的沟通？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
——这样的医生，又如何能医院的小社会里血拼，如何幸存到日后值得你去挂他的教授号？

事实是，虽然说“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但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医生队伍，然后我们面对的是一片长不出神圣的时代土壤，最后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面对的只是个医学专业知识超过我们的凡人，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办不到的全部寄托给了他——在生病这件事上。这时，我们不如自己也动手去做点什么。因为最后你会发现，如果生病的时候首先一厢情愿地相信甚至拔高医学和医生，然后把自己天真地交出去，乖乖地按照所有既定的程序看病，你完全放弃了立场和主意——相信我，医生也最喜欢你这样的病人——不过说到底，你只能靠运气了，也许你运气很好，也许不大好，这时候，原则上说，医生只要没有突破底线——尽可能少杀人，你无法指责他。

老杏

而怎么去了解一位医生真正的医术，是需要去多问问圈子里的人，多试几个医生才能知道结果。可惜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都没有现成的名单问世，只能我们自己去研究。想方设法去交几个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会帮助你了解更多的情况。

医生不是一天两小时好状态的厨子

去年，陪我妈去心内科门诊，复查她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病情。

几年前，我在医学院时，曾以白大褂的名义要了个女教授的门诊号。自打被这教授听过诊后，我妈一直保存着那次的病历，有时说起女教授来，满脸崇敬之情。这次带我妈去看病，因为没了那一身白大褂，只好托人找到女教授的徒弟要了个号。弟子在电话里嘱咐我说：“上午十一点以后来吧，别太早了。老太太门诊很忙，能给加号就不错了。还有，记着看完了一定要谢谢。”

我们到门诊时，一屋的病人、家属、实习生把老教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教授在重重的包围中已是严重缺氧，两颊鲜红。十一点半，有实习生招呼我们进门。老太太简单地问了问我妈的病史，翻了翻病历，看见自己几年前的字迹，便刹那心领神会地明白了。她给我妈查了体，开了药。这期间，我妈高度专注，虔诚地看着老教授，期待着她能多说一句再多说一句，仿佛这对她是莫大的安慰。七八分钟后结束了，我象她弟子吩咐的那样说了声谢谢。我妈出门后问我：七八分钟，这就算看完了？似乎很不过瘾。我说是，其实就那么点事情，再说她以前也看过你。但显然，我妈的期待不止于此。

我妈又问：怎么觉得我说病情的时候她似听非听的？也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这回，我似乎一下子找不出什么词了。想想，要不是我还认识几个熟人能要到门诊号，一般来说，人们能被专家看一次很不容易。但因为跟专家一起出过门诊，我也知道其实除了疑难杂症和危重急症，这些专家一般病人开口说上几句话就知道个大概齐了。但显然，作为一个病人的期待不止于此。

据说一天中，餐馆里的好厨师发挥到颠峰状态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炒出来的菜水平也很一般。所以这么说下来，大家应该踩着饭点去吃饭，否则尝不到什么新鲜，馆子里标榜的特色菜也会名不副实。但医生不比厨师。一般说来，专家门诊半天要看三四十个号，这其中，有些人是变卖瓦房全家出动，殷切期待从专家神圣的嘴里给个说法的，但轮上的时间只有七八分钟。和厨子不一样的是，期待值这么高，当初宣誓过希伯克拉底誓言，好医生的道德感、责任感不由自主地往外冒，四五个小时都必须炒好菜，而且是特色菜那种级别的。

有时我在想，这么工作下去，不知时时刻刻绷紧的神经什么时候能放松一把。这背后有又有什么样神奇的人体生物学机制，能给予他们支撑。这背后又有什么来自精神的力量，能让他们蜡烛长明。既然医生也是普通的一副躯体，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每个年轻人在进医学院时，都向医神宣誓许诺时刻救死扶伤，我们要做到。只是到后来，在真正面对病人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宣誓比工作要容易多了。有些人不堪理想主义重负，中途变了节。而那些留下的呢？即使到了教授级别，如果只能分给每个病人七八分钟，也会遭到病人的抱怨。虽然这已经是医生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做到的做好的安排了，此外他也无能为力了。

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

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只不过，一个聪明病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这样的好医生，而不是“幸运地碰到”。
还算幸运，现在社会可以提供的信息，已经远远大于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现在我们可以买到中国名医录，可以在网站上查到相关专业的名教授名单。在每个大型医院的门诊楼，我们还能看到本院名医的照片、简历，这其中包括他毕业于哪个学校，什么学位，主攻方向是什么，做过什么突出的科研课题。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网站上看到病友组织的论坛，咨询他们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还可以利用医院里的导诊台，在那里，会有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的问题问得足够多，足够到位，往往也能找出本院那个最适合你的医生。

但是，我们是在拿什么标准衡量着这些其实“众说纷纭”的好医生呢？从一个病人嘴里说出来的好医生，也许只是因为他上次去看病时，医生满头白发、态度和蔼、轻言细语，给他开的药还不算贵。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好医生。
而从医院门诊的墙报上介绍的医生、网站里介绍的医生，往往更多的是偏重于他的学术地位，比如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相应的中华医学会或地方医学会里担任着什么重要职位，发表过哪些研究，申请过那些重要科研课题。这是一个学术上有成就的好医生。

而病人去医院最关心的其实是医术，是医生的临床感觉和临床经验，是他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病情，并给病人开那种对病人受益最大风险最小的药，给出的其他治疗措施，也应该是让病人受益最大风险最小。但是，这样的医生，我们拿什么标准去衡量？

我曾见过三位医生。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医生，她对病人总是轻声细语，关怀同情。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肯定能满足人情味的强烈要求。但是这位医生直到五十岁，依旧是副教授。有人评价说她逻辑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识，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结果。

有一位是当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国读了个药理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他想回国发展，继续回到临床。因为他的科研优势，很快在医院就获得了教授的职称，还当上了科室主任。但是在真正手术的时候，他的技能其实已经不如一位天天泡在临床的主治医生了。但是，这样的内情，一个普通病人在门诊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判断的。

还有一位是做心导管非常出色的医生，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就是学位是本科。这个文凭上的缺陷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立席各种学会之中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在一个不知情的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临床技术，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术。

聪明病人怎么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其实现在评价一个高年资医生更多的是看他的学术成就，他的行政头衔。这些会更多地给医生带来名气。但对具体的病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情味和医术。如果实在不能兼备，那就医术吧。

而怎么去了解一位医生真正的医术，是需要去多问问圈子里的人，多试几个医生才能知道结果。可惜的是，在这两方面，目前都没有现成的名单问世，只能我们自己去研究。想方设法去交几个医生朋友或者护士朋友，会帮助你了解更多的情况。一个朋友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本来觉得腹腔镜就能解决，问我去看谁。我给了她两位医生的名字。结果她看完告诉我，专家说了因为肌瘤的位置长得比较棘手，周围有血管和尿管，所以可能腹腔镜不一定能解决。到时可以会开腹。我问了问科里的大夫，结果大夫一听就明白了，说这是医生给自己找台阶呢，因为这个医生的手术风格就是过分细心，不够雷厉风行，过分拘泥于细节，所以别人可能用两小时做手术，她可能三小时。别人可能不觉的危险的位置，她可能会觉得风险比较大。我把这番话告诉了朋友，她惊叫这里面学问太多了。

我们既然能花时间去研究各种车型以最后决定买哪种车，能不辞劳苦逛各种楼盘以给自己选一个合适的小区，我们也就能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多花点时间，多找人询问，去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需要的好医生。

老杏

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那些技术工人一样。

冷漠背后

George Sarton，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医生人情味的丧失，医学在向前走的过程中，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人文丧失的代价。“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George Sarton几乎靠一本巨著就够立足千年。他的一本《科学史导论》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也非他莫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概念的时间？其时，世界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粉墨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四十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Sarton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

一针见血的预言，正扎在医学这一门时时需以人为本的科学的敏感伤口上。

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

妹妹小何最近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你在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

她去了医院，先是医院的导医台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XX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对这样的事我们确实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每个医生也其实也正是这样一条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

我们来看看医学怎么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么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除了归罪世风日下外，冷漠医生的出现，其实不全是作为个体的医生的错。他们每个人面前，其实都放着两个难题，这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左边是人们一如既往地对医生的人情味要求，右边则是医学渐朝严格分工发展、医患关系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能平衡好这左右两边的高手毕竟是少数，如果是白求恩、华佗在科技高速发展、分工精密的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行医，估计他们也很难成为人人称颂的榜样。

人情味的枯萎和消亡，背后的原因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人人歌颂的“科学发展”。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象汽车维修站的那些技术工人一样。这情景和四个世纪前“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说的一样：人类身体不过是一台机器而已，这台机器的机能均可以用物理力学加以解释。

人情味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对一的交流氛围最适合人情味的生存。眼神、语气、日复一日的接触、连续不断……这些都是人情味所需要的成分。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甚至就在一百年前，那时的情形还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那时的医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循证医学一说，也没那么多精确的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靠感觉。虽说后来加上了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零星科学知识，也依然脱不了经验科学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从对病人的诊断开始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在这直接接触的过程里，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情感上的联系一直连续不断。

那时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远没有现在这么多说法。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重要调料。

可惜的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而我们显然完全沉浸在神奇科学的狂欢中，将另一层面的世界给遗忘了。在技术突破势不可挡的同时，打破、剪断了原先医生和病人之间那种连绵、浓重的情感关系。

老杏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最后基础医学研究是为了服务于做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

治病时代到来了，治人时代远去了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上面是黑色、白色，还有各种各样的黑白中间色。我们太熟悉这种X光片，每人家里都能随便翻出一两张出来，在《孔雀》里，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CT机开始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示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怀疑有肺癌的病人，他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有肺癌可能的病人，会不先遣送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

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这些实验室检查和器械检查，是夹在医生和病人交流之间的冰冷的、客观的物质，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科学家James Watson和英国科学家Francis 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这就是生物遗传分子DNA的“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这一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我的一个做疾病诊断试剂开发的朋友，果断地把他的公司叫做双螺旋集团。而我在出差去大连这个花园城市时，竟发现街道上的路灯造型别具生物学意义——和我们生物化学课本上如出一辙的双螺旋结构。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如此革命，以致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此后关于生命的故事，绵延不断。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四十多年后。象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成天几乎无一例外地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我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大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今晚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James Watson的讲座，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容貌。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我陷入了一股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

眼前这样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细节、拘泥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的针脚上一针一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太大以致难以全盘掌握。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最后基础医学研究是为了服务于做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他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这样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倒反而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更重要。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似乎不再重要了。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他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没什么两样。他们尽管有的医术高超，但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前列腺。”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这么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匪夷所思。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个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个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她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象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这时，她去看病时只能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象我跟朋友说的那样，无奈地“采用排除法”。事实上，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而趋于冷淡，于是我们简单把它叫做一种“冷漠”的关系。

虽然George Sarton在几十年前就说：“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我们依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

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这部被译成二十一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

“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个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个是池田大作，日 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对话，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

老杏

在美国，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拨专门做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中国字的“胖子”近似，我们于是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我们也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胖子是个血液内科医生，他的教育背景可以说是正规出身，一路辉煌。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排名靠前的宾西法尼亚医学院。但是，我发现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戴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牛仔裤后袋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是关于DNA和RNA。

在我读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但这个局面从九十年代起，显然已经收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追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儿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原先历经医学生的艰难困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当医生后，撤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呆着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咨询过药物专利，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了实验室科研。原因也是——他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无奈的表情。

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似乎越筑越高。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他们开始要求权利。在《世界人 权宣言》中，这么写：“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 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用法律来解决。“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因为它不是写下的白纸黑字，不能用可衡量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1999年，同样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这场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了全美，轰动了整个世界。事情发生的当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James Wilson教授。

我的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下半辈子就这么给废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位小孩，究竟是不是Wilson的错误，很难说，但他一直在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听说，宾大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这位James Wilson的教授，意在让他在宾大领导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Jesse 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Wilson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小男孩患有罕见鸟氨酸甲酶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四天后，小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Jesse的父母，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三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曾经意气风发的James Wilson和小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演讲的一举一动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影子，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只能说再见了。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难处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成绩也很优秀，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了在眼下的美国，医生职业路途的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十万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OFFER。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医生，再也不是当年那份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

在美国，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拨专门做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去年，默克公司自愿将一个叫“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我在美国出差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XX律师事务所”。

在这样窘迫的对恃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呆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本就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

老杏

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两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也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怀疑而来。

医生向病人要人情味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行。这时，医生和病人的情感关系，面临着彼此防范的尴尬境地。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 权宣言》中说的“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 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

前面提到的那位半夜接病人电话的专家，在跟我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时，讲了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医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因为我给这位病人会过诊，也被拉过去打官司。一个在医院肾内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会诊，觉得可能是狼疮肾。我们合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度过了危险。半年后病情稳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一个医生对她妈说：现在看是肝豆状核变性，根本不是狼疮肾。她妈听了，就转过来起诉我们，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后来不服又告到北京。

“我是拿着国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去北京的。当时的情形完全符合诊断标准，我们还一一核对了病历记录。看见她妈我就气。当年，为了抢救她女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们果断地决定激素冲击，可能小女孩都过不了那一关。经过激烈的辩论，法官判她败诉。”

这位专家提起这事依旧难掩气愤：“说实话，这样的病人是中山狼，这种医患关系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让人心寒。”

现在的我们身处舆论环境，见于报端的是各种各样的揭露社会弊病的报道，触目惊心。

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我们会经常读到归类于社会新闻的医疗事故报道：手术器械遗留腹内、误诊、漏诊、用药不当、手术致残……这样的报道读来，挑战着我们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凉。身为平凡的小人物难以掌握暴露的大环境，让我们忧心忡忡。最近的媒体似乎还不止于此，又添了项喜欢断章取义报道“危险食品”的爱好：苏丹红、龙井茶、过量甲醛的啤酒……挑战着我们的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不仅如此，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巨长的短信，显然是短信写手所为，其中说：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象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象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象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象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我们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知道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的可靠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被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现代好医生和濒临绝种的牛医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漠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它也不同于社会新闻栏中那些免不了夸张新闻点的医疗报道，那些作者试图只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个武断的结论。相反，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插曲横生。因为这样，它给了我们更多向深处进军、思考的可能。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大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掀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科学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我的手——触诊。”我们每个人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妇女的乳房是正常还是出错的。我的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他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种中药，三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剂中药，我们当年在跟他出门诊时也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一百万买专利，他没卖。“那些商人！”他用轻蔑的口气这么评价。

我跟这位朋友吃饭时，她就掏出这么一袋中药，管餐馆服务员要水，冲开喝下，脸上露出痛苦难挨的表情。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

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说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心情极其低落，我陪着她沿着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他给耽误了病情。“一个大兴庞各庄的农民，种了两年的西瓜，都能随意一拍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说，一个摸了几十年乳房的医生，是良性还是恶性，摸不出来？”朋友这么问我。

她转天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变成了一个执着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许多医生，无一例外地，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着这些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七十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警 察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他看见了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朋友形容说被打之后的老人，依旧象只骄傲的、从容的老马，高大、尊严地离开了事发现场，她突然被一种冲上来的情绪触动了。

朋友是位记者，怀着职业敏感，她了解到了整个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位女病人在五年前看过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做完了手术，切了乳房，五年期间倒是再也没有复发。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这一切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五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所以，五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着对老专家的怨恨。

人群里的朋友，手里捏着一堆前后不一致的检查结果，看着老教授一世英名，到了晚年，居然被一个有心理障碍的女病人在众人面前给打得狼狈不堪。而在这样的狼狈遭遇下，他还不忘正色和朋友说，过几天不用挂号来看他门诊。

几天后，朋友再去挂老专家的号时，护士说：他今天来不了了，身体不舒服。朋友回家喝着老教授给开的中药冲剂，想到这一去，不知道老人家什么时候能再出门诊。

除了这个问题，她还想了好几个问题：

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

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打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给一个四平八稳的决定，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建议她手术的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算是在法制社会的好医生，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被摘得干干净净。我对朋友的建议也不例外，就属于这种四平八稳的好医生。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挑衅、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在现在，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会反过来把医生告上了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我朋友这么问我。

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现代好医生和一个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

一个现代的好医生会这么说：“你这种情况，目前几项检查结果不一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你手术，等病理结果出来，就能定肿块的性质了。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一个象老专家那样的濒临灭绝的医生会说：“我摸过你的肿块了，我觉得是乳腺增生的可能。不要轻易动手术，毕竟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定期来随诊。”

我的朋友极不希望动手术，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专家的话，第一份B超检查结果仍机象阴影一样笼罩着她。我只好劝她说：就象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选择了相信他的手，就请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如果你仍有怀疑、戒备之心，那就听那些现代好医生的建议切出来看看病理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选择，我们会发现渐渐地，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两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也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怀疑而来。

我们发现，那个人情味的关系这回是彻底面临尴尬境地了。

老杏

在医学故事里，可能最具有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医生和病人的角色转换，这其中，转换得最多的莫过于——当医生成为病人。偶尔命运露出奇妙的一手。在某一天，生活突然掉转方向，把你扔到当年别人身处的位置。

在美国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ER）里，Mark Greene是位能干、勤奋、敬业的医生。他从最初一名老练的住院总医生渐渐成长为主治医生，同时他的婚姻在电视剧的第二季里也开始经受波折。伴随MARK的不仅仅是职业环境里和疾病的斗争，在他的生活里也不例外。比如，在第四季里，MARK的妈妈得了中风，在第六季里，急诊室的电话响起，传来MARK的妈妈去世的消息。又比如，在第六季末尾，MARK又发现他爸爸得了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但这些都比不上在第七季的惊讶。

在第七季里，我们亲眼目睹MARK这位敬业的医生自己被脑肿瘤困扰。这时，曾经手里攥满了答案的医生，自己进入了那个充满无助、宿命、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环境。他曾经胜券在握，现在，轮到别人手里掌握着信息。他曾经穿着一身白大褂挂着听诊器指点江山，但现在，他穿着病号服插着输液管，脆弱地躺在床上。处境瞬变，所有的冲突都暴露出来了。只是，《急诊室的故事》的编剧没忍心MARK受折磨太久，他在第八季离开了急诊室，离开了人世，这足以让全世界的Mark Greene迷为之失声痛哭。

“我自己生病时，就象我那些病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医生是神，可惜他们只是人。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能了解我生了什么病、我生病时的感受、我需要他们为我做什么。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做。曾有人说，要想成为良医，自己必须先做病人。但我成为病人之前，已经行医五十年，却等到生病时，才发现医生和病人根本就不是一路的。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相同。”

MARK的经历毕竟是电视连续剧里虚构的故事，我们来看看一位叫爱德华.罗森邦 (Dr. Edward E. Rosenbaum) 的医生，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岗州的晚年遭遇。

年轻的罗森邦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军队里服务了五年。他有过辉煌的从医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美国陆军野战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在诺曼底登陆中，由于出色地负责五个师的伤员创伤抢救，他因此获得了嘉奖。战后，他回到了俄勒岗州自己开业。从1948年起，他还是美国俄勒岗健康科技大学(OHSU)风湿免疫科的开创人。一句话，一位受人尊敬、颇有建树的内科医生。

这位行医五十年、一家子出了九位医生的老教授沿着成功、辉煌一路走到晚年时，直到有一天，他得知道自己得了喉癌。生活发生了改变。

他成了病人，他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他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着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自己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草率的体检马虎了事、被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看门诊等一小时看五分钟、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

他这么描述角色转换后的感受：“我向来习惯发号施令，可是现在的我却完全沒有指挥权。接受医学训练的过程，有好几年必须听命于人，以我来说，就花了十四年：四年在医学院念书、五年住院医师的训练，五年在军中服役。十四年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断说：‘是，长官；不是，长官；您说的对，长官。’倏忽间，训练结束了，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必须自己做出关乎病人生死的決定。刚开始会觉得害怕，可是你逐渐习惯权力的滋味、被人捧上天的荣耀，你喜欢这种生活，你很快就不能容忍別人不同的意见。

“……历经五周治疗，我已经不再是医生了。几个月前我还是有权有位的名医，那时她一定会对我彬彬有礼，而现在我只是个病人，再过不了多久，她恐怕就要省掉‘先生’两字，直接叫我的名字了。我忽然警觉自己以前也是如此。在医疗体系里，我们通常对病人直呼其名。我们自己保有‘医生’或‘护士’的头衔，而病人却连头衔也得不到尊重。我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对病人呢？沒错，太常如此了。”

所有病人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等待，等待，再等待。成为病人的他尽管认识几个熟人，但也不例外，时时碰上等一个小时看病只花五分钟的情形：“我也很气我的医生，每次都让我等一个小时，看病却只花五分钟。我虽然生气，却沒有抱怨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五十年来，我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病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病人看医生会觉得很受挫：花二十五元听医生打招呼和说再见。可是我也了解医生的处境，当医生一天要看二十到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久了就变成例行公事。所以医生需要病人提醒，才会注意新的问題，可是病人又不敢多说什么，生怕伟大的医生听了会不高兴。”

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一点点同理心对病人意味深远：“坦白说，我向来对那些误解医生谈话和表情的病人，有点轻视之意。可是，我自己是经验老到的医生，却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病人实在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清楚而口语化的言词来解释他们的病情，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注意医生的一言一行，看看有沒有弦外之音。对这种情形，也许沒有什么好办法，但是，一点点同理心可能就会有所帮助。”

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生病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我的病情已经被两位医师朋友给耽误了，当我把健康交给他们的时候，却违背了自己的判断，可是，病人不就应该这样信任医师的吗？我不也向来要求病人这样吗？要这些病人信赖我的专业判断吗？我觉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找最好的医师为我治。”

他本可以控告误诊的医生，但回想自己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控告过，但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就像他说的：眼前每一次痛苦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时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

当生活给了罗森邦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和经历后，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A Taste of My Own Medicine ）这本书的序言里如此作结：“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凑巧的是，一位100英里选手的儿科医生在叙述自己得白血病的经历时，也起名叫《我自己的药方》（My Own Medicine）。这是位专门研究囊肿性纤维化的儿童肺科医生，业余时他是受过专业训练100英里长跑选手。在42岁时，他突然被诊断多毛细胞白血病——一种少见的慢性白血病，存活率很低。“我曾经习惯于掌控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病人的生命。”这位儿科医生，当他自己面对死亡、承受恐惧和痛苦时，他仿佛真正进入了他那些年轻的病人们的世界。

1991年，一部叫做《再生之旅》（The Doctor）的电影，由迪斯尼工作室发行。电影根据罗森邦医生的书《亲尝我自己的药方》改编而成。这部电影有段读着亲切的宣传词，吸引人们捏着钞票去电影院：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曾经面对面接触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次，他又通过书和电影，感动了上百万人。

坐在黑暗里的观众们，亲眼看见一个平凡人突然被置身于充满张力的环境中，种种矛盾和冲突刹那间暴露了出来，引发着主人公一连串关于医学、医生、医院的思考，也触动了观众自己的一连串思考。虽然这些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人们起码发现，当置身于巨大的生理危险时，主人公的精神和心理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痊愈。制片人雄心勃勃地描述着这部电影，如何正一点一点改变着医疗世界的面貌，“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同理心主题的电影”。我们眼见十年后，这部电影在美国好几家医学院里被作为医学生的必看电影。

老杏

在走向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路途上，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

1998年，一部电影叫做《心灵点滴》（Patch Adams）在圣诞节档期上演。不过这回喜剧明星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出现了，在美国上映三天，票房就达近三千万美元。不仅如此，它还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的题名。在平日的采访里，我们看到的罗宾·威廉姆斯似乎每分每秒都表现得有趣搞笑，但在这部电影里，他除了搞笑以外，还展现了一连串的情绪：严肃、震惊、悲痛、内疚、挫折和愤怒。这回和他以往的角色不一样，这回和七年前的《再生之旅》也不一样——这回，喜剧明星演的是从一个病人开始，立志成为医生的艰苦过程。

《心灵点滴》也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主人公一开始是个精神上备受忧郁症困扰的家伙，他自愿把自己投进了精神病房。在病房里，他找着了自己日后生活的目标，他发现自己喜欢帮助其他病人，而眼前的那些医生们看上去却总是那么冷漠，与病人隔着十万八千里远。

曾经是病人的主人公出院后，报考了弗吉利亚医学院，以实现做个“温暖医生”的理想，希望自己能用更专业的方式帮助病人。等他进了医学院后发现，那里到处充满了冷漠的哲学，医生把病人的感情需求晾在一边，根本不关心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他固执地相信应该有更人性化的行医方式。

未能免俗的是，电影用了非常夸张的手法，以求取得喜剧效果，博得圣诞节人们的笑声。为了给病人以精神上的放松哄病人开心，他有时穿得象个大猩猩，有时用医院里的塑料用品做成大红鼻子，还在病房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最搞笑的一幕是，为了帮一个想在面汤里游泳的病人实现愿望，他在游泳池里放满面条做成了可供游泳的面汤。自然他的出格行为，在学校里，总是受到谴责：“你想要成为小丑，那就去马戏团吧。”

他的“幽默处方”，在刻板的医学院里显得那么的离经叛道。他的在治疗中加入幽默和人情味的主张，挑衅着无处不在的医学权威和规则。他的另类学习方法更让许多医生和系主任抓狂，虽然他有些功课在班上排名第一。

但这位固执的主人公之所以吸引美国人在圣诞节去电影院消磨时间，是因为人们多么期待碰上这样的医生。因为这样的医生确信，医生应该先治人，其次治病。同情、幽默和同理心对医生来说，与灵丹妙药和先进技术同等重要。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主人公就这样一路智斗，最后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证书。毕业后，他矢志不移地成立了自己的诊所，在那里，他可以真正实践用同情和幽默对待病人，算是彻底实践了自己的理念。

“我们应该开始治病也治人”，罗宾·威廉姆斯在电影中从头到尾都这么宣扬。一个最初的精神病病人，最后找到了行医帮助别人的快乐。电影结束，灯光亮起，人们站着鼓掌，希望这样的美好故事更多地出现在自己身边。

那些极端的体验中，总能看到普通的眼光触及不到的角落和深度。像罗森邦医生那样从医生变成病人的经历，他更多反思的是一位医生该怎么去对待病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病人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世界中。而从一个病人变为医生，比如《心灵点滴》中的主人公，他更多的是在实践自己在病人时对医生的期望，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实践去做一个这样的医生。

而当我打开Jamie Weisman的介绍网站时，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跳出了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广告。但在这里，并不想探讨医疗保险的无孔不入，我想在这里说的是Weisman这个一生兼着双重身份的女人——一个全职的病人，同时也是一个全职的医生。

这个有着文学天分的女人，从布朗大学修完了英国文学学士后，去了纽约一家出版社工作。正当她做着日后的作家梦，她却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症。这病来得隐匿，渐渐加重，其实自她十几岁时就开始了。

她曾多次因为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带状疱疹、中耳炎、泪管堵塞、败血症、蜂窝组织炎、食道疱疹、严重唾液腺感染。唾液腺的感染如此严重，以致她冒着高风险切除了腮腺。她做过多次骨髓活检，医生一次又一次警告她，随时可能得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每一次检查，我都有可能被告知得了癌。”

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曾苦苦哀求给个一死了之的机会。她这么描述作为病人的生活：“疼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暂时成为了敌人，你的身体占上风。”

Jamie Weisman坦白说她自己其实是被迫进入医学界去学医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她的病，以更好地了解那具背叛了自己的身体，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掌握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选择去当一个作家，肯定付不起昂贵的保险，她每月必须进行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这笔费用就是天文数字。

两个原因放在一起，展示的对一个处在疾病降临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她这么想。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她不无幽默地说：去医学院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从柠檬挤柠檬汁。保险业的“给谁治和花多少钱”看起来很抽象，但这种问题具体到每个病人身上，就变得生动起来。

听说她要去上医学院，医生和家人都很惊讶。他们担心学习压力和暴露于感染环境，会对她的健康不利。而当她终于真正开始在医学院学习时，呆在输液室里输抗体和干扰素，也成了她医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同时是病人和医学生。

渐渐地，她对医学的了解越来越多，开始说一些医生圈子里的行话，比如其实“ICU代表加强看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和如果你可能死（In Case U might die）。”1998年Weisman终于完成了学业，从医学院毕业，她选择的是皮肤科专业。

成为了医生的她怎么想？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想听的才是你医生自己的问题。”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我对待病人就象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因为她是病人，因为她生病时与不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让她知道对病人来说医生表达关心和爱护，和医术一样重要。这点似乎和《心灵点滴》的主人公不谋而合。有时，她在输液室里会听到身边那些病人如何小心地用医学书以外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疾病，只为保存一点尊严而已。

虽然医生屡屡警告她时刻会有可能得淋病瘤的风险，她还是选择了去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病房实习。这段实习生生活让她知道了，即使一个病人没救时，待在他身边也是一种莫大安慰。让一个病人在离开时少一点寂寞，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她对这种“安慰”的作用也许理解得比任何医生都深刻。她曾经诊断过一个肺癌患者，她对病人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或者家人有什么问题，下次就诊时可以一起来。结果下次来就诊时，我数了数，他总共带了——27个人，挤在我狭窄的办公室里。”就象那位著名Trudeau医师的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人们称她是“彻底理解这一行的人”，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非一般的方式深刻理解着贯穿着凡人生命的疾病、恐惧和无常。

作为病人，“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但因为我病得够久、脆弱得够深，这种来自肉体的方式，让我知道我必须珍惜眼前每一刻……我经常想到我会死，而治愈死亡的唯一方法是活着。”

作为医生，一个记者曾经去她工作的医院采访。在挤满了人的医院输液室里，她正在输抗体和干扰素。她不经意地玩着静脉点滴电子控制器。那天她不当班。但就在这天早晨，她刚给医院的皮肤科教授和住院医们讲过一个65岁女病人的病历，希望同事们能帮助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建议。这位病人患有慢性下肢溃疡，正在做透析。她说：“病人一大早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可以想见有多疼。”而记者感叹道：我们可以想见的是,Jamie Weisman多么热爱她的医生这一职业，就在自己要治病的这天，她还努力想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

人的免疫系统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国防，时刻抵御外来病菌的侵犯。虽然她因为免疫系统的缺陷对外界病菌易感，但在老练医生们中间普遍流行的淡漠始终没能感染她，她保持着敏感鲜活的心灵。她经历了医学的好和坏，她站在医生和病人的墙两边来回转换着角色。这些独特的经历使她在2002年写成了《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当我活着并呼吸时》（As I Live and Breathe: Notes of a Patient-Doctor），并赢得了Oprah和ELLE杂志的读者奖。人们说，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弹性的生存者的智慧，一个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的思考。

因为Jamie Weisman站在医生和病人的墙两边来回转换着角色，她不同于那些只站在一边的简单思维者，所以我们能看到她在思考医学和生命时，迸发出的更闪光的智慧火花。在她的书中，她不满足只是一个叙述者，不满足于仅仅描述自己的多少有点奇特并且罕见的经历，仅仅是开始、发展、高潮以及可能的结局。她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也几乎每时每刻，她都在做着更深邃的思考。除了独特的经历之外，她还试图告诉我们的是——
世界没我们想像的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

还有，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

还有，“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死亡最后获胜。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我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这些充满了弹性的思想，肯定有一部分来自以下对她影响最大的医生的经历。

由于身体里免疫系统的无力防备，她的腮腺反复感染(腮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唾液腺)。在她二十五岁时，左脸肿块肿得柚子那么大。在中心火车站，一个小孩指着她，卖票的吓得倒退一步，问她是不是得了腮腺炎。大部分医生都对这一肿块无能为力，说它紧靠面神经，切掉肿块的危险太大。他们大多扔给她相同的建议：慢慢去适应带着这种畸形一起生活的现实。

“我不再照镜子，我不让任何人照相，我把脸藏在一堆头发里——不梳马尾，不用发夹。我不去聚会，喜欢和狗为伴，拒绝和人交往。他们一旦发现我那张奇怪的脸，就不再说话，疏远地保持着距离。”带着这肿块一起生活，意味着最终疾病处在了上风。

最后她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头颈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对她说：“我能切掉你那个肿块。确切地说，我必须切掉。你这么漂亮，我们必须给还你一张原来的脸。”“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她说.手术很顺利，只是偶尔笑起来会不太自然，这是手术唯一的记号。“他是我的英雄，他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血液和肉体，治愈了我。他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了我。”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艺精的医生能赐给病人一个正常生活机会，这更坚定了她做医生的决心。

只是几年后，当她在医学院上学时，这位还给她正常音容笑貌的年轻医生，却被诊断得了一种快速生长的脑肿瘤，不久离开人世。

在走向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路途上，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它们是我能想到的在这一关系中最开放最包容的观点，它们里面隐藏的因蒙蔽而黑暗的旮旯也最少。虽然，“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死亡最后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虽然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我们作为人的有趣之处，在于在到达终点的过程中，还能主动去做点什么。比如，罗森邦医生告诉后辈“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同”。比如，Jamie Weisman说“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地检查”。

老杏

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忘记了身处的医疗环境。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能投射的，都应该堆到医生身上。就像美国许多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和Jamie Weisman的故事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有隐藏着的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甚至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体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一百多年来，医院的传统是要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来，可是最近几年情況已经变了，许多医院要病人在手术当天才住院。并不是有什么研究报告现实这样对病人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費用时，不是根据病人住院多久、花了多少治疗成本，而是根据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付固定的费用，所以病人的住院时间愈短、成本愈低，医院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的福利，我们第一考虑的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象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員……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巨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就像老罗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因素在驱使，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来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象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相比之下，医疗是暴露在光线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时常在医生的沙龙聚会上，我听到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的讨论，有时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的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抱怨开始失去“行医的乐趣”，象老罗医生一样。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乘上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他们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每个人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远不掉链子的螺丝钉，否则就会被请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在老罗医生的眼中，美国的医疗政策也不如往日，正在一点点变得糟糕：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地刪減医学院的预算，造成附设医院经费不足，房舍看起来荒涼破败，连地毯都用不起。……而现在经费没有着落，病房必须自力更生，这里不再是诊断和教学的中心，目前只收当天接受手术的病人住院。我怀疑现在还有谁愿意照顾那些很难确定诊断的病人了。”

“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內科医学会主办的会中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着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这些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了的方向。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医疗保险如今无孔不入，我在公司的信箱里一星期里收到了三封推销医疗保险的邮件。“你想构造未来的安全感吗？你想进行最有质量的健康投资吗？来找我吧，我叫GRACE。”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尬境地。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给他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治？如果按照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肯定是无需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生活的教育结果，首要的问题是医疗费用谁来付？要是急诊每个星期遇上三五个这样的病人，没钱治病，最后极有可能是当班医生挨批评。

但登上报纸社会新闻的往往都是：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医生成了一个个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给穷人治病。当别的行业都可以明码标价时，医疗似乎被看成最不应该和金钱挂钩的——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但是，在这个因为经济主导而变得关系物质化的社会，谁来给人道主义买单？

在看病这件事上，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忘记了身处的医疗环境。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能投射的，都应该堆到医生身上。就像美国许多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成了我们大家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攻击的靶心。在这样的误解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越筑越高，不知哪天冰消雪融。

老杏

聪明病人是在沟通中强势、主动的病人，这并不是说，他粗鲁好斗、让人讨厌、质疑医生、不尊重医生。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五年前在美国，我在一个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的课题小组里工作时，一个印度同事送我一盘有声读物的CD《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位同事是个科学狂人，准确地说，是个DNA狂人。他的试验台和办公桌上贴满了结核杆菌的基因谱。他胸怀科研上的伟大抱负，那就是在《科学》或者《自然》这样的最高刊物上发表署着自己名字的生物论文。这样的抱负，他不止一次地在喝咖啡时跟我说起。他看不上自己那些纷纷投奔硅谷的做软件的印度同胞，觉得他们被绿花花的美钞和金融泡沫给诱惑了。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在寻找使自己变得更快成功的技巧，自然，史蒂芬·柯维（Stephen R. Covey）的这本书闯入了他的世界。

那张有声读物光盘一直被塞在我四处迁徙的行李箱中，却从未被放进CD机里。真正体会这本书的某些亮点，却是在五年后的一次公司培训。一位已在公司十几年的上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在公司，90％的精力用来进行有效地沟通。”这一“公司真理”，对于我这样擅长埋头与论文与DNA对话的人来说，无疑在一刹那间否定了我大部分的潜能。我只能听称为“人类潜能的导师”的史蒂芬柯维给支的绝招，带我进入崭新天地。

在讲到七个习惯中的第五个习惯——知彼解己（同理心交流原则）时，我想到了上司的90％那句话，似乎开始明白了点公司生存的真谛，但我很快开了小差，想得更多的是——医生和病人的沟通。

一个病人去看心内科门诊，拿着几大本心电图给医生。病人说：“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博，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的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

医生问：“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说：“没有。”
医生说：“那不用治，你这是良性早博。”
病人说：“但我很担心。”
医生有些不耐烦地说：“没事，良性早博一般不需要吃药。”

病人将信将疑地离开了，医生觉得病人大惊小怪。医生肚子里一堆关于“良性早博不能滥用药”的知识也只简化为两句话：“你这是良性早博”，“良性早博一般不需要吃药”。

这两个人显然都在自说自话，结果两个人都很懊恼。

如果换成两个知道点沟通技巧的人，情景会变成：

病人说：“我在单位体检时查出有早博，去了好几家医院，做了好几本的心电图，就是治不了根。”
医生问：“我能理解你的苦恼。你这种情况不少见，你查出有其他心脏病吗？”
病人说：“没有。有没有其他心脏病和早博有什么关系？”
医生说：“是这样的，没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早博一般没什么事，又叫良性早博。良性早博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也不需用抗心律失常的药。有时候，过度治疗反而会产生医源性症状，让你焦虑。用药越积极，精神压力更重，症状反而越明显。”
病人说：“但我还是很担心。不吃药能自己消了？”
医生说：“你知不知道？美国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导致的意外死亡大大超过其民航空难与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从今天开始，不妨把你关心早博的精力放在其他更有意思的事上。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每年来复查一次。”

病人的疑虑被打消了，医生也让病人理解了不用药的意义。可惜的是，这一幕多是理想境界，医生在拥挤的门诊哪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给一个没什么事的病人解释这么多，我们的病人又哪有这么积极的态度努力去强势地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在西单的一家医院走廊里看到这么一条标语：“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患者。”心想总算有家医院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同理心对医生有多重要。但去他们的门诊和病房看看，不谙沟通技巧的场景时有发生，当场吵起来的也不在少数。

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里，似乎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沟通的难题和困境。这是因为我们都缺少有效沟通的常识——首先去了解对方，然后争取让对方了解自己，真正做到“知彼解己”。医生和病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沟通对自己有多重要，他们大多可能也象刚进公司的我一样，没听说过史蒂芬·柯维的“知彼解己”，那些沟通的障碍和难题如山堆积，年复一年。

在这点上，心理专家似乎做得要远比临床医生出色。我曾经开玩笑问过一个做心理咨询多年的朋友，你说为什么电影里、小说里的心理医生往往最后自己也疯了？

我的上司，这位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不忘先针砭一下时弊，“中国目前80％的心理咨询师，都不能算师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医生。”他随后转入正题，说：“真正的心理医生在咨询时，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你要先理解病人的苦恼，然后才能让病人理解你给支的招。这种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很重要。但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职业要求，容易使他经常进入精神病患者的语境。所以，一个心理医生，也不能玩命看病人，一个星期看十个就不错了。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一些工具来纠正自己，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否则就象你说的，自己也疯了。”

知彼解己，并非只是大公司生存法则。史蒂芬·柯维的七个习惯，曾在美国掀起一股全民培训高潮，其中也不凡医生和护士。它是一种沟通技巧，一种新角度，希望获得最后的有效沟通，而不是大家白忙乎一场，完了还带着怨愤和疑虑分手。你一定还记得前面提到的一篇网络小短文——《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但一个病人是怎么先学会成为沟通高手的呢？医生是一群希望有控制权的人，他们喜欢那些听话、少提问题、按部就班、服从安排的病人，但这样的病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医生其实从病人那里得不到任何治疗的反馈，最后，治病更多地变成了医生自说自话、一意孤行的独角戏。病人自轻自贱，认为自己本来在医院里就应该是“弱者”。

聪明病人是在沟通中强势、主动的病人，这并不是说，他粗鲁好斗、让人讨厌、质疑医生、不尊重医生。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这样的病人，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并用自己的敏感参与及时地消除内心的疑虑，及时地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愿望和想法，避免医生万一可能会犯的错误。他时刻采取主动，从医生那里争取到最好的服务，发展好和医生的关系。要记住，好的医疗服务，是病人和患者的协作关系。

聪明病人在看病前要准备什么去见医生？他需要详细、有条理地列出眼下和过去的病史、资料。告诉医生掌握的所有资料，即使有的可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些资料包括：

*  你的症状：什么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频率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  你的健康史。准备一本个人健康笔记，上面列着你既往的健康问题。

*  个人信息：你是否感觉到有压力，你的生活发生了那些变化。

*  现在正在服用的药，把药瓶带给医生看，或列张单子，包括什么时候服，服用的频率，剂量。

*  服药后有没有副作用出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症状，是否对药物过敏。

*  有没有服用其他补药。

*  做过那些检查，检查单和报告单，在其他医院看过的病史记录。

聪明病人时刻不忘问问题，随时告诉医生哪里没明白。明白的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不问，医生以为你全部理解了。要知道，病人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承担着必须了解的责任，这种疾病具体来说是什么机理，有什么危害。

但要记住，如果你质疑医生所有的话，会激起他对抗和防卫的心理。你问问题，不是为了挑刺，也不是为了显示懂得比医生更多，只是希望对自己的病了解更多。面对医生，聪明病人如何问问题？

*  如果不止一个问题，以最重要的问题开头。提问时注意技巧，首先要说明，你问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建议，这对于奠定你和医生的良性关系很重要。

*  畏惧、尴尬、怨恨……这些情绪会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筑起屏障。不要害怕张口问，但也要注意有礼貌地问。礼貌地告诉医生你需要点时间，问点问题。如果害怕某种检查，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检查感觉害羞，你要开口说出来。如在检查过程中感觉不舒服，要及时让医生知道。如果医生在检查过程中，发出了让你不安的感叹词或者说了让你多疑的话，不要自己猜想，开口说出来，让医生解释清楚。

*  如果你对诊断或者治疗计划有疑问，告诉医生。如果你不愿意进行某种治疗，需要询问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可能，再去问问其他的医生。

*  如果事后发现忘了问或没有理解的问题，写下来，下次复诊一定要问清楚。

老杏

如何做一个能吸引医生的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像许许多多的沟通学家们阐述的那样，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基础是互相信任和理解。病人和医生的出色沟通关系，是离不开信任和理解。当我们进医院看病，面对一个医生时，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进行一场公关。而且，这场公关必须沟通顺畅、志在必得、力争成功。在这场公关里，聪明的病人该造势时就造势，该收手时就收手。

一位上海的教授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外地病人好不容易来到上海想看这位教授的门诊，但是无奈号早就挂没了，医院门口甚至炒到几百元的黑市号也被抢得精光。但是，这个病人并没有失望地掉头回家。他决定给自己争取机会。他在走廊里等了一上午，等快到下午一点，教授终于看完了病人准备关门时，他拿着自己的一叠资料，对教授说：我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上海，好不容易排上队却没有能挂上您的号，我知道您看了一上午很辛苦，但我来一趟实在不容易，不知道您是不是方便能给我加一个？教授听得动情，心想，自己不过多花几分钟，人家来一趟要折腾好几十小时，不如看了算了。

结果，这个病人凭着自己不服输的努力看上了病，还聪明地约好了下一次来复诊的号。这位教授讲完后，说：聪明的病人是不服输的，他用真诚打动你，既尊重你，又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

如何做一个能吸引医生的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像许许多多的沟通学家们阐述的那样，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基础是互相信任和理解。病人和医生的出色沟通关系，是离不开信任和理解。当我们进医院看病，面对一个医生时，其实相当于我们在进行一场公关。而且，这场公关必须沟通顺畅、志在必得、力争成功。在这场公关里，聪明的病人该造势时就造势，该收手时就收手。如果说那些公司里的公关人员在当班时，是为了公司卖力。那么在医院里和医生的这场公关，其实就是为自己干。那些公关人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沟通技巧，最终目的无非是既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自己的目的也能顺利达到。病人和医生的沟通，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号召病人们首先成为一个沟通高手，实在是眼下的现实不得以逼出来的解决智慧。这眼下的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几乎人人都是“注意力稀缺症”患者，而现在的病人也习惯于被医生控制，被给予答案，被给予解决方法。

解决医生“注意力稀缺症”的方法可以来自于病人，你可以创造一种类似“注意力经济”的东西。最早提出“注意力经济”的美国人Michael H．Goldhaber，199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具体说来，注意力经济讲的是如何配置现有资源以最小成本去吸引客户的注意力，获得最大的无形资本。在大家提出“注意力经济”或者“眼球经济”的今天，时代背景就是我们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信息量，眼球没有着落，注意力飘忽不定。而现在的医生，几乎人人都是“注意力稀缺症”患者。他们一个上午在门诊会面对几十个病人，这几十个病人中每个人还会有不同的病史，不同的用药组合，不同的病情发展阶段。这些信息象一片海洋，稀释了你作为独特个体病人的出现。当你，几十个中的一个出现在他面前时，怎么在有限的几分钟内留给他深刻的印象？唤起他稀缺的注意力？让他面对你时精神高度集中，状态良好，给你提出最好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我们要用心琢磨的。不要以为我们出现在门诊室的那几分钟，是稀松平常的几分钟，真正聪明的病人，会利用好这几分钟，解决自己的问题，给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几分钟，不输于一场求职面试。

医生状态不定，在我们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刻，很难说是他精力最充沛、精神最集中的时刻。我们不能选择出现时间和出现时的背景，但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积极的努力，来唤起医生稀缺的注意力，最后服务于自己的健康。

一位朋友住在妇产科肿瘤病房，她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别让医生杀了你》。当别人都在读化疗恢复小常识时，这本书在查房时被医生看到，这种举动在挑战医生的权威，肯定是让医生一身鸡皮疙瘩。这样的病人，医生管他们叫做“刺头”病人。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而那些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问题有一箩筐，看了就头皮发麻。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她自己的内心愿望行事，因为她最终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健康。为什么看《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解释是，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总得了解一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从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

自然，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医生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个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个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只是这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和治疗习惯而已。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等着提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了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地了解了她所患的那种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让她大呼小叫，但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年资最高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最后她出院时，她问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起码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点头说，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这样的一个“刺头”病人，在治病的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最后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的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以至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象老朋友似的跟她打招呼。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吗？现实并没有这么糟，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聪明病人知道如何让自己去努力，去争取。我的“刺头”朋友的医院经历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怎么运用技巧打动医生，引起他的注意，聪明的病人也可能和医生最终结下友谊。但以前，我们大家却总觉得医生和病人之间，友谊是过于奢侈的愿望。

老杏

在第一条关于苏丹红的新闻出来时，多少还让人觉得真诚，让人佩服新闻从业人员的英文阅读水平以及新闻敏感。但是当一系列的报道跟风其后，把肯德基的新奥尔良鸡翅、麦当劳的薯条里的丙毒、SKII里的氢氧化钠、高露洁牙膏、碧萝春茶叶……都混在一起，搅成一锅让人迷糊的浆糊时，那些没有化学基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便开始迷失了，活着是如此艰难，生活里举目皆毒。

面对粗砺的环境

“举毒”新闻大战

2005年，似乎是从一种叫做“苏丹红I号”的色素开始，一场关于“健康”的舆论大战就开始了。在这个全民参与评论芙蓉姐姐、超级女生的春夏天，我们的媒体也比已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报道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一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海量的超过理解力的信息迎面扑来，挑战我们的知识面。

当读到网上这篇描述了“中国人一天的幸福生活”的帖子，我们好像在阅读一部让人汗毛立正的恐怖小说，笼罩着近乎毁灭性的气氛，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人物，这时，我们陷入了恐慌：

一早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光明牛奶（变质光明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

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其中有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丝，一个牛肉毒粉丝，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这日子过的，安逸！

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掺入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小菜。

仅仅是不煎炒烹炸，只买带露水的有机蔬菜，尽量少用调料（带红色的一律不用）……是不够的。作为社会的人，恐慌的我们渴望生存的大气候给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报道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新闻里，我们看到除了按风险程度对食品分类管理外，还要有食品安全准入制度、食品安全预警机制、食品生产加工厂巡查回访制度……这时候，放一首沙子乐队的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哎 我们那些健康向上的小理想
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
而我们的健康确是严肃的
哎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纷繁混乱
看起来它时刻都在变化着
而我们的每根神经都能揭露它

但苏丹红仅仅是序曲而已，“举毒”的新闻大战并未结束。在好不容易理解了这个叫做“苏丹红一号”的工业化学制剂之后，又有人翻出已炒多年的“丙毒”，这种学名叫做丙烯酰胺的成分，淀粉类食品在高于120℃的烹调下容易产生，也有试验显示致癌。美国杜邦公司的特富龙(Teflon)致癌一说，也让商场里的顾客纷纷把不粘锅换成铁锅。曾经号称“拒腐蚀、永不粘的特富龙”，是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具有耐热、耐低温、自润滑、化学稳定的特点。新闻还在层出不穷，有无知无畏打假青年试图状告SKII里含有烧碱，有传高露洁牙膏含致癌物质以至刷牙也致癌，有立顿红茶涉嫌“氟化物超标”……甚至因生西红柿含有尼古丁，所以“吃生西红柿等于抽烟”，以至西红柿价格降了一半，销量大跌。

这些纷繁复杂的报道，已经远远超越了给监管部门以舆论压力，助于制定、完善各种法规的效用。有意思的是，这些新闻很少首先出现在健康版。它们更多的是财经头条，或者出现在社会新闻。

在第一条关于苏丹红的新闻出来时，多少还让人觉得真诚，让人佩服新闻从业人员的英文阅读水平以及新闻敏感。但是当一系列的报道跟风其后，把肯德基的新奥尔良鸡翅、麦当劳的薯条里的丙毒、SKII里的氢氧化钠、高露洁牙膏、碧萝春茶叶……都混在一起，搅成一锅让人迷糊的浆糊时，那些没有化学基础、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便开始迷失了，活着是如此艰难，生活里举目皆毒。就象崔健唱的那样，“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粗糙的环境里，迫不得已，如何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先后两次涉嫌苏丹红和丙毒的麦当劳无奈地说：其实吃不吃油炸食品，打从有人类那天，这问题就开始存在了。但这样的解释，无法让大家轻松无忧地回复到当初的热情，那时的王力宏在麦当劳店里的喇叭里高唱“我就喜欢”。绞尽脑汁，麦当劳想出了开放厨房让顾客参观的主意。就像被传为可以刷牙刷出癌症的高露洁一样，不得不在报纸上买下整张广告，整版文字只为了告诉大家我们的牙膏没有问题。但这些公司的市场营销人才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些都抵不上给新闻界上一节如何阅读研究论文的普及课。

举苏丹红为例：是有实验显示苏丹一号有可能致癌，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怎么致癌？很少有媒体给我们解释清楚。

作为一种人工色素，苏丹红共有四种，其中苏丹一号常用作染色化学制剂，用于溶剂、油、蜡、汽油增色以及鞋、地板等的增光。老鼠的研究试验发现，给4只老鼠每天喂食苏丹一号，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给，持续两年，结果老鼠出现了膀胱癌和肝癌的征兆。

1995年欧盟食品法规禁止在食品中出现“红色污染”，使用苏丹一号。我国也于1996年作出禁止的规定。

2002年研究发现苏丹一号能造成人肝脏细胞的DNA突变，显现出可能致癌的特性。2003年，法国发现经来自印度的苏丹红原料污染的一批食品，欧盟向各成员国发出了警告，明令禁止将它用于食品生产。

2005年1月，意大利发现从英国进口的一批“伍斯特”调味酱中发现了苏丹红一号。英国得知消息后，追根溯源，发现是一批从印度进口的红辣椒粉可能是元凶。这批货共5吨。 2月18日，英国食品标准署就含有添加苏丹红色素的食品向消费者发出警告，并在网站上公布了亨氏、联合利华等30家企业生产的可能含苏丹一号的359种产品名单，下令召回。三天后，产品增加到419种。

网上开始流传一长串的涉红食物名单。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超市。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扫红大战”在国内如火如荼，不仅从亨氏辣椒酱到肯德基烤鸡，还把辣萝卜、榨菜、方便面也一并挖出来，这其中有的是经过检测，有的是通过什么方法推断苏丹一号就不得而知了。但总而言之，生活中到处可见苏丹红一号。而可能含苏丹红一号的进口食品或原料，从刚开始的359种，迅速增加到618种。甚至有些媒体建议大家不要去买红得鲜亮的食品，或者干脆不买红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在当时，苏丹红成了一个屡试不爽的道具，被某些媒体用来吸引眼球，至于那些推断那些描述是否符合真相，已经没有人去问津。

老杏

所有这些背景，一些跟风而上的媒体只字未提。为什么只字不提？因为它起不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从它的新闻价值来说，是王小波所说的“熵减”的过程。只有把“致癌、有毒”继续过分演绎，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些媒体还曾报道不要买“红得鲜亮”的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或者干脆不买红色食品。这样的建议继续将这场无视科学无视真相的混战，演绎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监管、检测、制度完善这些任务，还是留给监管部门去处理，让我们来看看在苏丹红这件事背后的几个不被关注、很少提及的问题：

苏丹红一号到底如何致癌？有什么样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吃多少能致癌？导致什么样的癌症？在忙于报道“涉红黑名单”的故事里，很少去提及这个问题。最初发现苏丹一号的毒性，是在给几只老鼠按每天每公斤体重30毫克的量喂食，连续喂食两年，结果老鼠出现了膀胱癌和肝癌的征兆。注意，是征兆而已。而那篇2002年发表发现苏丹一号会造成人体肝脏细胞基因突变从而可能致癌的研究，其实使用的也是人的肝脏细胞和老鼠的肝脏细胞。也就是说，其实目前，并没有任何苏丹一号让人患病的临床证据，没有足够数据证实苏丹一号对人有多大的危害，也没法确定一个人要吃多少才会患病。至于苏丹红作为“可能的致癌物质”，禁止在食品里使用，是各国食品管理部门出于严格把关的考虑。禁止使用，并不等于我们不小心吃了新奥尔良鸡翅，就会得癌症。

关于2002年的研究，我特地去网站查到了这篇研究的原文（刊登在Cancer Research 62, 5678-5684, October 15, 2002）。作为一篇研究文章，最后的讨论里提到，“我们的结果提示，从大鼠的情况也许可以推断人对苏丹一号的易感性。特别是苏丹一号对人的致癌性。虽然苏丹一号对大鼠可致癌，但对人的致癌作用目前还未证实。在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的目录里，苏丹一号仍未被归为致癌剂。”这个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所的组织，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它把苏丹红列入第三类致癌物，即“对人体的致癌性证据不足”。 而在1999年，在欧盟对食物危险成分归类说明的会议上，把苏丹一号归为“有可能有致癌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和“有可能的致突变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在2002年这篇文章中讨论部分的最后，作者建议鉴于目前没有来自人体的数据，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平时工作接触苏丹一号的工人有什么临床表现。

但是，作为引起苏丹红事件的源头，也就是最根本的背景——苏丹一号的危害有多大，就这么被轻飘飘地以“致癌”两个字带过。伦敦帝国学院的毒理学专家Alan Boobis教授说，给老鼠喂两年苏丹一号的试验，其实这些老鼠在两年后，只是表现了出了可能会患癌症的迹象，其实当时的老鼠表现还算正常。虽然这个试验结果是被专家审核过并公开，但此后从未再重复过。当国际癌症研究所看到数据时，认为数据还不够充分支持把苏丹一号归为导致癌症的原因之一。

这位毒理学家还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给大家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老鼠试验的结果推到人身上，老鼠试验中每天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喂苏丹红，连续两年。那么对一个80公斤的人，就相当于连续两年每天吃2400毫克的苏丹一号。而在此次英国召回食物中的祸源“伍斯特”调味酱中，每升含有3克的苏丹一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每天得喝800毫升的辣椒酱，连续喝两年。而很多被禁的食品中，苏丹一号的含量还不到1毫克/千克，常人再怎么吃也不可能吃到这么多，因此，致癌的可能性很小。但所有这些背景，一些跟风而上的媒体只字未提。为什么只字不提？因为它起不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从它的新闻价值来说，是王小波所说的“熵减”的过程。只有把“致癌、有毒”继续过分演绎，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些媒体还曾报道不要买“红得鲜亮”的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或者干脆不买红色食品。这样的建议继续将这场无视科学无视真相的混战，演绎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在“致癌、有毒”的刺激下，人们的强烈情绪反应就会演变成恐慌。以至卫生部最后不得不发布2005年第5号公告，告诉大家：少量摄入苏丹红不会致癌。这份公告所依据的是一份最新的《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苏丹红”染料系列亚型的致癌性、致敏性和遗传毒性等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性危险性不大，但如果经常摄入含较高剂量苏丹红的食品就会增加其致癌的危险性。报告里提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苏丹红Ⅰ、Ⅱ、Ⅲ和Ⅳ列为动物致癌物，但尚未证明对人体具有致癌性。就其毒性程度来说，按照目前在食品中的检出量和可能的摄入量，食品中苏丹红含量增加10万至100万倍才能诱发动物肿瘤，而对人体的致癌可能性极小。

当然，最后还有一句：尽管少量摄入不会致癌，但我国明确禁止苏丹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针对我国一些食品中也可能含有苏丹红的情况，卫生部门将加大对食品中苏丹一号的监测。

但这份公告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远远小于苏丹一号事发时的热火朝天。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这份公告，缺少可以引起轰动的元素。但受害的是这些媒体的受众——生活在媒体环境中的我们。在媒体的诱导暗示下，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在一个又一个致癌新说前，怎么去保持适度警惕、但又不过度恐慌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高科技产品、但有着坎坷命运的特富龙。特富龙是美国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它具有独特的自润滑性(不粘)，并且相对又比较耐热(180℃-260℃)、耐低温 (-200℃)且化学性又相对稳定，被开发为不粘锅的表层涂料。除不粘锅之外，特富龙还用在衣物、家居、医疗以及一些宇航产品中。目前所知的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在高温下分解熔化成“可能的致癌物质”——全氟辛酸铵（PFOA）。全氟辛酸铵（PFOA）究竟是否致癌？其实和苏丹一号一样，是动物试验的结果。

但特富龙的故事还有更多的卖点。除了致癌之外，还有两点吸引读者和听众。一是关于钱的数字：美环境保护署将准备对杜邦公司开出有史以来的数亿美元的最高罚款。二是关于时间的数字：杜邦自1981年以来，三次拒绝向该机构提供有关“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的PFOA”的资料。更有善于演绎的作者，将这几点故事元素糅合在一起，直指杜邦公司的诚信危机。

这些畅销元素和致癌新说一起，让人们纷纷把家里的不粘锅冷落一旁，涌向商场买铁锅。但其实，这种PFOA在低于260度使用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在温度超过260度，尤其干烧、煎炸时，容易引起“特富龙”涂层分解和熔解，危害身体健康。但如果用来煮饭、烧汤，一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老杏

一些媒体在讲述“造毒”传奇时，却很少有人给病人普及最起码的判断知识。当病人拿着报纸去向医生要答案时，当医生试图向病人解释受益大于风险时，病人将信将疑，以为医生得了什么额外的好处，所以如此顶风作案。结果，那些虽然也有风险但没有被曝光的药，是对医生对病人最妥协的选择，却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

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忙着“制造毒性新闻”时，别国记者在做什么呢？《环球时报－生命周刊》在一篇关于苏丹红的文章中，询问了他们的驻外记者。结果他们发现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苏丹红方面，欧洲媒体可以说是发挥了积极作用。欧洲其实这两年发生了好几起苏丹红事件，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但在这两年发生的几次苏丹红事件中，从未见过欧洲媒体添油加醋地使用“毒性强”一类的词汇。相反，媒体客观地告诉消费者，即使吃了苏丹红也不必恐慌，少量服用并无什么风险，并非所有的辣椒产品都有问题，同时如实报道国家发布的规定和通令。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后，总有人希望看到别的真相。比如，有一小撮人这么评价芙蓉姐姐、超级女生现象，说这其实是集体话语参与的低质狂欢。如果我们也试图去深入探寻这场一拥而上的“举毒”新闻大战，我们首先会发现，这些新闻大多不是首先出现在健康版。它们有的是财经头条，有的出现在社会新闻。

苏丹红、丙毒、高露洁牙膏、特富龙、雀巢奶粉……在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新闻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些公司的名字：麦当劳、肯德基、杜邦、雀巢……这些公司是我们平时熟悉的。如果把有毒的化学分子式和这些熟悉的公司名字***起来，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更吸引人的故事，当然也可能对公司来说是更悲惨的故事。但显然，我们其实喜欢这种刺激，我们也习惯被印刷机控制思想。

关于食品的报道，涉及的知识面还不算深，一般知道“有研究显示，含有XX成分的食品容易致癌”——在动物试验中，基本就能成为一篇把读者吓一跳的文章。但是关于药物的报道，需要的专业知识就要深得多。但是，我们的媒体不畏艰难，以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作战方法首先取得话语的胜利。

我们的媒体，更多的是在营造一种说话气氛，这种侃山，只要利于交差，有新闻眼，只要能吸引读者注意力，招来读者，只要读者看完以后不是继续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基本上他就完成了新闻的任务了。至于这篇文章见诸于世的影响，它在我们心中搅起的难以平息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这些我们一切自理。我们自理不了的，会拿着报纸去找医生。医生懒得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药打发病人的提问，谁知道这药有着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能说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对于那些能吸引眼球的药物，几乎每一个问题试验面世，不问青红皂白，就会有一个报道。这种报道有时候把不认识的英文专业单词直接略过，面对整个画面，直接单取鼻子或眼睛。

2004年一个叫做万络的止痛药，因多个试验发现增加能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而自愿撤市，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三个月后，另外一种新型止痛药“西乐葆”的一项试验公布，很快这一结果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往往都是“服用新型止痛药，引发心梗”之类的句子。那么一个医学专业人员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真相是，在同一时期，这种新型止痛药“西乐葆”有三项试验同时公布。其中一项有问题，而另外两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这项试验是什么呢？是什么背景下出现问题的呢？是连续服、长期服、大剂量服，而且是用于癌症的预防，而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关节炎止痛。

万络和西乐葆作为新型止痛药，当初研发的背景，就是解决以前的老消炎止痛药的胃肠道损伤的难题。在中国，可以用于关节炎的治疗，西乐葆的剂量是200－400mg。这项有问题的试验，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为了探索在新的治疗领域——癌症预防——的应用而设计的。试验是怎么设计的呢？这些有潜在演变为癌症风险的病人分为三组：一组服安慰剂，一组每天服400mg的西乐葆，一组每天服800mg的西乐葆。结果平均服33个月最长达5年，发现服800mg的发生心梗、中风、猝死的几率比安慰剂组明显高，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在这个试验的报道上，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什么病人服？怎么服？结果有没有统计学差异（只有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我们才能说结果是真的增高或者减少）？但是这几个关键点，几乎很少有媒体涉及。

不仅如此，同期公布的另外两项没有问题的试验，也很少有媒体问津。不知道是为了突出中心、强化效果而有意隐藏，还是试验信息太多超过了作者的处理能力和理解力。这两项试验是这样的：其中有一项也是用在癌症预防，也是连续服、长期服，用的是400mg,结果没有发现服药组比安慰剂组心血管事件增高。而另一项是用于早老性痴呆预防的，也是连续服、长期服，用的是400mg，结果也没有发现服药组比安慰剂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相反，另一种老的止痛药服用后，增加了心血管事件。但是，这两项试验是不受欢迎的“故事元素”，是淡化“造毒”传奇的“熵减”成分，如果把它们和符合“造毒”需要的那项试验放在一起，就会互相矛盾，难以下定论。而媒体需要的，是骇人的结论。甚至自己制造骇人的结论，比如一家报纸甚至不明真相地标上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已禁止的毒药，中国继续销售。所以，没有人在大众媒体上，把详尽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而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被印刷机和电视机控制了思想。

当媒体把聚焦灯都集中投射在这些新型药的身上时，那么以前那些老的止痛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它们没有做类似的试验，从而也就没有发现呢？这是在事件背后，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后来不断有其他试验结果问世，在全面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美国药监局发出了公正的声明，提示那些老的止痛药可能也有心血管风险。但在这样的故事里，媒体没有能发现抓人的戏剧性卖点，于是也失去了曝光的必要。

我们带着心中搅起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拿着报纸去找医生。当医生试图给我们解释，其实可能这一大类可能都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有的媒体曝了光有的没有。有时，病人会反问医生: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拿了药厂的好处？医生不再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老药打发病人的提问，谁知道这药可能有着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被曝光，没有能说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但这样的药，带着潜在的危险，未知的危险，被我们安然接受。

一位国际著名的心血管学家终于坐不住了，对这样的舆论氛围提出了抨击：如果说那些没有被曝光的药就没有问题，如果说一个药问世后，不做试验所以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推论就会让所有的药厂明哲保身，结果将是可怕的，将会断送了医学的前途。结果就是一门需要证据来不断证明、不断认识的科学——医学，将会没有人主动做试验，也将没有证据存在。

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有问题的用于癌症预防的试验。在发现800mg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的同时，它预防癌症的疗效怎么样呢？初步结果是减少了35％的息肉复发。如果把这个结果完整地呈现给一位肿瘤学家，他会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都是权衡它的风险和受益，只要对病人，受益大于风险，就可以用。比如癌症的化疗药副作用那么多，那么强，但是对于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在生存期比较有限时，还是要用。为什么？因为给病人的受益大于风险。

一位内科教授评价说，如果给所有的药都连续给病人服33个月，而且是大剂量，也肯定也会有事件发生，即使是维生素大量服还会有副作用。《活着》里故事的最后，吃馒头还会撑死。关键是看，处于什么治疗的需要，给病人这么用，如果有不良反应，相比于治疗效果，哪个分量更重。医生用药的学问就在这里。

这样的媒体事件，并非偶然。在今天的社会中，健康、医学已超越科学本身，正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出现，现在可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人们低估了它的作用。但是，它分明已经首先体现在媒体的优先定位里。

老杏

再也没有人去提吸烟了，其实吸烟引起的癌症的相关性和几率要大得多。也没有人去提腌制食品了，其实含亚硝酸盐成分已经经过河南林县人们证实，发生食道癌的风险高得多。没有人给这些风险因素正确地、客观地排序。在企图娱乐大众、哗众取宠的媒体世界里，更受欢迎的是抓人的故事情节、是悲剧感、是戏剧效果。冷静和平淡，永远都靠后站。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主编Leonard Downie Jr.和Robert G. Kaiser, 在《关于新闻的新闻－危境中的美国新闻业》一书中，有一项出色的分析，提出了从新闻业看美国新价值观的腐蚀。在这两位资深媒体人士看来，“政府、政 治、国外新闻这些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末，已经被犯罪、天气、健康、投资、娱乐所代替。这些新闻对每天过着平常生活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更有兴趣”。这两位作者认为这一对健康话题的关注，是可以“吸引和娱乐观众，并卖出广告，最终挣钱”的。

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在当今的媒体，渐渐走上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征途。这些扛着市场化大旗的媒体(实际上就是企图盈利的公司)，它们更注重吸引眼球，短期获利。在这样的“腐蚀的新价值观”的驱使下，记者和编辑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娱乐和消费这样的话题。而健康正是其中的一个可以牟利的话题。与健康有关的是非，就像明星离婚一样，是人们读下来印象深刻的悲剧。如果这场与健康有关的是非，碰巧背后又牵连着一个跨国公司，那么财经加健康，是双料开花的绝佳卖点。

在谈论《关于新闻的新闻》时，这两位资深媒体人不忘定义一下自己理解的优秀媒体：“优秀的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能丰富美国人的生活，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有用的信息，给予他们参与更广阔世界的参与感。优秀的新闻业，能把读者变得更加合作和团结，这对一个文明社会非常重要。只有当人们分享的是相同的信息——他们的环境、他们的邻居、政府、球队、甚至天气，他们才可能成为紧密的团体。最好的新闻业是深入挖掘，但它以通俗的形式展示给每个人。”Bill Kovach和Tom Rosenstiel曾经列出了九条新闻的要义中包括：第一责任是真相、对人们绝对忠诚、求证本质、对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态度、报道内容全面、均衡。

而什么是糟糕的新闻业呢？糟糕的新闻业，不报道重要信息，或者断章取义地报道，不正确，不公平，会将大家带入意识的危险境地，错误地给予人们信息。糟糕的新闻业很少创新，断章取义，不求甚解。“如果有流血事件，就会当头条。”更糟糕的新闻业，是懒惰，流于表面。比如，电视、报纸过分夸大犯罪消息，以至美国人总是心存害怕，感觉犯罪越来越多，但事实上这些年犯罪率逐年下降。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造毒”运动，对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其实跟美国的电视报纸过分夸大犯罪消息如出一辙。食物致癌和明星离婚一样，话题不必过新，不必有趣，也不必有深度，只要有悲剧感、有强烈的情绪刺激就行。在谈论疾病的这本书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身处的媒体环境也遭遇了健康的问题。这个媒体环境似乎无毒不欢，给予人们想要的，而不是给予他们需要的。

再也没有人去提吸烟了，其实吸烟引起的癌症的相关性和几率要大得多。也没有人去提腌制食品了，其实含亚硝酸盐成分已经经过河南林县人们证实，发生食道癌的风险高得多。没有人给这些风险因素正确地、客观地排序。在企图娱乐大众、哗众取宠的媒体世界里，更受欢迎的是抓人的故事情节、是悲剧感、是戏剧效果。冷静和平淡，永远都靠后站。

新闻业遭遇了健康问题。我们的判断力也遭遇了健康问题。它们病了。

对于新闻业来说，给予读者他们所要的远比给予他们所需的要重要得多。但我们的大脑，显然已经被印刷机控制了思想。在我们阅读、观看这些真假难辩、掺和着医学、财经、娱乐等各种因素的故事时，我们的大脑不幸变成了媒体思想的跑马场。恐慌是这样一种情绪，它是衰弱的自己在面对不了解真相的现实时产生的不安全感。

在爱尔兰的一个网站里，在谈论苏丹红的文章下面，一个名叫JACK的厨师说起了当年对味精的误解，以及吸烟。因为在他看来，大家显然对苏丹红反应过激，而后两者的问题其实要大得多。一个一天一包烟的烟民，在逛超市时小心谨慎，不买任何红得鲜亮的食物，不买西红柿，回家做饭不用不粘锅，听起来多少有点可笑。

在面对炮制健康是非的媒体时，生活在粗砺的环境里的我们，怎么去锻造自己的判断力，并维护自己的判断力？当这些报道前后矛盾地、彼此关联地出现在报纸、杂志、网站上时。资讯的发达和便捷给我们过多的难以消化的信息量。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处处是健康陷阱？我们需要多少渊博的知识才能将正确的而不是有毒的食物、化妆品请回家？我们又怎么能预知不久买回家准备喝的啤酒里含有过量甲醛？怎么能相信当初全国妇孺皆知的菠菜里含铁量高的报道，大家开始狂吃菠菜，事后才知道原来科学家把小数点往后挪了一位？

这位厨师跟在苏丹红事件下面的帖子说，苏丹红似乎引起了过分的恐慌，就象关于味精的是是非非一样。有段事件风传味精致癌时，其实只有在高温烹调时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而这种焦谷氨酸钠究竟怎么致癌，如何对人体产生影响，其实也还在研究阶段。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现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似乎取代了是非颇多的味精。但其实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中，也含有谷氨酸钠。事实上，谷氨酸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天然食物中，葡萄、番茄等水果及蔬菜中都有。全世界的人每天都从各种天然食物中摄取一定的谷氨酸，其中欧美人从天然食物中摄取的谷氨酸数量远多于中国人，因此中国人饮食中谷氨酸的摄入量应比西方人少得多。但是中国餐却被认为是放味精最多的菜，有少数人可能会对味精敏感，吃完后，会头疼、心悸、疲倦等神经和血管刺激性的反应，也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餐厅症候群(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但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钠，其实对人体并无影响，只是在高温后，会产生一种叫焦谷氨酸钠的成分。如果在100℃温度加热半小时，仅有0.3%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加热1小时才有0.6%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钠。如果要避免这种影响，那么只要在菜煮好熄火后再加味精。

这位厨师在帖子里说，为什么我们对苏丹红、味精的致癌作用这么敏感，但对烟草却熟视无睹呢？

至于把生吃西红柿等同于抽烟的说法，更显得荒唐可笑。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 “番茄含有尼古丁，生吃番茄等于抽烟，会致癌”。而根据农业学家的解释，番茄虽然含有尼古丁，但含量极低，每1000克番茄仅含尼古丁2至7微克，随着番茄果实的逐渐成熟，其尼古丁含量还会急剧下降。吃1000公斤的鲜番茄也只相当于抽1支烟的尼古丁含量。如果都致癌，为什么对吸烟的危害熟视无睹？

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些真假难以分辨的资料，这其中有的作者其实连起码的医学、生物背景都不具备，他们对专业名词似懂非懂，对关键词汇的解读更是稀缺。有些报道不准确，流于表面，有时出于娱乐你我的需要，还会夸大事实。

在面对这种粗砺的环境时，我们要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了解整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情节。找回自己原生的判断力，而不是轻易被印刷机、电视机控制了思想。起码，我们在无法判断的时候，还会有怀疑的能力，只有在不断的质疑中，才可能更快地得知真相。

其实在当今，你可以得到信息的渠道不仅仅是大众媒体。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食物问题和药品问题，许多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都会设有800免费咨询热线。你也许可以不必相信他们所有的说法，但起码你能知道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而有些信息，是在媒体制作一篇新闻时，会作为多余成分给删除的。比如，关于生吃番茄是不是等同于抽烟的问题，上海还设有一个叫做“农科热线”的电话，起码从那里，我们能听到更专业更详细的解释。除了热线电话，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与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网站上看到专家的咨询活动。比如，专家做客聊天室，或者专家BBS论坛。如果你真的关心某个食品或者药品的安全问题，不要只满足于读大众报纸，看大众电视。让自己设法从专业媒体、从多个角度了解全貌，我们才能够对抗某些媒体的权威感，对抗它们制造的不必要的恐慌。最起码，给我们自己的判断力一个交代。

化学课不是上完大学就可以扔掉的，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有关，我们可以让自己掌握几个基本的概念。比如，前面提到的如何判断一种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如何说明一种药引起副作用的风险真正增高（是统计学意义的增高，而非仅仅数值的增高），如何了解一个医生给病人选择用药的原则：受益大于风险。而在食品安全和毒理学上则有个经典概念，就是“剂量决定毒性”。真正的危害是超越了“度”。具体的剂量可理解为：一是剂量大小，即有毒物质含量的高低；二是食用或接触有毒物质时间的长短。只有在一定的危害浓度或含量下，持续一段的时间，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真正产生危害。而存在有害的可能，并不等于已经危害了我们的健康。

那些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在面对健康的是非新闻时，总是记住拨开云雾看本质。而不是在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其实这些零散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来说，只是局部的细节问题。其实在文明生活种，潜在着更大的关于食品的不安全,那就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饮食结构和食物营养结构。有专家把50%的美国人肥胖归为饮食结构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和饮食营养结构也分不开。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多年前，就提出“我们应以食物为药，饮食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但现在，在诸多影响健康的因素中，膳食营养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高达13％，仅次于遗传因素的15％。渐渐西化的饮食结构，正成为中青年高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一大诱因。在上海，20－40岁的中青年中，有7.1％的糖尿病高危人群，是10年前的5倍。而移民美国20年的华人患大肠癌的危险，比浙江居民高出3－5倍。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生活里没有苏丹红，而经常对高脂肪、高能量、油炸食物甘之如饴，餐桌上很少有蔬菜出现，那么我们的整体健康计划仍旧是一盘流于失败的乱棋。

老杏

看看食品合格率的一组数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产品和食品合格率在60%～70%；90年代中期在80%左右；而进入21世纪，农产品和食品的合格率提高到了90%以上。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得更糟？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医疗环境。

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光，确实暴露出了监管制度中的漏洞，但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糟糕呢？象有人说的那样，随着文明的发展，人越来越被异化，朝着非自然的状态前进？就像煤矿爆炸的事件一样，是不是现在的发生率比以前就高了呢？其实，可能事件并未增多，只是信息越来越透明，报道越来越频繁，而以前，可能就是大家不知道或很少关注。

比如在苏丹红事件中，全国能迅速清查出这么多问题食品，和技术进步有很大关系。大约在十年前，因为苏丹红在食物中的含量毕竟很低，需要有灵敏的方法检测，大部分地方可能都不具备检测痕量物质的技术手段，而现在能在一千克的辣椒酱里检测出0.6毫克的苏丹红。所以，更容易也更快能发现问题。

再看看食品合格率的一组数据：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产品和食品合格率在60%～70%；90年代中期在80%左右；而进入21世纪，农产品和食品的合格率提高到了90%以上。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得更糟？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医疗环境。

在英文里，看病说成是看医生。但现在，看病已经不仅仅是看医生这么简单。十七世纪英国作家Izaak Walton在他的名作《垂钓大全》里说，“看看你的身体，如果你还拥有健康，那么谢谢上帝！”他生活在十七世纪，那时，大家的信仰是，健康是上帝的恩赐，是金钱所买不来的祝福。但在今天，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和长寿与否，可不这么看。在“看病”这件事上，除了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有隐藏着的更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甚至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这就是医疗体制。

我们所生存的医疗环境，简单说来有法律、医疗制度、保险。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会明确地规定了政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护执业者、保险机构以及患者的权利和义务。而医疗制度更是我们一生中生活所必须面对的环境。而目前这环境，可能是粗砺的，可能是在蜕变、在转型，但是有一点简直是一定的，它可能会比眼前变得更好，但永远不可能完美。不单是我们在抱怨眼前的医疗体制，全世界人民都在抱怨他们国家的医疗体制。但今天改革后的情况是不是就比没改之前更糟糕？还是伴随着变革，问题全部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看看你的身体，如果你还拥有健康，那么谢谢上帝！”在中国的版本是：有啥都好，不能有病。说的不尽是生病这件事本身让人讨厌。身边人们抱怨得最多的是看病贵、看病难。看病贵，体现在药价贵、检查贵、治疗费贵。即使小小的感冒去看门诊，也要大治一通。每片只有两分多钱的阿司匹林几乎进不了医院药剂科，但医生在开处方开10片装6元多的“巴米尔”，成分就是阿司匹林。抗生素高价滥用，更是触目惊心。药价高一方面是药厂在推销时培养大处方医生，医生常常无视病人需要开价格高的药，一次看病可能会给病人开一个月的药。另外的原因是经过中间流通环节一、二、三级批发的层层盘剥，加上给医生的回扣，给医药代表的提成，一盒出厂20元的药必须要卖到100元才能保证基本不赔。一盒药从出厂到开给病人，中间的流通环节、交易主体过多，而且流通渠道混乱、零散。另外，在中国，药品定价授权给企业，很多企业的药品成本失真，价格失真。呼唤了多年的医药分离，试图切断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及医生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但到目前仍未能改变以药养医。除了用药之外，检查和治疗的项目和价格同样不透明。有时医生为了提成，会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而手术之前如果不送红包，病人自己反而觉得心虚没把握。而在美国，看病只需支付首次挂号费，其他费用一般由保险公司承担。

看病难，反映的是没有公平性，缺少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低廉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在我国，病人分公费医疗者、医保人员、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自费患者。处于收入低层的人，没有医疗保障，自保程度就必须提高。但他既然是收入低层，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自己买保险。当他们需要看病时，面临的问题是去什么医院？能不能承担费用？这批中低收入的群体，在现在的医疗体制中处于弱势，他们成为历次改革的盲区。造成的结果是在农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中，中国全世界倒数第四，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越来越明显。与这种公平性差对应的是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在一些医院，先进医疗设备超过需求。在农村的医疗机构可能多年没有能力更新仪器设备。从目前中国全国县级卫生机构只有三分一正常运转，三分一在瓦解边缘，剩下的三分一已垮台。而大多数城市里的公立医院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有人把“不成功”的原因归为过于“市场化”，也有的归为“伪市场化”。事实上真正的“市场化”只在少数地方出现过，把公立医院出售给私人，变成民营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院，目前90%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依然还是政府国有。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并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化，公立医疗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服务差，是“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市场化应该是象美国那样规范竞争、面向市场。在美国有公立综合医院、大学附属综合医院、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医院、私人诊所，多种体制并存。药店、药房独立经营，不附属于医院。面向低收入的、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医院，门诊诊疗项目免费，只有药费自付。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在欧美发达国家中最高，但你可能想不到，美国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度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而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公平性差的原因可能是过分市场化。美国人也在抱怨危机。

老杏

等候医疗、延迟拿药……并非只是英国病人、加拿大病人要面对的粗砺医疗环境。法国人必须个人负担大量的医药费，日 本的手术率仅为欧洲和加拿大的1/3。

那篇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无奈地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可能拥有最私立化、最有竞争性的医疗体制，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最费钱，结果也最糟糕。

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有许多人在比较国际上各国的医疗政策、医疗体系和最后体现出来的结果。如何集资、管理、组织医疗，是让政府费心费神、绞尽脑汁的事。虽然医疗体制各不相同，但全世界几乎面临着现同的问题：医疗费用上涨，社会人口构成变化，医疗技术进步，消费者期望值与日俱增。

一个叫做Alan Gilles的美国人写了本《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试图让美国人知道我们能从不错的医疗体系里学到什么。但其实，每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可能完美，都有大大小小的病症，最后无非都是在社会价值（比如：广泛性、公平性）和驱动因素（财政体系、强制管理）之间平衡。一个希望公平、广覆盖的医疗体系，可能牺牲的是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而一个能提高快捷、高端医疗服务的体制，可能是以缺乏公平性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在全世界，美国的医疗体制是比较特别的类型，它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摆脱了福利国家那种财政负担过重的困境，又保证了一定的社会公平，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制定法律规范医疗体制。但在美国，也有许多人在抱怨过分市场化带来的危机。据说，在中国医改关于要不要走美国路时，哈佛大学一位叫做萧庆伦的教授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美国医疗体制以私立为主，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政府的作用是提供部分医疗保障机制和资金，以公立形式为老年、病残、穷困或失业人口提供医疗保障，另外也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规范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制。美国的医疗体制的组成有三部分：老年保健医疗制度（Medicare）、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以及其他的私人保险。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是为所有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保险，来源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及部分社会集资。医疗补助制度主要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来源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预算。这两种覆盖了自保能力低下的人群——老人、残疾人、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社会底层，而这个人群对医疗资源，尤其初级医疗保健的需求很大，占用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医疗资源，永远处在病人有余、医生不足的状态，产生了美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

在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其市场经济的自由色彩。大多数65岁以下的美国人，依靠的是私人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团险——公司为员工集体购买的保险，参加家庭保险，或是直接购买个人保险。市场化的运营减少了国家的包袱，但是也面临着难题。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医疗总支出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些上涨的费用最多的是来自于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比如，最近MEDICARE开始给那些心脏病患者提供心脏植入性器械的费用，科技在进步，但仍需要交钱。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公司，有60％的CEO会提到他们的苦恼是给员工买团险。在通用公司，每生产一辆汽车，就得付出1500美金的员工医疗费用。

而在参加私人保险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人对高端技术、高端设备情有独钟，这些也加重了医疗保险的支出，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同时，私人保险对薪金、职业等的要求，把一部分人排除在范围之外。兼职人员，或是小公司职员，有时很难享受公司团体医疗保险，但收入又难以支持高价的私人保险，于是成为无保险人群。当他们发生健康问题时，大多数还需要依靠政府才能担负费用，这也加重了政府的医疗负担。据统计，四千三百万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

因为市场化为主导，美国强调私立医院的发展，对公立的公益性医院的重视不够，这就导致了医疗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医疗花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加拿大8.4%, 瑞典9.1%, 日 本6.8%, 英国6.2%。但美国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在强调医疗产业的市场化后，美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受到影响，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追求利润，一味加大新药研制和针对疑难杂症研究的投资，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美国医疗是不错，如果你足够有钱”。如果足够有钱，你还可以在各种高端技术、新型药物中随意选择。公平性差也是市场化带来的副反应。

做一个美国病人，要不足够富裕，要不被一个有不错的医疗计划的公司雇佣。但起码在看病时，不需要象英国病人那么付出漫长的等待。

英国走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医疗模式，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在英国，全民享受医疗保险，医疗社会化。在那里曾经有我们近乎共产 主义的美好：政府管理着医生和医院，为全体英国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几乎免费。英国自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但一个生活在英国的病人，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漫长的等待。虽然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保健，但资源毕竟有限，直接导致的病症是，漫长的等待。约有一百万英国病人正在等待，平均等待4个月。5万名患者要等1年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入院。在选择治疗手段时，也不尽能享受到那些高科技医疗手段。在终于入院之后，患者也许还要继续排队等待，以得到家庭护理或私人护理的服务。有3 000名老年患者等了至少28天才能得到治疗。

除此之外，英国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需要巨额医疗投入，也给政府带来了财政压力，陷入了窘迫境地。在大包大揽的公有制之下，满足了公平性和广泛性，但是对人们的医疗需要不能有效控制，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再加上缺乏激励机制，英国医生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美国医生，因为没有激励，英国医生提供的服务质量并不让病人满意。这样发展下去的趋势是保障范围越来越小，保障程度越来越低。英国也被迫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加拿大病人对国家卫生制度曾经一致支持，但如今这种支持也发生了动摇。因为他们也面临着低效和等待。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但与美国人相比，看一次病等待的时间却要长得多。病人踏进了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真正的等待便开始了。加拿大病人如果要转诊到专家治疗，常常需要等上两个星期或者更长，而在美国只需要几天。

等候医疗、延迟拿药……并非只是英国病人、加拿大病人要面对的粗砺医疗环境。法国人必须个人负担大量的医药费，日 本的手术率仅为欧洲和加拿大的1/3。

那篇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无奈地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可能拥有最私立化、最有竞争性的医疗体制，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最费钱，结果也最糟糕。

老杏

不管你是结婚了、单身、有没有孩子、或者一个大学生，你都需要给自己买份医疗保险，来预防万一发生的疾病摧垮你的钱包。而给自己选一份合适的保险，是在你的钱包和你希望得到的医疗保障之间权衡的结果，用较少的支出换取较高额的保障。

一位美国人在题为《美国医疗制度的危机》里最后作结时说：“亲爱的美国人，学会和它和平共处吧”。改革并非易事，作者在文章里提到一个女读者给他写EMAIL，说起目前美国的医疗环境，问能做什么来做点改变。“可悲的是，我的答案没什么帮助，第一个映入脑海的是——去嫁个有不错医疗计划的人”。

不管你是结婚了、单身、有没有孩子、或者一个大学生，你都需要给自己买份医疗保险，来预防万一发生的疾病摧垮你的钱包。而给自己选一份合适的保险，是在你的钱包和你希望得到的医疗保障之间权衡的结果，用较少的支出换取较高额的保障。

在美国，去看医生，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有没有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与医生、医院有协议和合约，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看病会便宜很多。在医疗费十分昂贵的情况下，医疗保险成为美国人就医保健的第一需要。美国的医疗保险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叫优先医疗服务提供者计划PPO（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s）。参加这种保险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看的医生，但保险费较贵，在看病时需自己负担部分挂号、医疗费。另一种是健康维护组织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保险费相对便宜，除了付少量的挂号诊费，基本不用承担其他费用，但所看医生必须由保险公司指定。HMO出现于70年代，初期并没有受到欢迎，但1974年起，美国政府开始依靠法律扶持HMO，以解决社会的医疗保障问题。到了80年代，HMO的市场份额占到了20％。最近美国还发展出了其他医疗计划：专有提供者组织（Exclusive Provider Organizations, EPOs）和定点服务计划（Point of Service POS）。

美国医疗保险行业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事实上，该行业在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中起着轴心和纽带作用。因为病人、医生、医院、医药以及体检、化验无不与医疗保险有关。由于医疗保险是人们健康的重要保障，政府鼓励公司和业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费，按费用多少给公司免税。由于美国绝大多数医疗保险业是向就业者倾斜的，所以那些老年、失业及贫困的人就很难或者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政府对老人和残障者提供医疗照顾福利，对低收入贫困家庭给予医疗资助。

对中国人来说，完全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更多的是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要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那么现在由哪些保险可供选择呢？在中国，正在建立的是以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为基础，包括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的医疗保障体系。就目前的状况看，医疗福利和医疗资助还无法达到象美国那样的广覆盖。我们依靠的主要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费用由单位和职工按照法律规定共同缴纳。有些地区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正准备同时经营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现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就是其中一种，覆盖的是城镇职工，保障的范围是基本药物、基本医疗、基本检查和基本服务。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如果资金有余，积累作为风险储备金，如果发生赤字，则由财政兜底。而商业医疗保险，则面向所有人，可以提供比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更广、更高的保障。有一些福利比较好的公司会向商业保险公司，给员工买团险。但是我们在面试一个新公司时，很少有人去关心自己的保险计划。

生活里风险无处不在，给自己选份医疗保障，买份保险，然后安然入睡。我的一位同事突然得知她丈夫患了癌症，这时才想到之前应该买份保险，因为她丈夫自己开公司，并没有除了社保之外的其他保障。我的另外一位同事，立刻去找人力资源部问清了自己都拥有哪些保险，然后自己还去买了份重大疾病加意外伤害险，代价是每年花去五千多。但她自己感觉多了份安全感，这是权衡钱包和保障的最好选择。

老杏

这种“安全、幸福”是我们原先对温暖而舒适的生活一厢情愿。疾病就是这一厢情愿中的一次冒险，在冒险中，我们失去令人舒服的错觉，对不朽的信仰再也不能让我们得到安慰，我们要面对自己、面对身体、面对医生、面对疾病、面对生死、面对环境……在冒险中，得到了“成长和幸福”。在面对疾病时，我们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存在是暂时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生活是一地鸡毛，生活并不如我们一厢情愿的想像。疾病在我们健康生活中的穿插，就是生活在教训我们，早日去粉碎那一厢情愿的健康蓝图。但我们在健康时究竟能怎么深刻地体会到这蓝图的美好呢？似乎只有疾病出现之后，我们也才意识到病之前健康的生活有多宝贵。一个腿摔断了的病人，只有当他的腿被石膏固定拄着双拐的时候，才意识到健步如飞多么的美好。

在疾病出现之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弱者自居，这既是多年沿传的懒惰习惯，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厢情愿。我们以为医生应该是上帝，但其实他们不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其实同时也在面对医生，面对和医生的沟通技巧，面对自己的弱者身份，面对不对称的信息，面对科学，面对医疗制度，面对保险业，面对死亡恐惧，面对和疾病作斗争，面对因为疾病而改变了的生活……这些面对，不仅仅是疾病而已，但是都和疾病相关。它们不是麻烦，不是折磨，也不是倒霉，而是我们作为人这一生的工作之一，是我们这一生要付出智慧去对付的七八件事。我们要生存，起码就必须有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

如果我们在生病时觉得精神痛苦和折磨，要知道造成痛苦的不尽是疾病。是不是我们即便是在那些身体健康的日子里，我们的独立精神可能就已经萎缩，我们的判断力就已经衰弱不堪。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隐喻附在疾病之上盛行，才会由那么多虽然让我们感觉不舒服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方式和态度。它们统统附加在生病这件事上，在“疾病”这种最极端的处境中一一暴露。是不是不管是在健康时还是生病中，我们本来就很少去坚持自己的精神？我们是不是很少怀疑约定俗成的观点？我们是不是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我们是不是多数时候告诉自己情况复杂、现实残酷、没有选择，很少给自己创造选择？这种衰弱的自我、萎缩的独立精神和判断力，在生病这种极端的处境里，暴露出它真正的伤口。这伤口就是，做一个被动的病人，做一个被疾病摆布的病人，做一个人云亦云的病人。只在极少数时候，这病人，真的象黑泽明的电影主人公一样，一种死亡使得另一种死亡重新复苏。

心梗是不是就是脾气乖张咎由自取？癌症是不是就是无法医治？艾滋是不是就是性生活混乱？陈逸飞突然大出血去世是不是就是工作太玩命？单位体检突然被查出来患了某种病，是不是就是倒霉、可怜？……而带有独立精神的聪明病人，象苏姗·桑塔格号召的，独立精神第一步就是就病论病，消解别人强加给疾病的附加意义，消解自己强加的倒霉感，只还给疾病它本来的意义。

当我们可以抬起头来正视疾病时，聪明病人的独立精神第二步，是承担起对自己身体应该承担的责任。看病这件事，是病人、医生、医疗体制共同的事，而不是医生一个人的事。我们的任务不是全盘托付、被动等待，等待如果医生犯错，我们就把他告上法庭。聪明病人和医生站在一起，积极沟通，对付疾病，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减少“弱者感”，更多点自尊，更多份掌握权。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聪明病人的独立精神第三步，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不仅是和疾病作一场斗争，不仅是像自行车赛手蓝斯那样的“生存勇气”，更多的是“智慧勇气”，是在面对疾病时，是和自己自恋的内心、脆弱的内心较量的过程。就像身为老师的F. W. Sanderson对他的学生说：“人为了成长和幸福，而用安全和幸福去冒险。”

这种“安全、幸福”是我们原先对温暖而舒适的生活一厢情愿。疾病就是这一厢情愿中的一次冒险，在冒险中，我们失去令人舒服的错觉，对不朽的信仰再也不能让我们得到安慰，我们要面对自己、面对身体、面对医生、面对疾病、面对生死、面对环境……在冒险中，得到了“成长和幸福”。在面对疾病时，我们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存在是暂时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威廉·黑兹利特临终前说：好吧，我有过快乐的一生(" Well.1've had a happy Iife.")。

老杏

医学，总是在伦理和现实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