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此文章由 dootbear 原创或转贴，不代表本站立场和观点，版权归 oursteps.com.au 和作者 dootbear 所有！转贴必须注明作者、出处和本声明，并保持内容完整
======== Part 1 ==========
SMH周末长篇：你到了40多岁，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开始去世。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如何在充满风险的中年岁月里，找到一条更健康的路。
在我40岁之前，我这一代的亲密朋友里，没有一个人去世。这样算我走运吗？也许吧。但我怀疑，统计数据也会支持我，我其实算比较“正常”。高中时有个很棒的男孩自杀身亡；我有个很善良的堂兄（表亲），我们关系不算特别近，在我们20岁出头时他死于车祸。这两件事都很悲伤，但都不是那种和我“直接相连”的人。年轻时，我的朋友和同龄人，跟我一样，仿佛都是不会死的。对吧？
不对。
过去五年里，随着我在40多岁一路走过来，我失去了认识的人，真的是很熟、很爱的人。住在附近的人；一起工作的人；亲密朋友。而且不只我这样。
残酷的事实似乎是：你放眼看去，中年人，40多岁、50多岁，正在不断离开我们。光是圣诞节和新年这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受欢迎的前医生、维州自由党人士凯蒂·艾伦（Katie Allen）59岁去世；备受尊敬的墨尔本大学校长艾玛·约翰斯顿（Emma Johnston）52岁去世；很多人喜爱的记者蒂姆·斯托尼（Tim Stoney）58岁去世。
至少对我来说，这些死亡带来的感觉都一样：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太早走了。
在这种背景下，我越来越觉得，50岁以后还能好好活着，有点像“纯靠运气”；这是一种应该感恩的好运，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人类是不是在40多岁后期、50多岁、60多岁，正穿过一个“随机健康灾难的山谷”？
如果是这样，我有两个问题：前面还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澳洲国立大学（ANU）国家流行病学与人口健康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Epidemiology and Population Health）政策与实践流行病学中心主任、杰出教授班克斯（Emily Banks）有一头红发，对图表的热情很有感染力。她在Zoom上说着，点了点分屏里的另一位：“谢尔盖做了很多特别漂亮的图，讲清楚我们身边‘不健康’的真实体验是怎么出现的。”
ANU的人口统计学家、显然也是“图表大师”的季莫宁医生（Dr Sergey Timonin）谦虚地笑了笑。
说到中年健康，最直观的一张图，毫无意外，就是“死亡率曲线”：横轴是年龄，纵轴是死亡率。这是一条指数曲线。我们这些在新冠期间当过“业余流行病学家”的人应该见过：它像一个滑雪跳台，前面很长一段几乎平，随后开始平滑上扬，而且越往后越陡。
在40岁之前，我们基本都在这条曲线的“长长平坡”上前进。班克斯解释说：
“我们就这么过日子。然后到了中年，曲线开始弯起来，我们就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健康问题，也开始注意到身边人的健康问题。
我自己到40多岁时，身边得重病的朋友明显变多了。
有朋友得脑癌、胰腺癌；有人心脏病发作。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13岁时还跟他牵过手，他在50岁出头死于肺癌。这类事情会开始发生在你身上。”
我说，是的，我身上就是这样。班克斯点头：“这就是原因。因为在很长的早期阶段，人类死亡率看起来真的、真的很平。但其实它是指数增长，是从一百万分之一，变成两百万分之一，再变成四、八、十六，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会把死亡当成零星事件，因为起初数字很小。但到某个点，你开始在一个已经不小的数字上继续翻倍，那就会变得很明显。”
用数字来说，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澳洲25到44岁人群的年度“全因死亡率”（all-cause mortality）大约是每10万人里73人。但45到64岁则是每10万人350人，几乎增加了五倍。
杰出教授艾米莉·班克斯（Emily Banks）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会把死亡当成零星事件，因为起初数字很小。”
重要的是，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米什拉（Gita Mishra）教授说：“从总体层面看，别把大家吓坏。就绝对风险来说，这个数仍然很小。”
但当它发生在你身边、发生在你在乎的人身上时，它一点也不“小”。班克斯点头：“真实经历的感觉，我们在新冠时也见过，会让人觉得又新又可怕：认识的人死得更多了。遇到这种新情况，我们大脑会把它放大。我们就开始想：‘这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很正常的人类反应。它属于一整套无意识的认知过程，这些过程有时帮我们理解世界，有时也会误导我们。比如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我们会拼命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同时忽略相反的信息。还有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我们的“找规律大脑”会让我们忽略大多数东西，只盯着某种特定信息去找。它们都会影响“巴德尔—迈因霍夫现象”（Baader-Meinhof phenomenon）：你会感觉某件事、某个东西、某个观点出现得比实际更频繁。
这并不否定“大家突然都在死”的感觉，但能解释它。季莫宁说，指数上升就是“自然人类寿命运作的方式”。这不代表几百年来我们对死亡率完全没有影响。
季莫宁说：“当然，人类预期寿命发生过巨大变化。今天的人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活得久多了；过去有一半孩子活不到5岁，很多女性死于分娩。所以曲线开始变陡的年龄点会改变。但曲线的总体形状不会变。”
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一到40多岁中段，就像被某种恶意命运盯上了。但其实，这只是数学。
关于中年死亡风险，有个（令人不安但也很有希望的）事实：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年轻时，主要死因往往是突然的，而且几乎都来自外部：车祸、意外药物过量。（年轻人的两个更复杂的杀手是自杀，它既有外部也有内部、生理因素；还有年轻女性的乳腺癌。）但到了中年，45到64岁，情况会明显变化。意外死亡不再是最大威胁。女性这段年龄里，乳腺癌成为首要死因，同时肺癌和冠心病（包括心梗等事件）也变得很突出。男性则是冠心病排第一，其次是肺癌，再其次是自杀。
我46岁，睡眠呼吸暂停，还被判定为“肥胖”。我决定连续跑步一年
对男女都一样，一个关键点是：这些死亡几乎都来自慢性病。慢性病发展很慢，而且会被一些很简单的生活方式细节强烈影响：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运动多少。流行病学家把这些细节叫作行为上的“可改变风险因素”（modifiable risk factors）。
如果这篇文章配乐队，那么现在应该来一段振奋的号角，因为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
可改变风险因素对“过早死亡”的影响非常大。
第一，它能大幅影响疾病发生。
第二，它是“可改变”的。也就是我们能调整。
也就意味着，我们能明显降低死亡风险：我们有机会躲开中年死亡的“镰刀”。
用最朴素的话说，五大可改变风险因素是：
吸烟、缺乏运动、饮食不健康、超重与肥胖、饮酒。
但这不是在说，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被统计数字简化，更不是在说谁在中年去世就是“活得不够健康所以活该”。完美人生本来就做不到。疾病不会做道德评判，我们也不该。班克斯说得很直白：“该下雨的时候，好人坏人都会被淋到。”
好。既然如此，我们来谈谈“怎么减少风险”。比如肺癌：它是45到64岁男女的前三大死因之一。根据澳洲癌症机构的数据，男性肺癌中多达90%、女性中约65%，估计都直接来自吸烟。（还有一些肺癌和吸烟无关，会发生在从没抽过一支烟的人身上。）
班克斯说：“吸烟是我们做过的最危险的事之一。它在全人类前五大死因里都扮演重要角色：缺血性心脏病、痴呆、肺癌、中风、慢阻肺。”但人们几乎普遍低估它的风险。
“就算你是所谓的轻度吸烟者，一天三到五支，你死于肺癌的风险，也是从不吸烟者的九倍。”
戒烟并几乎消除自己得肺癌的可能性：这是可改变风险因素最完美的例子。简单到极致，效果也强到惊人。那为什么我们不马上行动？欢迎来到人类的大问题之一：为什么我们总是做不到那些明明知道对自己有好处的事？
再举一个：运动。我们当然知道运动会让人感觉更好！我们知道！可现实是，三分之一的澳洲成年人达不到推荐的有氧运动量（每周150分钟以上，并且至少五天进行），更夸张的是，80%的人做不到每周两次的力量训练。
迪尔医生（Dr Rachel Dear）是悉尼圣云仙医院（St Vincent’s Hospital Sydney）的肿瘤内科医生，也是高级专科医生。她认为：“运动是你能做的第一名的事。它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神药。研究显示，它能把（乳腺癌）复发风险降低50%，这和辅助化疗一样有效。”
迪尔叹了口气：“可当然，不做的人太多了。太热、太冷、没时间。我们躺在沙发上刷Instagram，也能得到同样的多巴胺刺激，就像我们去卧推40公斤一样。于是很多人选了Instagram。”
再说饮食。可惜，我们刷手机的“爽”，往往不会配上一盘健康的西兰花和胡萝卜。吃得更健康几乎是人人都想要的目标，但澳洲有七成的人，每天吃不到推荐的蔬菜量（五种蔬菜，每种熟菜半杯到一杯）。
不健康饮食，尤其是现在超加工食品这么多，会带来很多风险，比如肠癌、2型糖尿病、高胆固醇、心脏病。它也意味着：就算我们从沙发上爬起来，很多人也穿不回20多岁、30多岁那条“永生时代”的牛仔裤了。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
参加活动2014年终血拼～日本归来彩妆药妆HermesBirkin, Kelly，Chanel, CharlotteOlympia, Kenzo, Burber (2014-7-12) Kittymeow 
发表于 2026-1-25 07:35
发表于 2026-1-25 0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