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澳洲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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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www.mh.sinica.edu.tw/MHDo ... tionDetail_1405.pd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71 期(民國 100 年 3 月)，157-20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十世紀初澳洲都市化下 華裔社群的「華僑」敘事與政治結社*


郭美芬**

摘要


本文從澳洲華裔的「華僑」敘事和政治結社，論證二十世紀初都市 化、白澳及中國民族主義三方面對澳洲華裔認同政治的影響。1905 年 後，隨著中國局勢和澳洲社會的轉變，「華僑」一詞逐漸被雪梨及墨爾 本兩大城的華裔社群所接受，並藉由強調其在白澳下的受難形象，與其 他海外華裔社群共通聲氣。1909 年後，「華僑」成為澳洲華裔爭奪社會 領導權的政治修辭之一，兩大城華裔領袖不約而同地希望透過報紙的力 量，爭奪「華僑」的詮釋權，以此修辭凝聚華族的歷史記憶和文化民族 主義，藉以整合全澳洲的華裔族群，並鞏固其領導權。1911 年中國新共 和革命前夕，澳洲華裔建立了第一個政治結社:「少年中國會」，並將 現代時間意識和澳洲經驗重新嵌入華裔社群的歷史意識中。本文認為這 段歷史發展，彰顯了澳洲華裔藉由現代報刊和政治結社重整社會網絡與 領導權的方式，進而呈現該社群對於政治價值、社會想像和社會動員方 式的轉變。此外也說明了:「華僑」的政治修辭重新詮釋並界定了新的 人際網絡，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依據的不再只是傳統的人際網絡，但也 不是純然法制上的歸屬意義，相反地，現代時間意識、華族歷史記憶和 澳洲經驗所交織的歷史關係，才是凝聚澳洲華裔社群認同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澳洲華裔、華僑、現代化、白澳政策、中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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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拉特博大學社會科學院暨澳洲研究委員會博士後研究員
收稿日期:2010 年 3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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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洲華裔社群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使用「華僑」一詞，而這一詞多半被研究 華人史的學者詮釋為與中國民族主義有關。1近年來有關澳洲華裔歷史的華文 研究也多半指稱，澳洲華裔受到中國民族主義和中國政治局勢發展的影響，進 而將澳洲華裔社群的政治結社簡單地理解成中國保皇黨和革命黨勢力的延 伸。2而同時間澳洲學者的研究則強調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華裔社群， 深化了澳洲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進程，然而卻未能探究這段時期華裔社群的「華 僑」論述和具有強烈情感的中國意象。3這兩派學者的研究也彰顯了海外華裔 社群擺盪在兩種文化和歷史認同下的處境，其多元的認同無法被簡單地分類。 而本文則希望探討自 1901 年澳洲聯邦政府成立到中國辛亥革命期間，華裔社 群對「華僑」的論述和政治結社，與其所彰顯的對於現代化的反應、離散的認 同以及其中國的意象。透過這些政治言辭和結社，本文希望強調政治對於海外 華裔社群的社會意義。
本文重新審視澳洲華裔之所以接受「華僑」一詞的緣由，認為此詞無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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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華僑」這個字彙的出現和使用參見 Wang Gungwu, “South China Perspectives on Overseas Chines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3 (January 1985), pp. 69-84，以及莊國土，《中 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和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 民族主義(1912-1949)》(台北:國史館，1997)。 參見趙令揚，〈辛亥革命期間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梅光達，邱菽園與康梁 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頁 46-67;趙令揚、楊永安，〈晚清期間澳大利亞 的保皇活動及其與革命思潮間的矛盾〉，《明清史集刊》，卷 4(1999 年 10 月)，頁 1-31;楊永 安，〈二十世紀初澳大利亞華人果業的發展與危機─ 由 1904 年「仇視華人會」談起〉，《明 清史集刊》，卷 7(2004 年 11 月)，頁 213-260;楊永安，〈論清季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的設立 與其外交人員觸犯刑案之始末，《東方文化》，卷 40 期 1、2 (2006)，頁 163-180;邱捷，〈從華 文報紙看清末的澳大利亞華僑〉，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與世界: 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頁 367-380;趙令揚、楊永安，〈救災與救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澳洲華人之中國情懷〉，收入 《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頁 381-401。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Question of Racial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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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理解為對中國的忠誠和認同，就像研究東南亞海外華人的學者王賡武所 言，由於「華僑是革命之母」一詞經常被引用，使得許多中外人士視華僑為革 命的力量，但王賡武提出，對於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其實我們所知有限， 儘管有些華僑真的受到強烈的愛國情操所驅動，但有時華僑的角色被誇大與誤 解，4因而忽略有些華僑從來都不是革命者，也不特別愛國，只是因為需要一 個強大的中國保護，才會支持革命運動。5這些華僑多元的意象，也說明了無 法以單一的角度觀察海外華人的歷史。王賡武更提出，如果想要瞭解這些華 人，就必須將他們的多種認同一併考量，並且提出規範以進行有效的探討。6也 因此 1950 年代前海外華人的認同意識，儘管王賡武將之區分為中國民族主義 認同以及歷史認同兩種，但是其多元和複雜的歷史經驗，需要研究者審慎地處 理。近年來王賡武更提出，必須觀照華人所處的當地社會政治對於辛亥革命前 後的海外華人世代的影響，因為這些影響導致部份華人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老百 姓，他們開始有新的政治考量和理解。7
「華僑」之於澳洲華裔社群，也同樣彰顯了多元的意象和認同方式，但與 王賡武研究下的東南亞地區不同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東南亞華人受到來自中 國的教師和報人的宣傳，掀起了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和認同，但澳洲華裔 社群在白澳政策的箝制下，為了適應現代化與減輕排華運動的壓力，更傾向彰 顯其對於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認同。是以本文並不探究澳洲華裔是否愛國這一議 題，而是關注以愛國或是民族之名的論述和結社背後的社會意義。本文將以辛 亥革命前後澳洲華裔的華僑敘事和政治結社為例，闡述二十世紀初澳洲華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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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賡武，〈前言〉，收入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頁 1-2;Asian Affairs, “Asian Affairs Interview with Wang Gungwu: Diaspora, a Much Abused Word,” http://www.asian-affairs.com/Diasporas/wanggungwu.html (2009/12/15) 王賡武在此文中提出六種華僑的意象，並指出這些意象間甚至彼此矛盾。王賡武，〈前言〉， 收入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 2。 王賡武，〈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之研究〉，收入氏著，《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 書館，1991)，頁 234-262。 王賡武，〈「黨國民主」與三代海外華人的「進」與「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期 67(2010 年 3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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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新的政治取向和認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對中國或是澳洲的政治表態， 白澳和都市化下的社會變動也成為影響澳洲華裔社群認同變遷的要素。本文更 將探究澳洲華裔如何以「華僑」一詞去敘述其在白澳下的歷史經驗，包括白澳 政策如何影響華裔社群使用「華僑」一詞來詮釋自己，這些詮釋又反映了什麼 樣的社會聚落和政治價值觀的變遷。概言之，本文將從都市化、白澳和中國民 族主義三方面，探究澳洲華裔社群認同政治的敘事和結社。再者，本篇文章將 論證，澳洲華裔社群的認同政治是建立在新的社會網絡與歷史詮釋之上，也因 此二十世紀初澳洲華裔的歷史樣貌，比起以往傳統中國民族主義的詮釋，來得 更複雜深邃。



從礦區到城市: 「保皇會」、華文報紙與都市化下的公共意識啟蒙，1894-1903



1848 年首批華工來到澳洲，從 1850 年代開始許多廣東籍的華人遠渡重洋 到他們口中的「新金山」來淘金，直到 1861 年時澳洲華裔人口達到高峰，共 有 38,958 名，8約為澳洲總人口數的 3.3%，然而因為各礦區陸續發生排華衝突， 各州開始制訂限制華人的規定，華人的人口數便逐漸下降。但到了 1860 年代 晚期各州取消限制條例，加上昆士蘭又發現金礦，於是大量的廣東華裔勞工再 度湧入。1881 年時，澳洲華裔移民總數達到 38,533 名，其多半從事勞工等行 業，但也引發當時勞工階級排華的情緒和運動，也影響各州政府再度制訂限制 華人入境的相關法規，是以華裔入境澳洲的總數從 1880 年代後呈現逐年下降 的趨勢，9然而直到 1921 年前，華裔依舊是澳洲最大宗的外來人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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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Year Book of Commonwealth Australia, No. 18, p.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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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社群的統計數字在 1880 年代後顯示其朝向城市遷移的歷史現象， 1880 到 1901 年間，因為採礦的式微，居住在城市中的華裔族群成長了兩到三 倍，而且多半集中在雪梨跟墨爾本等東部大城。12因淘金而增加了財富，1880 年代起墨爾本經濟起飛，並在短短的數年間，發展成能與歐陸大城並駕齊驅的 城市。13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澳洲的商業和進出口貿易起飛，雪梨更成 為大英帝國的第四大商港。14雪梨和墨爾本因為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許多 華裔移民開始遷移到這兩處從事農業以及蔬果供應販賣，以銷售給十九世紀末 都市中逐漸成長的勞工與中產階級。15以雪梨為例，1881 年華裔人口為 2,232

11 Year Book of Commonwealth Australia, No. 18. Lindsay M. Smith, The Chinese of Kiandra New South Wales: A Report to the Heritage Office of the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i.e. Affairs] and Planning (Sydney: Heritage Office, N.S.W. Dept. of Urban Affairs & Planning, 1997), pp. 17, 43.
12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 Records on Travel,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s, 1860-1975 (Canberra: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05), p. 17; C. 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9, 52.
13 十九世紀末墨爾本的經濟起飛和繁榮，請參見 Graeme Davison, “Marvellous Melbourn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Marvellous Melbourne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29-288.
14 T. A. Coghlan and T. T. Ewing, The Progress of Australa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W. & R. Chambers, Ltd., 1903), pp. 185, 447.
15 華裔人口數參見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Richmond: Raphael Arts, 1977), p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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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到了 1888 年則增加到 4,202 人，1901 年澳洲聯邦成立時，雪梨的華裔 人數為 3,680 人，佔新南威爾斯州華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16而另一大城墨爾本 則有 2,500 名華裔人口，佔維多利亞州華裔總人口的 38.3%。17
但城市中排華運動者的排擠和壓力，依舊如影隨形地跟著華裔移民。尤其 在澳洲都市勞工階級興起，以及十九世紀末澳洲經濟蕭條的影響下，越發加劇 都市中華裔社群的困境，雪梨史家就指出，短短幾年間城市華裔人口劇增，導 致了另一波的排華運動。18然而，澳洲華裔並未像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華裔從都 市走向內陸;19為了適應都市生活以及減輕排華的壓力，城市中華裔社群的經 濟型態、社會網絡和生活節奏也逐漸改變。華裔的時間意識就是一例，都市裡 逐漸高漲的「八小時工制」的勞工運動，影響了華裔移民，開始以時鐘和西曆 為基準來規劃他們的生活作息，20生活使得華裔社群更迫切地需要學習英文， 以利與澳洲人做生意，這不僅增進了都市中華裔的雙語能力，也改變了他們的 結社和社會領導權方式。211890 年代之前，華裔社群多是聚集在鄉村以及礦 區，他們以方言群做為結社的主要對象。22迥異於傳統方言群等以血緣和地緣 為入會基準的新結社方式，開始出現在十九世紀末的雪梨，具有雙語能力的華
16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 p. 16. 另參見:Shirley Fitzgerald, “Chinese.” http://www. dictionaryofsydney.org/entry/chinese (2011/1/3)
17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 p.16. 另參見:“Chinese.” http://www.emelbourne.net.au/ biogs/EM00338b.htm (2011/1/3)
18 Shirley Fitzgerald, Red Tape, Gold Scissors: 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Sydney: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1997), p. 27.
19 Peter Kwong, Chinatown, New York: Labor and Politics, 1930-1950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revised edition), p. 38; Sucheng Chang,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San Francisco: Pettit & Russ, 1986), p. 76.
20 Q. 14052, 14198, 14407, 14473, 15744 and 15799,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lleged Chinese Gambling and Immorality and Charges of Bribery against Members of the Police Force, 1891-1892 (Sydney: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Printer, 1892); Graeme Davison, The Unforgiving Minute: How Australia Learned to Tell the Time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2-93.
21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Melbourne: La Trobe University, 2008), chapter 2.
22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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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傳教士、新聞記者、零售商和貿易商人等逐漸建立其社會地位，成為華裔社 會新的領導階層;這個新的領導權不像傳統的同鄉會領袖，專以協調華人宗親 派系間的利益分配與衝突為主，而是轉變成為溝通澳洲社會與華裔內部的橋 樑。
1890 年代具有雙語能力的領導階層，代表財富不再是唯一建立社會領導 權的方式。雪梨華商如梅光達(Quong Tart, 1850-1903)，曾經採取類似東南亞華 商的做法，以捐購官銜來鞏固在華裔內部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另一方面，西 方教會傳教士，例如雪梨的周容威和司徒千、墨爾本的張卓雄、維多利亞州的 楊官彩等，則代表了以西方法治和人權觀念推動華裔權益的新興領袖。此外， 十九世紀末開始，具有雙語能力的新聞編輯與記者也逐漸發展其社會影響力。
1894 年雪梨的第一份華文報紙《廣益華報》，在華裔編輯以及兩位澳洲 人士的支持下正式出版。此份報紙對於增進華裔移民的城市公共意識，扮演了 相當關鍵的角色，也帶動了其他華文報紙的出現。新聞報紙的敘事和其所扮演 的社會角色，影響了澳洲華裔的現代時間觀念、生活形態、公共參與和文化認 同，也成為動員和凝聚華裔社群的重要工具。23而報紙的出現，更增進華裔社 群參與澳洲的公共生活與事務，除了介紹澳洲社會外，新聞報紙更報導一些澳 洲的公共節慶，向讀者宣傳不同於華裔社會的風俗。1897 年，《廣益華報》 推動華裔社群參與維多利亞女皇登基六十週年的慈善遊行活動，就彰顯了報紙 的力量如何影響雪梨華裔社群去改變他們的公共形象，他們希望從投機的淘金 客轉變為被澳洲社會接納的新移民。24


1894 到 1902 年，雪梨與墨爾本一共發行了三份華文報紙:《廣益華報》 (1894-1923)、《東華新報》(1898-1902、1903-1936 年改名《東華報》)、和 《愛國報》(1902-1905、1906 年後改為《警東新報》)，到 1923 年時則共
23 進一步的討論參見 Mei-fen Kuo, “The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 and the Shaping of a Modern ‘Imagined’ Chinese Community in 1890s Colonial Sydney,” Journal of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2, pp. 34-53.
24 Mei-fen Kuo, “The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 and the Shaping of a Modern ‘Imagined’ Chinese Community in 1890s Colonial Sydney,” Journal of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2, pp. 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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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份華文報紙在雪梨及墨爾本出版，這也意味著報紙開始成為華裔移民社會 生活中的一部份。社會學者 Craig Calhoun 提出印刷文化接連了現代社會中個 人與國家社會體系的關係，過去傳統社會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人際網絡聯繫方 式，隨著報紙等媒介的普及而逐漸改變，都市中的人際關係也不再需要透過傳 統的社會網絡，這便使得個人生活和國家社會體系間的聯繫成為可能。25都市 中的華裔移民透過報紙的敘事與討論，增進其公共意識，同時參與公共事務， 他們不像過去的華裔移民，需要靠血親與地緣等關係奠定其社會網絡;相反 地，以職業、宗教、政治等名目的新興結社方式，開始逐漸蓬勃發展。
而澳洲第一個華裔政治結社也在華文報紙的宣傳與支持下，在二十世紀初 建立。1898 年雪梨華商創辦《東華新報》後，又於 1900 年建立了澳洲第一個 「保皇會」(全名為:「澳洲鳥修威省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這一個政治 結社一開始雖起因於雪梨華商梅光達與康有為和新加坡華商邱菽園間的私 交，然而以梅光達為首的舊有華商勢力並沒有成為此組織的重要成員，相反 地，《東華新報》和保皇會的主要成員為一批新興的華商階級。26事實上，從 十九世紀末開始，一批專營香蕉批發事業的華商與小販商佔了新南威爾斯州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香蕉市場。這批逐漸增加財富的蕉販，打不進去舊有的「聯益 堂」組織，進而轉向成立保皇會。雪梨舊有的社會領導權是以「聯益堂」為主 的商會團體，這個團體建立於 1875 年，由代表同鄉會的八個商號所共同組成， 主要辦理船務代理等商務;也就是說，聯益堂組成和運作，是由八個同鄉會代 表商號採取聯議制的方式，27與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中由單一同鄉會壟斷特定行 業的方式有所差異。28都市中逐漸興起的新興果商階級，並不依賴舊有的同鄉

25 Craig Calhoun, “Indirect Relationships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 Large-scal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Pirre Bourdieu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1), pp. 95-97, 102-103.
26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pp. 145-149.
27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 82;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p. 182.
28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 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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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相反地，他們希望建立跨越同鄉會與宗族的社會網絡，去尋覓更大的 商機。而保皇會在海外建立的組織網絡和聲望，吸引了這一批新興的果商與階 級。1900 年，此組織宣稱在澳洲擁有數千名成員，29並且希望透過康有為的到 訪，擴大組織在澳洲的聲望和基礎。
梁啟超在康有為的指派下，於 190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01 年 4 月 14 日間 訪問澳洲。1901 年澳洲成立聯邦政府之際，通過《聯邦限制移民法案》，以 「聽寫測驗」阻隔非歐洲的新興移民，而已經定居在澳洲的中國移民則被要求 申請「回頭紙」，以控制他們出入澳洲的自由權利。梁啟超剛好在限制移民法 案生效之前入境澳洲，也見證參與了澳洲聯邦政府成立的歷史時刻。梁啟超在 澳洲的這一段經驗，不僅影響他的政治思想，也影響了雪梨華裔社群的民主思 想與海外華裔團體間的聯繫。在梁啟超的牽線下，《東華新報》成為《國民報》 和《開智錄》的代理。30梁啟超原有意由《東華新報》將他在澳洲的言論集結 出版為《中國近十年史論》一書，31但因故最後只出版約兩萬字的《中國積弱 溯源論》，這本小書原先是以文章形式，透過《東華新報》在華裔社團間首次 流通。32梁啟超的到訪，不僅提高了保皇會的名聲，也宣揚了康有為和他自己 的民權與民主等政治理念。33雪梨保皇會成員的熱心捐款與參與，更讓梁啟超 向康有為建議，將保皇會在海外的總部設立於雪梨。34
梁啟超所帶來的政治影響提供了宣傳與鼓舞人心的作用，更促成了墨爾本 另一份報刊:《愛國報》的創刊。墨爾本的社會結構跟雪梨不一樣，梁啟超觀

頁 162-165。
29 《東華新報》，1900 年 2 月 7 日，頁 5。
30 〈清議報告白〉、〈代售開智錄〉，《東華新報》，1901 年 2 月 9 日，頁 3。
31 〈孝廉著書〉，《東華新報》，1901 年 3 月 13 日，頁 3。
32 〈誘掖深心〉，《東華新報》，1901 年 4 月 17 日，頁 3。
33 舉例來說，《東華新報》連續刊登康有為的〈代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覆湖廣總督張之洞書〉，
以宣揚法國革命中的民主與自由，並提出中國要強大，唯有建立民主體制，而沒有一個民主不 是靠革命獲得的。《東華新報》，1901 年 2 月 9 日，頁 3;2 月 13 日，頁 2;2 月 16 日，頁 2; 2 月 27 日，頁 2。同時參見〈論二十世紀之中國─ 轉錄《國民報》〉，《東華新報》，1901 年 7 月 17、20、24 日，頁 2。
34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1972)，頁 111-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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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墨爾本兩大同鄉會組織:四邑會館和岡州會館，獨佔了十九世紀中葉以來 的社會領導權，他進而指出，這兩大團體所影響下的鄉土主義和情感認同，將 會阻礙保皇黨勢力的擴張。35梁啟超的感慨突顯墨爾本華裔對於政治結社不若 雪梨華裔來得熱中，然而梁啟超對於民主與革命的言論影響了《東華新報》的 編輯鄭祿，他於 1902 年在墨爾本創辦了《愛國報》。36《愛國報》能夠成功 出刊的關鍵之一，是因為得到墨爾本華裔領袖黃世彥的支持。37黃世彥不僅是 岡州會館的成員之一，他在 1901 年籌辦華裔慶祝聯邦政府和約克公爵來訪的 慶典，以及 1902 年歡迎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的歡迎會，也顯示了他整合華裔 不同團體的領導能力。38
與梁啟超 1903 年前對支持革命的傾向相似，《愛國報》一開始就展現其 支持革命的立場，也因此被後來國民黨的官方史家視為澳洲支持孫中山革命的 濫觴。《愛國報》創刊之際，就大量轉載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中國日報》和《中 國新報》的新聞，1903 年初《愛國報》更報導了從澳洲回廣東的華裔人士謝 纘泰所策劃的起義，這個計畫當時尚未在香港與中國曝光。39《愛國報》積極 地向墨爾本的華裔社群宣揚革命者的政治理念，不僅成為澳洲唯一一份支持革 命的報刊，也是東南亞及大洋洲地區在《圖南日報》出版前，唯一宣揚革命的 報刊。40《愛國報》更強調，對於孫中山革命的支持緣於他們對民主思想與社 會的尊崇，藉此宣稱與太平天國起義的理想跟結構大不相同。41

35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143。
36 〈追論本報之難〉，《愛國報》，1905 年 1 月 18 日，頁 2。
37 〈鄭錄告白〉，《愛國報》，1902 年 3 月 5 日，頁 7。
38 〈又求擺景〉，《愛國報》，1902 年 2 月 26 日，頁 6-7;〈迎我使君〉，《愛國報》，1902
年 4 月 16 日，頁 3。
39 〈惜我同胞:大明順天國〉，《愛國報》，1902 年 3 月 4 日，頁 3;〈大明順天國〉，《愛國
報》，1902 年 3 月 11 日，頁 2;〈大明順天國:繳文〉，《愛國報》，1902 年 3 月 25 日，
頁 2。
40 在新加坡出刊的東南亞第一份支持革命黨的報刊:《圖南日報》也僅從 1904 年出刊至 1905 年。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3)，頁 74-75;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
41 〈釋仇滿〉，《愛國報》，1903 年 6 月 8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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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 1903 年之後加劇的排華運動，使得政治修辭成為新的社會動 員方式，也進一步影響不同政治結社的發展。以保皇會為首的社會領導權在成 立之後並不穩固，1902 年雪梨華裔的一場派系之爭，導致舊有的「聯益堂」 勢力下降，而《東華新報》也宣告停刊，改由《東華報》接手。而在 1903 年 之後，澳洲聯邦政府正式關閉華裔移民入籍成為澳洲公民的大門，這一法制上 的限制，使得華裔移民正式成為澳洲社會中的「他者」。42保皇會以政治之名 的社會動員於此時並未有效地抵制「白澳」，也未能建立一個跨越州際的政治 團體;而越發劇烈的排華運動也促成了新興華裔社會領導權的出現，墨爾本與 雪梨也分別發展出兩套社會領導權:一派是以商業領袖為主的，肯定個人主 義、跨國的商業網絡與法治價值;另一派的領導權則是將宗族與地緣關係轉型 為民族主義，強調漢族的歷史意義。43而這兩派社會領導權同樣希冀透過報紙 與結社，以「華僑」這樣的政治修辭動員華裔社群，以對抗白澳。


「白澳」的影響: 澳洲聯邦成立前後雪梨與墨爾本華裔社群的整合與分裂


儘管 1887 年到 1888 年間，澳洲各州政府已經紛紛關閉了華裔移民入籍的 大門，但是當時入籍對於華裔移民而言並無關政治忠誠或是認同，主要考量是 有助於其事業、財產與在州際間往來的便利。44而 1890 年代聯邦成立前夕， 公共輿論對於聯邦政府和未來藍圖的討論，助長了澳洲民族主義者的「白澳」 認同和排華運動，並進一步促成「白澳政策」的產生。45當時逐漸高漲的排華

42 Michael Williams, “Would This Not Help Your Federation?” in Sophie Couchman, John Fitzgerald and Paul Macgregor, eds., 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 (Kingsbury: 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 2004), pp. 36-37.
43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p. 5.
44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p. 329.
45 Helen Irving, To Constitute a N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Australia’s Constitutio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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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和限制非歐裔移民的法令，也迫使華裔社群體認到政治參與的重要。澳洲 社會並未將華裔社群視為可與盎格魯塞爾特族群同列平等的地位，也無法成為 共享新聯邦政府權利的公民;儘管在 1890 年代末，華澳社群不斷希望爭取其 參政權利，46但華裔社群很快就理解到他們被排除在新的澳洲聯邦之外。對於 未來的憧憬進而轉變成為被澳洲白人社會疏離的焦慮情緒，然而華裔社群並未 指責澳洲社會，相反地，華文報紙逐步地強調海外華裔的受難形象，更將海外 排華運動的原因歸咎於滿清政府的無能以及對於海外華人的忽視，47同時也不 斷強調澳洲華裔在排華輿論和運動下的受難情況，希望藉此團結華裔社群。48
然而，「白澳」對於澳洲華裔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改變了華裔社會動 員的方式。1903 年後日漸嚴峻的排華運動引發了華裔社群的焦慮，也促成新 興社會領導階層的出現。保皇會成員追隨梁啟超，在 1903 年後逐漸放棄對革 命的堅持，同年雪梨華商成立了「自由社」，後改名為「華商會社」，49成立 的宗旨則在於改變過去傳統的商會結社，以增進澳洲華商的經濟發展。50這個 組織包含了雪梨 31 間華商公司，這個以不同的都市商業職業為組合的結構， 與聯益堂以地緣同鄉會為主的結構大不相同。51二十世紀之際，因著逐漸增加 的財富與社會名望，雪梨商人逐步提昇了自信以及對自身社會地位的認同。雪 梨華裔果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成功地壟斷了香蕉市場，他們的財富累 積也比其他階級的華裔來得快速，同時他們也開始致力於在香港及中國發展其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7, 114; Graeme Davison, The Unforgiving Minute, p. 101; Judith Brett, “Relaxed & Comfortable: The Liberal Party’s Australia,” Quarterly Essay 19 (2005), pp. 11-12; Catriona Elder, Being Australian: Narratives of National Identity (Crows Nest.: Allen & Unwin, 2007), pp. 53-54.
46 〈相時而動〉，《廣益華報》，1896 年 3 月 20 日，頁 3。
47 〈多適樂土〉，《廣益華報》，1899 年 8 月 31 日，頁 4;〈虐待華人〉，《廣益華報》，1901
年 4 月 20 日，頁 5。
48 〈檀香山華人被虐慘狀記〉，《廣益華報》，1900 年 6 月 9 號，頁 2-3;〈論出洋華民日多〉，
《廣益華報》，1900 年 6 月 16 日，頁 2;〈華人受欺〉，《廣益華報》，1900 年 12 月 1 日，
頁 3。
49 111/4/1, “Records of Meetings, 1903-1904,” Noel Butlin Archive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50 〈鳥修威華商會社章程〉，《東華報》，1903 年 11 月 14 日，頁 3。
51 〈聯益堂解散之情狀〉，《東華報》，1903 年 10 月 31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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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業。52以保皇會和政治之名的動員方式，在二十世紀初於雪梨華裔社群已 經轉成以「職業」和「經濟地位」為結社的基礎。
1904 年對雪梨華商來說是相當不安的一年，因為「排華聯盟」於這一年 的 5 月成立，這個新組織結合了自由改革協會、商販聯合會、零售商工會、勞 工協會和傢俱商協會，目的就在於打擊華裔商人。53為了因應排華聯盟劇烈的 排擠，在華商會社成立之後的十個月，雪梨華商成立「保商會」，以對抗排華 聯盟。54促成保商會成立的另一個原因是，日俄戰爭讓華商體認到清廷政府的 官方力量無法提供保護，他們開始鼓吹「商戰」的理念，希望以商人的成功對 抗白澳的種族歧視，以抗爭建立華裔移民的平等地位和商業穩定。55這些新興 組織反映了雪梨華商不再像過去的華商，是透過同鄉會等個人與宗親關係來鞏 固其社會網絡，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雪梨華商以他們對社會的參與和貢獻， 來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
當時來自西澳的華商陳霞被選為保商會的主席，他在就任後的演講中強調 「四海一家」的基督教精神，正與華商日漸形成的跨國商業網絡相合。56陳霞 更透過與排華聯盟的筆戰，強調現代體系中的平等價值應該被所有人享有，而 不該有種族上的區隔。他更強調英國傳統下的自由、公平與商業精神為華商所 敬仰，進而宣稱華裔商人所追求的是商業的穩定和公平，而不是與歐裔競爭。57 對雪梨華商來說，「四海一家」的跨國商業網絡所依賴的是以法律為依據的公

52 舉例來說，華商會社也透過保皇會的關係向墨爾本及西澳地區的華商募集基金，成為位於香港 的中國商務公司的股東。〈商會集股三誌〉，《東華報》，1903 年 8 月 1 日，頁 3;〈中國商 務公司聚會〉，《東華報》，1903 年 11 月 21 日，頁 3。同時二十世紀初，雪梨華商也分別在 廣東和香港等地建立其商業網絡，並建立了最為人所知的為上海與香港的四大百貨公司。
53 Sydney Morning Herald, 5 May 1904, p. 8.
54 〈倡力保商會布告文〉，《東華報》，1904 年 7 月 16 日，附張。
55 〈倡力保商會布告文〉，《東華報》，1904 年 7 月 16 日，附張。〈雪梨阜倡立保商會布告文〉，
《廣益華報》，1904 年 11 月 19 日，頁 5。
56 Rev. John Young Wai, “Chinese Mission Church, Foster Street,” Ministering Women 28 (April
1904), issued quarterly by the 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South Wales.
57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August 1904,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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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則，正如同他們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所宣稱的:華裔是澳洲社會中守法的成 員，他們的成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下的產物，並不會為澳洲社會經濟帶來不良 的影響。也因此雪梨華商藉由不斷推崇澳洲法治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 希望取得被認可的社會地位。雪梨華商會社是繼香港之後第一個自主性的海外 華人現代商業社團，具有詳細的規章和選舉議事制度，58費約翰(John Fitzgerald)的研究也論證了澳洲的法治社會提供了華裔發展商業的基礎，59雪 梨華商不僅希望超越傳統商人僅透過地緣或是親屬關係來結社的方式，更選擇 由過去個人的信任關係轉向到以國家等法制關係為主的組織信任。60
同時，「保皇會」對雪梨華商的吸引已經不是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政治影響， 相反地，保皇會在東南亞等地的分會和網絡吸引了雪梨華商去擴充其商業網絡 與關係，61也就是說保皇會的支持群眾大多以商人階級為主，在跨國網絡和現 代化社會形象下，取得了雪梨華商的支持，保皇會在二十世紀初的跨國網絡是 吸引追尋「四海一家」的雪梨華商加入的重要原因。舉例來說，保皇會成員、 同時也是雪梨永生果欄和香港先施公司股東的蔡興，在二十世紀初到香港、新 加坡、印尼和台灣等地旅遊，接受到當地保皇會成員的款待，回到澳洲後，他 發表公開演說，讚美東南亞的保皇會成員都是現代化的紳士和菁英，他的讚美 同時也顯示身為保皇會成員的驕傲，在於共享這樣一個現代化的形象與網絡。62
雪梨華商「四海一家」的共榮願景是奠定在其社會經濟地位上，他們相信

58 蔡少卿，〈澳洲鳥修威雪梨中華商會研究(1902-1943)〉，《江蘇社會科學》，2005 年第 4 期， 頁 198-204。
59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p. 181.
60 Mei-fen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2 (2009), pp. 336-363.
61 〈爪哇通信〉，《東華報》，1906 年 10 月 27 日，頁 2;〈南洋富商與中國實業─ 本館星加 坡通信〉，1906 年 12 月 1 日，頁 2;〈紀汪伯棠欽使抵星加坡情形〉，《東華報》，1907 年 7 月 20 日，頁 2;〈新嘉坡通信〉，《東華報》，1907 年 8 月 31 日，頁 3;〈爪哇通信〉、
〈小呂宋通信〉，《東華報》，1907 年 12 月 28 日，頁 2。
62 〈紀蔡君之歸阜〉，《東華報》，1907 年 11 月 30 日，頁 7。雪梨華商的商業網絡和保皇會之
間的關係，以及其認同的轉變，可參見 Mei-fen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2, pp. 33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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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在商業上的成功可以扭轉澳洲政府和公眾對華裔的態度，然而這樣的願景並沒有被墨爾本華裔社群所接受。墨爾本的華裔社群從 1903 到 1908 年間，試圖在都市化與現代化下重構以親族血緣以及兄弟情義為基礎的社會領導權，且在 1903 年之後，雪梨華商從同情革命轉向到溫和的憲政改革之際，墨爾本華裔則反將華裔的處境歸咎於滿清政府迂腐而無法保護海外華人，因此《警東新報》強調自我覺醒的政治意識，而這也成為他們支持孫中山革命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63而墨爾本以革命之名的政治結社又和 1904 年後的新興社會動員方式息息相關。1904 年鄭錄和其他五名華裔人士在《愛國報》的報社中創辦「中國公會」，後改為「新民啟智會」，64《愛國報》並開始連載鄒魯的〈革命軍〉。65中國公會實質上是一個閱報書社，鄭錄提供了相當多的革命期刊和書籍，同時也舉辦宣揚愛國的公共講座，一方面宣揚孔教，另一方面也鼓勵華裔讀者吸取西方的經驗和知識，以啟蒙中國。66中國公會在成立之際，會員只有二十至三十幾名，67公會在週末的中國城街上發表例行的公開演講，68聽講者約有百餘人左右，69同時《愛國報》則以粵劇歌本《龍舟歌》來吸引下層階級注意政治 議題。70
1904 年 10 月，中國公會改名成「新民啟智會」，這個華裔社團組織被日 後的國民黨官方歷史學家視為澳洲華裔支持孫中山革命的第一個政治組織，當 時有超過五百名人士參與開幕典禮，並且有 1,200 名人士參加新民啟智會的第

63 〈釋仇滿〉，《愛國報》，1903 年 6 月 8 日，頁 2。
64 〈寓澳洲中國公會敘〉，《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1 日，頁 2;〈澳洲新民啟智會〉，《愛
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2。
65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p. 58-59.
66 〈中國公會規則擬稿〉，《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1 日，頁 2;〈中國公會所用各書報列〉，
《愛國報》，1904 年 5 月 25 日，頁 4。
67 〈澳洲新民啟智會〉，《愛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2。
68 〈陸續演說〉，《愛國報》，1904 年 5 月 4 日，頁 4;〈澳洲新民啟智會〉，《愛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3。
69 〈聽演說者多〉，《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8 日，附張。
70 〈嘆息中國龍舟歌〉，《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8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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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公開演講。然而這個組織和雪梨華商相似，希望轉變華裔的公共形象，並 喚醒其公共意識。《愛國報》的主編鄭祿更宣布新民啟智會的徽章由敲鐘、龍 及傳說的鳥禽構成，敲鐘的象徵意義在於強調喚醒中國以及守時和進步的觀 念。71當鄭祿於新民啟智會上強調現代的時間觀念對於一個政治革命團體的重 要性時，他所強調的不僅是時間觀念所帶來的人與人的想像關係，更重要的 是，他強調了人去實踐時間觀念所展現的「進步」和「守法」美德。
而「進步」、「守時」和「守法」這些屬於都市的新價值，也透露了與過 去傳統同鄉會的觀念差異。二十世紀初開始，墨爾本兩大同鄉會團體紛紛遇到 挑戰。當時四邑會館的會員人數和募捐日漸下降，72主要因為其他華裔團體分 食販賣船票的市場，這原本是四邑會館所獨佔的事業，73而隨著四邑會館的收 入減少，也削弱其舉辦活動和對華裔社群的影響力。在此同時，岡州會館也面 臨了相似的挑戰。1866 年成立的岡州會館係以協調華裔社群內部為目的，741905 年為了有效回應日漸高漲的排華情緒，墨爾本華裔先後以「中華會館」和「中 華公會」之名，協調華裔內部衝突，75並強調其代表華裔社群對抗排華運動的 正當性。76然而「中華會館」和「中華公會」並不是華裔會館或是社團組織的 整合，77甚至是依附在舊有的同鄉會組織例如岡州會館之下，是以這兩個新組 織在協調墨爾本華裔內部衝突時並不怎麼成功。78以 1904 年底華裔團體「保 良社」和「義興公司」(洪門組織之一)因為賭博和進口鴉片產生械鬥為例， 四邑會館和岡州會館根本無力協調華裔內部的黨派鬥爭。79維多利亞州的刑警

71 〈澳洲新民啟智會〉，《愛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2。
72 〈來稿代論〉，《警東新報》，1909 年 9 月 25 日，頁 2。
73 〈公事公辦〉，《愛國報》，1905 年 1 月 4 日，頁 3;〈澳洲域多利亞省華人基督徒聯同會增
訂章程廣告〉，《警東新報》，1911 年 1 月 21 日，頁 7-8;Weekly Times, 25 April 1903, pp. 12-15.
74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 191.
75 〈公事公辦〉，《愛國報》，1905 年 1 月 4 日，頁 3。
76 〈本省華僑聚議外交之策〉，《警東新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頁 3。
77 〈僑民暨商務大概情況〉，宣統元年三月十九日，中國駐澳洲領事館檔案(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C1908-1910 秉稿公文。
78 〈本省華僑聚議外交之策〉，《警東新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頁 3。
79 〈保良義興大動干戈〉，《廣益華報》，1904 年 10 月 8 日，頁 2;《廣益華報》，190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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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義興公司的分子流竄在新南威爾斯跟維多利亞州之間，兩地的義興公司成 員彼此掩護各自非法的活動。80墨爾本華裔的暴力衝突引起了跨州間華裔的關 注，雪梨華商認為這會助長排華運動的氣勢，進而南下試圖調停衝突。但雪梨 華商代表很快發現，墨爾本華裔社群的社會結構跟雪梨大不相同，他們的調停 作用也因此失效。81保良社跟義興公司的械鬥一直延續到隔年三月，82雪梨《東 華報》形容這是墨爾本華裔社群前所未有過的械鬥。83
墨爾本華裔內部會產生衝突，主要原因之一是舊有的領導權無法有效解除 日漸高漲的排華運動，而又沒有出現像雪梨足以整合不同團體的華商巨賈，這 一發展則促使了華裔勞工階級結合。1904 年至 1905 年間，墨爾本所在的維多 利亞政府新制定的《工廠與商店條例》以及日漸升高的排華運動，不僅損害了 許多墨爾本華裔木工和洗衣工的工作權益，也挑戰了既有的以同鄉會為首的社 會領導權。從 1905 年開始，維多利亞州議會便著手討論一項法案，要求墨爾 本的木工和洗衣工必須取得執照，並不得將工作場合做為居住的場所，更要求 所有華裔的工廠和洗衣店必須設立在一樓大街上，且所有華工必須遵守工作時 數的規定。84這一法令促成了 1905 年到 1907 年間華裔洗衣工和木工聯合成立 「西家行」，希望動員促使這項法令不能通過。西家行的秘書雷鵬宣稱，在 1905 年此組織剛成立之際，會員人數有 600 名，而到了 1906 年會員人數成長 到 900 名。85墨爾本華裔木工團體從 1905 年起，透過其領導人士開始與《警 東新報》和新民啟智會合作，兩方的會員也開始多所重疊。
《愛國報》因為財政上的短缺，在 1905 年轉讓經營權，並改名為《警東

月 20 日，頁 3。
80 〈差怨義興〉，《廣益華報》，1904年9月17日，頁5;SydneyMorningHerald,31August1904.
81 〈租事有人〉，《東華報》，1904 年 10 月 15 日，附張。
82 〈私鬥既和〉，《警東新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頁 3。
83 〈華人械鬥之事又見〉，《東華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附張。
84 Clarke, J. L., The Chinese Case Against the Chinese Employment Bill, Melbourne, 1907, in the Chinese
Heritage of Australian Federation (CHAF) Databases: http://www.chaf.lib.latrobe.edu.au/ (2009/12/20)
85 “The Chinese Cabinet Markers and the Anti-Sweating League’s Report,” Political Science Pamphlets, vol. 103,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儘管此法案 1905 年於下議院通過，但是直到 1907
年才在上議院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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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事實上，儘管該報與新民啟智會關係密切，但並沒有發展成特定的組 織結盟，1905 年到 1908 年間，該報與新民啟智會試圖透過以廣東方言為主的 民俗文學吸引下層階級，更希望透過書報閱讀社去宣揚孫中山的革命理念。雙 方更合作籌辦例行的公開演講，新民啟智會的會員劉希焯就評價說，公開演說 是動員下層階級支持民族主義的有效而重要的方式。86新民啟智會的成員數在 這段時間也增加到 500 至 600 名之間。87
在白澳日漸嚴峻的排華運動下，雪梨與墨爾本的華裔社群分別以商人階級 和勞工階級來建立新的社會領導方式，但他們也逐漸體認到排華運動並不僅是 澳洲境內的內政問題。1905 年美國《排華條例》禁止華商進入美國的草案， 也引發澳洲華商的焦慮，擔心澳洲政府也會隨後跟進。88雪梨華商因此向墨爾 本華裔領袖建議，召開第一次全澳洲華裔代表大會，來商討抵制美貨以及白澳 政策。這是第一次全澳洲華裔代表聚集在墨爾本，商討如何應對與日俱增的排 華運動的大型集會，同時也是唯一一次全澳洲華裔代表集體共商前途的會議。
這一次的華裔大會集結了各州的領袖代表，多半都是商業人士。89身為《東 華報》大股東之一、也是保皇會成員的劉汝興被選為主席，他在會議前一晚所 發表的演講，提出本次聚會的三大議題包含:1. 向聯邦政府請願開放讓商人、 學生和官員參訪澳洲;2. 禁止鴉片進口;3. 抵制美貨運動。雪梨和墨爾本華 商在大會結束後，共同向聯邦政府請願，1905 年底禁止鴉片進口的法案也順 利通過。90
而這一次的大會，也顯示澳洲華裔在面對白澳的排華運動時，僅僅只能以

86 〈前途可賀〉，《警東新報》，1905 年 1 月 11 日，頁 3;〈新民啟智會郊遊〉，《警東新報》， 1905 年 2 月 25 日，附張;〈啟智會第三期廣告〉，《警東新報》，1906 年 9 月 22 日，頁 3。
87 陳志明，《中國國民黨澳洲黨務發展實況》(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1935)，頁 163。
88 黃賢強，《海外華人的抗爭:對美抵制運動史實與史料》(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1)， 頁 147-149;〈時事短評〉，《東華報》，1905 年 7 月 22 日，頁 2。
89 〈紀本阜華商在美利濱演說事〉，《東華報》，1905 年 9 月 2 日，附張;〈紀六省華民秉求 禁煙事〉，《東華報》，1905 年 9 月 9 日，附張。
90 〈戒煙三紀〉，《東華報》，1905 年 10 月 28 日，頁 6;〈紀禁煙有成事〉，《東華報》，1905 年 12 月 30 日，頁 5。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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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的方式動員自身的資源，效果其實有限。雪梨華商在大會之後，積極地響 應上海華商發起的抵制美貨運動，大額的捐款除了顯示雪梨華商的財富，也突 顯他們對自身處境的隱憂;更重要的是，雪梨華商也開始以跨國的商業菁英自 居，並與其他華裔團體區隔開來。91在 1905 年全澳華裔大會上，雪梨華商提 出向聯邦政府請願開放商人、學生和官員階級來澳，這項提案在 1906 年由雪 梨華商會社向澳洲官方陳情。儘管這一項陳情並沒有立即獲得成果，但卻顯示 了雪梨華商對於鞏固自身階級地位的意圖，是以此舉也遭來非議。92
墨爾本華裔並不滿意雪梨華商所提出的向澳洲政府請願書，因為僅要求開 放給商人、傳教士、學生和官員入境澳洲，完全忽略了華工階級。93雪梨華商 也遭到昆士蘭與墨爾本的華人責難，認為他們一邊宣揚禁止鴉片，卻又一邊繼 續販售鴉片。94雪梨華商和其他華裔社群的階級差異在 1906 年後明顯地擴大， 在雪梨華商的跨國企業逐步地發展下，財富的增加跟網絡人脈的擴展，使得他 們不再只是雪梨的香蕉商和進出口商而已，透過新的商業網絡和生活形態，他 們更開始強調自己是國際性的菁英。95


1905 年後「華僑」一詞的出現及其意涵


不管是雪梨華商嘗試透過經濟力量的展現，或是其他華裔社群希望以外交
手段來減緩排華運動的壓迫，澳洲華裔逐漸體認到排華運動不僅是一個澳洲境

91 Mei-fen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2, pp. 336-363.
92 〈美利濱阜黃輝山來函論秉求華人來澳洲事〉，《東華報》，1906 年 2 月 3 日，頁 6;〈紀澳 洲限制華人之禁例〉，《東華報》，1906 年 7 月 21 日，頁 6;〈來信彙錄〉，《警東新報》， 1906 年 3 月 10 日，附張。
93 〈來信彙錄〉，《警東新報》，1906 年 3 月 10 日，附張;〈要緊代論〉，《警東新報》，1909 年 9 月 25 日，頁 2。
94 〈鴉片之害終難禁絕焉〉，《東華報》，1907 年 3 月 30 日，頁 7;〈中國預備立憲與本洲運 動禁煙之比例〉、〈來函論禁煙事〉，《警東新報》，1907 年 2 月 2 日，頁 1。
95 Mei-fen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2, pp. 33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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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議題。首先，從 1905 年以後，澳洲華文報紙《警東新報》和《東華報》 逐漸採用「華僑」一詞強調海外華人受難的處境，並建立與其他地區華裔的「關 係」。96然而，雖然同樣使用「華僑」一詞，但如同上一節所討論的，雪梨華 商與其他華裔社群間的差異加大後，對於「華僑」的詮釋也透露了不同結社的 相異社會想像。對雪梨新興的華商階級來說，「華僑」彰顯的意義是對其自身 社會階級與地位的認同，在白澳的排華運動和保皇會的海外網絡中，他們追求 的則是四海一家的共榮願景。而墨爾本華裔雖然同樣也開始使用「華僑」一詞， 但卻強調華裔在非洲、爪哇和北美地區的不平等待遇，97甚至如同新民啟智會 開幕典禮上強調的波蘭和印度喪國之痛和流亡的失根情緒。981905 年之後，墨 爾本華裔更強調旅外華人因為滿清的腐敗和西方種族主義而受難，因此希望能 夠建立一個跨國的華裔離散網絡，並集結不同國家內的華裔團體來抵抗排華運 動，99同時《警東新報》也不斷藉由猶太亡國的例子，希望喚醒旅外華人的政 治意識和團結。100
不同於雪梨以保皇會的國際網絡為社會動員的方式，墨爾本華裔則希望促 成第一位駐澳洲的中國領事，以法律和外交途徑協助華裔對抗白澳政策。1901 年開始，雪梨《廣益華報》就已經不斷鼓吹以外交手段來爭取華裔權利，1011905 年，墨爾本中華公會在商討工廠和商店修正法案的對策時，墨爾本華裔領袖麥

96 〈僑寓須顧體統〉，《警東新報》，1905 年 3 月 18 日，頁 3;〈來信照登〉，《警東新報》， 1905 年 4 月 15 日，附張;〈殖民紀聞〉，《東華報》，1906 年 1 月 13 日，頁 5;〈殖民紀 聞〉，《東華報》，1906 年 12 月 29 日，頁 3;〈殖民痛事〉，《東華報》，1906 年 4 月 27 日，頁 2;〈殖民痛事〉，《東華報》，1906 年 5 月 4 日，頁 2;〈僑寓暹羅濱角華商溫宗岳 等上農工商書〉，《東華報》，1906 年 5 月 4 日，頁 8;〈殖民痛事:南非洲杜蘭士哇省禁我 華僑飲酒之無理〉，《東華報》，1906 年 7 月 6 日，頁 6;〈殖民痛事:紀西貢華僑歡迎海容 海籌巡洋艦〉，《東華報》，1906 年 8 月 3 日，頁 6。
97 〈論說:讀檀山通信有感〉，《警東新報》，1906 年 3 月 17 日，頁 1。
98 〈澳洲新民啟智會〉，《愛國報》，1904 年 9 月 8 日，頁 2。
99 〈論我旅民官得開武備學堂〉，《警東新報》，1906 年 3 月 24 日，頁 1。
100 〈今世界無所謂公理無所謂文明究將何所謂哉〉，《警東新報》，1906年3月3日，頁1;〈為
工黨又將肆毒感言〉，《警東新報》，1906 年 3 月 10 日，頁 1。
101 〈電音彙誌〉，《廣益華報》，1901 年 4 月 6 日，頁 3;〈領事益國益民〉，《廣益華報》，
1904 年 10 月 1 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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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祥律師建議向滿清政府請願，以建立中國領事保護澳洲華裔。102而另一方 面，《東華報》則強烈地反對，該報編輯唐才質認為設立中國領事將會損害澳 洲保皇黨的勢力，他更舉出在美國保皇黨與中國領事敵對的例子，唐才質也懷 疑滿清缺乏經費設立領事館。1031906 年，清廷代表黃厚成為建立第一個駐澳 洲中國領事館來澳訪問，104並促成了 1908 年底第一位駐澳洲總領事的任命。 然而澳洲華裔社群與中國領事間的關係，卻透露澳洲華裔的「華僑」並不是接 受中國的僑務政策，也不是簡單地支持中國的政治表態，以「華僑」聯結與中 國的關係時，澳洲華裔呈現了更為複雜的認同過程。
1908 年雪梨華商透過捐款響應的海軍捐，便顯示「華僑」一詞並不是宣 示澳洲華裔與中國間的隸屬關係和政治忠誠。1908 年，雪梨華商開始熱烈響 應康有為在 1906 年所提倡的海軍捐，原因是 1908 年載有支持革命軍軍火的日 本海軍艦二辰丸遭到澳門海軍擱置，經過外交角力後，滿清政府竟向日本道歉 並提供賠償，這引發了上海、廣東和香港抵制日貨運動，也獲得雪梨華商的響 應。「憲政會」和《東華報》召集了三百人左右的會議，商討抵制日貨的方式 和規則，105抵制日貨運動其後轉變成為募款運動，最終希望建立中國海軍軍 艦。106在短短的兩個月中，雪梨憲政會的募款超過了兩千英鎊，交由五家商店 共同保管此項捐款，1909 年並向廣東政府陳情，指出希望滿清政府儘速建立 第一個國會，屆時便會將此次捐款匯回中國。107此款項的數目和陳情方式震驚 了廣東省政府，並要求第一任駐澳洲中國領事進行徹查。108這一事件顯示了， 澳洲華裔希望利用其財富和動員的能力，促進中國政府進行改革，儘管沒有證 據顯示雪梨華商最後將這一筆募款匯回中國，但是這一次海軍捐也顯示了做為

102 〈時事感言〉，《警東新報》，1907年7月20日，頁2。
103 〈時事短評:美利濱之求設領事〉，《東華報》，1905年4月29日，附張。
104 〈雪梨阜之歡迎黃委員〉、〈紀黃委員到阜情形〉，《警東新報》，1906 年 11 月 10 日，頁 3。
105 〈紀雪梨大會抵制日本事〉，《東華報》，1908年4月4日，頁7。
106 Australia Star, 8 July 1908.
107 〈募集海軍捐布告文〉，《東華報》，1908年7月25日，附張。
108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09, dated 10 February (lunar calendar),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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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的意義不在於對中國忠誠的政治表態，而是希望讓中國政府意識到澳 洲華裔的力量和權利。
再者，1909 年駐澳洲第一個中國領事館設立後，華裔與領事館的互動， 說明澳洲華裔在使用「華僑」一詞時，是希望建立一個民主而能捍衛海外華裔 族群的中國，但卻拒絕成為中國法律上的一員。在第一位中國駐澳洲領事被任 命之前，1907 年底《警東新報》為了更有效宣傳革命以及擴大其基礎，聘請 了一位新編輯劉滌寰，他在中國廣東取得入境澳洲的簽證，109並於 1908 年 3 月 26 日抵達澳洲。劉滌寰在海關被當成犯人般審問和蓋掌印的經驗，使得他 體認到自己到澳洲不僅是為了宣揚革命，更是為了澳洲華裔能得到較好的社會 對待。110因此儘管《警東新報》強調海外華人是因為滿清的腐敗才受到種族歧 視，但是另一方面卻又開始推動中國領事館在墨爾本的建立。

《警東新報》的主編劉滌寰在第一任中國領事上任前夕，發表了〈論今日 華僑之權利思想〉一文，他闡明革命勢力會支持中國領事，前提是他必須能促 進、改善澳洲華裔的地位，且中國領事必須將華裔移民置於首位，因為領事的 工作並非對中華帝國效忠。111在劉滌寰的敘述中，華僑是被用來指稱對抗種族 壓迫的華裔，他們共享了同樣的種族起源，而不是效忠於帝國體系的子民。而 這一點從 1909 年澳洲華裔對於清朝頒布第一份《國籍法》的反映，也可以得 到印證。《國籍法》在透過駐澳洲第一位中國領事公布後，澳洲華裔並不熱中， 主要原因是他們反對清朝政府企圖要求澳洲華裔註冊登記。112
墨爾本中華公會早在 1908 年底，第一任中國領事尚未就任時，就收到駐 英國公使的官方通知，要求澳洲華裔進行註冊登記。113目前尚未有證據顯示墨

109 A1/15, 1914/10138, “Goot Chee and Yuk Kee, Exemption Certificat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110 A1/15, 1914/10138, “Goot Chee and Yuk Kee, Exemption Certificat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111 〈論今日華僑之權利思想〉，《警東新報》，1909年3月27日，頁2。
112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09, dated 18 April 1909,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113 〈駐英使署來函〉，《警東新報》，1908年11月28日，頁8;〈駐英使署來函〉，《東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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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本華裔進行了這項登記。1909 年初，維多利亞州遠東貿易委員會會長 R. B. Levien 向聯邦政府建議，要求所有澳洲華裔登記註冊，並應持有護照，以防止 偷渡事件一再發生。這一建議激怒了華裔領袖，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無疑是將所 有長期定居在澳洲的華裔也視為非法的偷渡客，114因此墨爾本和雪梨的華裔決 意拒絕來自官方的登記註冊。115
1910 年澳洲華裔持續抵制登記，這使得駐倫敦的清廷公使要求駐澳洲中 國領事向華裔解釋，登記註冊是為了接下來籌備和選舉國會之用。116這一說詞 說服了支持君主立憲的《東華報》和保皇會。117接著 1909 年駐澳洲的中國領 事發出了第一本中國護照，但與現在對於護照的認知不同，這一本護照由廣東 省政府核發，比較像是回鄉證，而不是象徵國籍的現代護照。118直到 1912 年 共和政府成立後，透過中國領事和澳洲外交部協商，開放讓中國學生及商人階 級入境澳洲的新條例中，119要求所有入境澳洲的華裔學生和商人必須持有由中 國領事代表中國政府核發的護照入境澳洲，120儘管領事館為核發護照的單位， 但是華裔社群必須透過在地的商人向領事館提出申請，這意味著澳洲商業城市 中的華裔商人和組織成為領事的代理人，進而鞏固其社會地位，而中國領事也 藉由當地的華商疏通其政策。然而，在這項新條例中，依舊未要求已在澳洲居

1908 年 12 月 12 日，頁 7。
114 Age, 25 February 1909;〈論美利濱阜商務委員立言之謬與葉君炳南駁詞之善〉，《東華報》，
1909 年 3 月 6 日，頁 2;〈外務部對待華人之政見〉、〈雪梨華商對於李芬之惡感〉、〈本阜 華商之駁斥李芬〉，《警東新報》，1909 年 3 月 6 日，頁 7-10;〈域多厘委員論禁華人及鴉 片入境苛例之甚〉，《廣益華報》，1909 年 3 月 6 日，附張;〈續域多厘委員〉，《廣益華 報》，1909 年 3 月 13 日，頁 4。
115 Age, 25 February 1909.
116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10, dated 8 January 1910,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117 〈敬告澳洲二萬餘華僑〉，《東華報》，1910年8月6日，頁7。
118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10, dated 15 February Xuantong 1 (1909),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119 English Correspondence of 1912, dated 25 March, 29 May, 2 July, 8 July, 2 August, 2 September, 21
November 1912,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120 English Correspondence of 1912, dated 2 September 1912,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論在澳洲禁例之嚴酷〉，《東華報》，1912 年 11 月 30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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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華裔也必須申請護照，直到 1920 年代，澳洲華裔依舊反抗向中國政府登 記註冊為僑民，當時他們宣稱自己是屬於澳洲這塊土地而非中國，並且宣稱他 們屬意被澳洲的法治體系所管理。121
「華僑」一詞，從 1905 年開始為雪梨和墨爾本兩地的政治社團組織和報 紙所詮釋，然而華僑的政治意涵並不在於希冀一個強大中國的保護，或是法制 上歸屬於中國的需求，也如同王賡武指出的，這一世代的海外華人對於「中國」 的概念是模糊的。122「華僑」出現在二十世紀初的澳洲華裔敘事跟社群中，成 為爭奪社會領導權的政治修辭，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價值、社會想像和社會動員 方式;更重要的是，「華僑」一詞的使用，說明了澳洲華裔社群逐漸希望藉由 「華僑」去重新界定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其他海外團體的關係。換句話說，澳洲 華裔的歷史經驗呈現了「華僑」一詞的社會意義，而非僅是對中國的態度，而 1907 年之後「華僑」一詞的意義，更延伸成為澳洲華裔指稱海外受難華人的 集體代名詞，也成為動員華裔社群的政治語言。


1907 年後政治認同的聚合:「華族」的歷史記憶與象徵



1907 年之後，華僑的敘事不再僅是表現對「中國」的態度，澳洲華裔逐 漸以「華僑」一詞將華族的歷史記憶和孔子的象徵意義，用來詮釋在都市化與 白澳影響下的變遷，進而成為重整因為政治派系而分裂的澳洲華裔社群的政治 語言。1907 年中國新年前夕，雪梨保皇會改名為「憲政會」，強調此團體支 持憲政體制的特性，123也要求滿清政府解除流亡在海外的改革派分子的黑名 單，擴大漢族參政。由於憲政會希望能夠讓改革派返回中國，他們開始修補和 滿清的關係，也因此修正了原來激進的政治主張，而和主張革命的共和主義者

121 《申報》，1920年6月18日，頁2。
122 王賡武，〈「黨國民主」與三代海外華人的「進」與「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期 67，頁 5。
123 〈敬告同志〉，《東華報》，1907年2月2日，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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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揚鑣。1241907 年，以新民啟智會和《警東新報》為中心的墨爾本華裔社 群與雪梨憲政會之間的歧異逐漸白熱化，儘管墨爾本的新民啟智會採用了和雪 梨保皇會一樣的英文抬頭，但是這個會社的目標和主旨卻迥異於雪梨的保皇 會。125同時《警東新報》不斷批評康梁團體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以宣示其主張 推翻滿清、建立以漢族為中心的革命宣言，與雪梨民族主義所追尋的憲政改革 不同。126同年，南澳首都阿德雷得(Adelaide)也建立保皇會的分支，但雪梨一 樣無法擴展他們的影響力。127
1909 年之後，雪梨與墨爾本兩地的政治結社和社團組織皆使用「華僑」 一詞，做為整合和動員澳洲華裔的政治修辭，然而不同的社會利益、想像和動 員方式，也引發了多次的筆戰和衝突。1909 年後，華裔領袖對於爭奪「華僑」 的詮釋，不約而同地希望透過報紙的力量，以政治修辭凝聚一個華族的歷史記 憶和文化民族主義，藉以整合全澳洲的華裔族群，鞏固其領導權。
1908 年開始，相繼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使得立憲派的勢力開始下滑。首 先是康有為的簽證申請遭到聯邦政府駁回，這不僅挫敗了華裔立憲主義者，也 讓《警東新報》藉機抨擊康有為和其支持者，因為過去他們總不斷宣稱自己在 國際上的網絡和影響力。128同時憲政會在香港所建立的商業投資團體，「振華 公司」的負責人劉士驥遭到謀殺，有謠言指出這是因為他反對將投資利潤轉交 給康有為和憲政會。129這一事件嚴重損害了康有為的名聲，也導致幾位雪梨重 要華商出走憲政會。130


124 〈改用帝國憲政會新名布告〉，《東華報》，1907年3月2日，頁2。
125 111/5, “Records of Meeting of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of NSW,” dated 17 September
and 2 October 1905, Noel Butlin Archive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126 〈論今後之朝局〉，《警東報》，1907 年 1 月 26 日，頁 2;〈慨我國立憲之前途〉，《警東
報》，1907 年 3 月 30 日，頁 2;〈論團體宜加振勵〉，《警東報》，1907 年 4 月 27 日，頁 2。
127 111/5, “Records of Meeting of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of NSW,” dated 17 September
and 2 October 1905, Noel Butlin Archive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128 〈斥保皇報以革命為匪亂之謬妄〉，《警東新報》，1911年6月17日，頁2-3。
129 林克光，《革命派巨人康有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頁 390。
130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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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報》編輯唐才質也為此前往墨爾本尋求支持，但未能成功。131唐才 質回到雪梨後，在《東華報》上抨擊墨爾本華裔的鄉土主義太過狹隘，而且缺 乏愛國情操和政治意識，132《警東新報》將唐才質的言論視為與墨爾本華裔為 敵，因此開始為文攻擊憲政會，133《東華報》為此也不斷刊登文章，捍衛其立 場。134同時雙方更開始爭奪孔教詮釋權和文化民族主義的角力。從 1908 年開 始，孔子的生日慶典即在雪梨與墨爾本兩地展開。事實上，《東華新報》的主 要股東之一劉汝興，早在該報設立之初，就透露希望能夠建立一座孔子教堂。 雖然他的想法並沒有成功，但是從 1899 年開始，《東華新報》在每一期的報紙 封面載明孔子紀年，135而且保皇黨從 1900 年開始，每年都會慶祝孔子誕辰。 雪梨民族主義者認為儒家孔教的精神可以成為現代化社會下的道德導師，136而 「保皇會」在改名為「憲政會」後，孔子便取代了過去以皇帝做為其政治意識 形態上的象徵符號。
1909 年《東華報》著手建立教授華文的小學校，137《東華報》指出，在 澳洲出生的華裔後代不識中國語文和文化的問題，因此希望創辦這樣一個學 校。138事實上，創辦學校一直是康有為在推廣政治理念時的重要方式，139他在

131 〈誅騙他人之東華報〉，《警東新報》，1911年10月14日，附張。
132 〈美利濱之怪現狀〉，《東華報》，1909年9月11日，頁7。
133 〈誅騙他人之東華報〉，《警東新報》，1911年10月14日，附張。
134 〈擒獲斥殺劉士驥真允供詞〉，《東華報》，1909 年 9 月 25 日，頁 3;〈香港商報持平子詰
劉作楫傳布哀告書〉，《東華報》，1909 年 10 月 16 日，頁 6;〈駁廖壽華書以劉士驥案誣徐 琴之無理〉，《東華報》，1909 年 10 月 23 日，頁 6;〈伍憲子上粵東按察使書〉，《東華報》， 1909 年 10 月 30 日，頁 6;〈與劉少銘書〉，《東華報》，1909 年 11 月 27 日，頁 2;〈讀持 平詰劉作楫傳布哀告書後〉，《東華報》，1909 年 12 月 2 日，頁 8;〈請看葉恩歐矩甲梁少 閑諸賊之罪狀〉，《東華報》，1909 年 1910 年 3 月 12 日，頁 2;〈振華在美洲招股始末真相〉， 《東華報》，1909 年 6 月 11 日，頁 8。
135 〈茶筵佳話〉，《東華新報》，1899年8月30日，頁3。
136 〈恭祝孔子聖誕定章〉，《東華新報》，1900年9月15日，頁3;〈聖誕餘談〉，《東華報》，
1909 年 9 月 26 日，頁 3。
137 〈論澳洲華僑宜設國文學堂〉，《東華報》，1909年3月13日，頁2;〈黃君麗泉致本報書〉，
《東華報》，1909 年 4 月 10 日，頁 7;〈論華僑宜籌中國教育〉，《東華報》，1909 年 5 月
15 日，頁 7;〈歡迎唐主筆茶會紀盛〉，《東華報》，1909 年 5 月 29 日，頁 7。
138 〈論華僑宜籌中國教育〉，《東華報》，1909年5月15日，頁7。
139 Yen Ching Hwang,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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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造訪爪哇後，派遣他的學生陸敦騤於 1904 年建立了一所華文學校。140 陸敦騤在 1909 年也接受雪梨憲政會的聘請，前往擔任雪梨中華蒙養兩等小學 堂的教師。雖然陸敦騤來澳的簽證經過一番波折，但在中國領事的幫助下，最 後還是通過了。141
在此同時，墨爾本華裔社群也準備設立教育華童的學校。與雪梨不同，墨 爾本的學校是一所夜校，而因為就讀的小學生並不多，這間學校也擴大了招生 的年齡層。142墨爾本的漢文學校趕在雪梨之前開幕，授課地點位於中國城中《警 東新報》和新民啟智會的建築物，教師則是《警東新報》的編輯群，上課時間 為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六點到八點，以及星期六下午兩點到四點。143
而雪梨的華文學校，由於陸敦騤簽證延遲的關係，一直到 1910 年初才開 幕。144第一年招生超過了二十名學生，145年齡從六歲到十五歲都有。146陸敦騤 在開幕式中闡明，此所小學堂將以儒家教育方式來教授這些並非出生在中國的 後裔。147然而事實上，雪梨小學堂設立的目的更希望能與中國國內教育接軌; 清朝從 1907 年開始的新式教育體系中，就設立允許海外華童回中國受教育的 機制。148當時駐倫敦的中國公使就鼓勵澳洲華童把握這樣的機會，149因此雪梨 的小學堂不僅透過中國領事向中國註冊登記，也確保授課內容大綱能使學童在 未來可以進一步回到中國受高等教育。150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56.
140 林克光，《革命派巨人康有為》，頁 381。
141 〈華人教習亦不許入境乎〉，《東華報》，1909年9月25日，頁7。
142 〈美利伴漢文半夜學堂勸捐小啟〉，《警東新報》，1909年10月23日，頁10-11。
143 〈美利伴漢文半夜學堂勸捐小啟〉，《警東新報》，1909年10月23日，頁10-11。
144 〈歡迎陸教習之盛會〉，《東華報》，1910年1月8日，頁7。
145 〈華文蒙養學堂開校之盛況〉，《東華報》，1910年2月26日，頁7。
146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10 and 1911, dated 6 December 1910 and 8 March 1911,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147 〈華文蒙養學堂開校之盛況〉，《東華報》，1910年2月26日，頁7。
148 蔡佩容，《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2002)，頁 110-111。
149 〈駐英汪欽使致本報代達澳洲同胞書〉，《東華報》，1907年4月13日，頁6。
150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10 and 1911, dated December 1910 and 8 March 1911,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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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小學堂裡年齡最小的學生郭隸活，後來成為上海永安企業第二代的 經營者，他隨著其父執輩開始在雪梨、香港和上海建立其商業王國。郭隸活的 就讀透露了一個重要意義，其經營跨國企業的父執輩開始思索第二代返回中國 接班的可能性。小學堂更鼓勵學生應該要對自己的中國根源感到驕傲，他們並 不鼓勵將澳洲視為永久的家園。151選擇就讀小學堂的學生都是出生於商業菁英 的家庭，雖然就讀的人數不多，但是卻引發了長老教會周容威牧師的擔憂，他 擔心這將削弱長老教會過去教育華裔社群的社會角色，也會使得其教堂的群眾 流失。周容威牧師對於十九世紀末雪梨新興華商在雪梨的發跡與發展，扮演了 舉足輕重的角色，也普遍獲得雪梨華商的敬重。152
郭隸活父執輩所建立的永安公司和其他相關連的企業，一直是贊助長老教 會的重要支持力量。小學堂所宣揚的儒教和孔子崇拜引發周容威牧師的不安， 因為過去長老教會長期對華童的傳教，希望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153也期待他 們長大後能協助基督教在中國傳播。154但是小學堂卻教導學童將孔子視為神像 般膜拜，155這受到周牧師強烈的反對，並公開在禮拜時抨擊，要求信眾不要將 華童送去小學堂就讀。156因而引發了長老教會與憲政會之間的緊張關係，157後 來透過與周容威牧師關係較好的華商協商後，雙方才沒有爆發衝突。
透過這波儒家復興運動，雪梨華裔民族主義者開始推廣涵蓋在他們的政治 意識形態中的社會秩序、歷史、道德和國家認同。《東華報》指出歷史是民族

151 〈思國〉，《東華報》，1911年2月4日，頁14。
152 周容威牧師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影響了許多雪梨華裔接受基督教，其中相當多的蕉農在他的英文
學校中習得英文與其他西方知識，長老教會可以說是當時跨越地緣組織與宗親聯繫的一個公共 場域;許多回到香港與上海建立其商業王國的雪梨華商，依舊視周容威牧師為導師，諸多更成 為支持孫中山共和革命的力量，像是先施公司的馬應標與歐彬。相關討論參見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chapter 2.
153 “Annual Report of 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South Wales, 1906, p. 16.
154 〈周牧師對於學堂之觀感〉，《東華報》，1910年5月21日，頁6-7。
155 〈周牧師對於學堂之觀感〉，《東華報》，1910年5月21日，頁6-7。
156 〈周牧師對於學堂之觀感〉，《東華報》，1910年5月21日，頁6-7。
157 Sydney Morning Herald, 13 May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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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和愛國主義的必要條件，158《東華報》認為歷史之所以重要，一在於讚揚 歷史上的英雄，另一則是透過歷史去喚醒民眾悲憤的力量。159因此，他們認為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激勵在白澳下受到排擠的華裔社會。美國學者杜 贊奇(Prasenjit Duara)在研究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時也提到，中國知識分子受到啟 蒙時代歷史觀的影響，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中也運用書寫光榮的過去，藉以強 調現代化和民族國家的進步前景。160
對憲政會來說，把孔子變成一個重要象徵，是為了將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 從改革帝國和皇帝的保衛者轉為現代中國的公民。隨著改名成為憲政會，1908 年後，每年的孔子誕辰也成為憲政會的重要節日。161華裔社群不僅將孔子視為 偉大的先賢，成為現代中國的象徵，並且是一個團結中國的現代道德領袖。162
1909 年之後，《警東新報》大量使用俚語和粵劇唱本等較易懂的方式， 將革命思想傳達給華裔勞工階級。《警東新報》的編輯黃又公就曾經說過，文 字就像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武器一樣，163而該報透過淺顯易懂而詼諧的方式去擴 增閱報人口，也讓讀者更加瞭解立憲派和革命派間的差異。164《警東新報》同 時也開闢猜謎專欄，以猜謎的方式將革命思潮傳遞給下層民眾，165同時開始連 載以澳洲華裔移民為主角的長篇小說。166此篇小說書寫華裔在澳洲淘金時期的 艱難歲月，並強調同鄉會和兄弟情義在拓殖年代的重要性。這部小說的後半段

158 〈社論:愛國者之龜鑑〉，《東華報》，1909年9月11日，頁2。
159 〈社論:盎格魯薩克遜人種之教育與中國教育之方針〉，《東華報》，1909 年 11 月 20 日，
頁 2。
160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7-30.
161 〈紀念孔子聖誕兩誌〉，《東華報》，1908 年 9 月 26 日，頁 7;〈論中國宜以孔子紀年〉，
《東華報》，1911 年 10 月 1 日，頁 2;〈聖誕紀念演說辭〉，《東華報》，1911 年 10 月 8
日，頁 6;〈紀舉行紀念孔子慶典〉，《東華報》，10 月 15 日，頁 7。
162 〈論中國大教主〉，《東華報》，1909年10月9日，頁2。
163 〈粵謳〉，《警東新報》，1909年10月30日，頁10。
164 〈劉士驥陰府訴冤〉，《警東新報》，1909年9月25日，頁9-10;〈戲擬帝國騙精會章程〉，
《警東新報》，1909 年 12 月 18 日，頁 9。
165 〈猜燈謎〉，《警東新報》，1910年2月26日，頁9。
166 〈小說:多妻毒〉，《警東新報》，第一集刊登於 1909 年 6 月 5 日，頁 10，最後一集刊登於
1910 年 1 月 29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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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儿

批評傳統中國的價值和習俗，例如重男輕女的觀念和一夫多妻制等。事實上， 這也暗自嘲諷了第一任駐澳洲總領事一夫多妻的惡習。167這是澳洲華裔報紙第 一次連載有關澳洲華裔歷史故事的小說，結合了時事、政治意識形態和對同鄉 會等鄉土主義的重新評價，也顯示了墨爾本民族主義者在動員下層階級時所運 用的方式。在這時期，《警東新報》逐漸擴大其資訊的網絡，介紹了甫於 1909 年由廣東台山菁英所出刊的《新寧雜誌》，這也是第一本僑刊。168同時墨爾本 的民族主義者更開始與美國、香港和東南亞等地的民族主義者密切接觸。當支 持革命的《少年中國晨報》在舊金山發行後，墨爾本民族主義者採用了相同的 名稱做為澳洲華裔革命俱樂部的抬頭。
但另一方面，墨爾本華裔革命民族主義者為了強調其種族革命途徑的正當 性，也將孔子視為重要象徵。1691908 年後期，《警東新報》開始連載一系列 推崇儒教的文章，並主張將儒教做為中國的國教，以激勵愛國的情操。1701909 年，墨爾本華裔也舉辦慶祝孔子誕辰的聚會，171同時黃又公發表了文章，闡述 慶祝孔子誕辰對於革命勢力的重要性。他強調黃帝和孔子是建構中華民族重要 的民族遺產，因為他們分別象徵和代表了中華民族和文化。172新民啟智會的戶 外演講也強調黃帝做為民族的象徵，以及漢滿不兩立的觀念。173同時墨爾本的 華裔民族主義者也開始與香港同盟會會長馮自由與同盟會密集接觸，174並開始

167 〈對於清領事梁蘭勳卸任之感言〉，《警東新報》，1910年11月28日，頁2-3。
168 〈新寧雜誌出世〉，《警東新報》，1909 年 3 月 6 日，頁 5;Madeline Y. Hsu, “Qiaoka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of Taishan County, Guangdong, 1882-1943,” The China Review 4:1
(spring 2004), p. 124.
169 〈孔誕紀念會演說辭〉，《警東新報》，1909年10月16日，頁2-3。
170 〈論今日宜奉孔子為宗教〉，《警東新報》，1908年10月17日，頁2。
171 〈美利伴大開孔誕紀念會〉，《警東新報》，1909年10月9日，頁8-9。
172 〈孔誕紀念會演說辭〉，《警東新報》，1909 年 10 月 16 日，頁 2-3;Wang Ming-ke, “From the
Qiang Barbarians to the Qiang Nationality: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Boundary,” in Shu-min Huang and Cheng-kuang Hsu, eds., Imagining China: Regional Division and National Unit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9), pp. 43-80.
173 〈本阜將有自由演說團出現〉，《警東新報》，1910年11月12日，頁7。
174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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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介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751909 年後，一個整合秘密會社、傳統同鄉會 的革命網絡開始在墨爾本萌芽，並逐漸挑戰雪梨華商菁英的優勢。
1910 年後，澳洲華裔民族主義者分化成憲政派與革命派的情勢愈加明 顯。1910 年 3 月，雪梨憲政會指派小學堂的教師陸乃翔代表澳洲華裔前往中 國，參與建立第一個中國國會的會議。1767 月時，唐才質求見中國領事並商討 澳洲華裔如何參與第一個中國國會，在這之後，雪梨憲政會協助中國領事登記 註冊，以確保澳洲華裔對第一個國會的投票權。177而在墨爾本，1910 年底「少 年中國會」成立，這個組織是澳洲第一個正式公開支持孫中山的政治團體。在 開幕典禮上，有兩三百人參與，178此會的目標是宣揚三民主義，179消滅舊中國、 建立新中國。1801911 年《警東新報》的新年月曆海報上，第一次畫上了中國 革命軍的旗幟，並高舉「漢族萬歲」的口號。181
革命勢力在澳洲一直未能茁壯，主要原因之一是澳洲限制亞洲移民的條例 所使然，182革命的訊息和網絡在二十世紀初只能透過來往東南亞地區的海員私 下傳遞。當時少年中國會就時常邀請過境墨爾本的海員發表演講，來談論中國 的局勢問題，1831915 年駐澳洲中國領事的一份報告也指出，香港同盟會會員 的一名海員協助發展、支持了孫中山政府在澳洲的勢力。184而 1921 年成立駐 澳洲的中國國民黨黨部，更掌握了十五處海員黨部，他們以澳洲為中心，逐步 擴展國民黨在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勢力。185

175 〈介紹各報〉，《警東新報》，1911年1月21日，頁11。
176 〈澳洲公舉代表請願電詞〉，《東華報》，1910年3月12日，頁2。
177 〈敬告澳洲二萬餘華僑〉，《東華報》，1910年8月6日，頁7。
178 The Age (Melbourne), 24 January 1911.
179 〈少年中國會開幕盛況〉，《警東新報》，1911年1月28日，頁6。
180 The Age, 24 January 1911.
181 〈年曆〉，《警東新報》，1911年2月11日，附張掛曆。
182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pp. 274-275.
183 〈自由演說團〉，《警東新報》，1911年9月16日，頁5。
184 民國四年春季公文，第21號，1915年2月，ArchivalCollectionsofChineseConsul-General,Melbourne.
185 陳志明，《中國國民黨澳洲黨務發展實況》，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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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國會也強調北美地區同盟會和洪門間的合作關係，186希望透過與墨 爾本義興公司的結合來擴大基礎，然而革命勢力的聲勢並未因為墨爾本義興公 司的加入而壯大，主要原因來自澳洲政府和中國領事對義興公司的制衡。滿清 政府要求中國領事削弱義興公司的影響力，187而澳洲政府方面也逐漸監控義興 公司，以杜絕非法交易和偷渡。188墨爾本的義興公司並不像雪梨的義興公司成 功轉型成為「華人共濟會」的結構和形象，1910 年甚至爆發一名華人傳教士 宋三被質疑涉入偷渡客案件，最後自殺身亡的事件;189儘管沒有確切的證據指 控義興公司也涉嫌此次偷渡客案件，但此事卻損害了義興公司的名譽。宋三事 件之後的數週，墨爾本義興公司為其盟長李元三舉辦了八十大壽的慶生會，以 重振士氣。190他們並邀請一名海員至宴會中發表演講，談論中國的政治局勢，191 在這場慶生會後，少年中國會和義興公司宣布正式結盟。192兩天後，武昌起義 爆發，墨爾本的少年中國會成為在澳洲支持共和政府和革命軍的總部。


「少年中國會」: 第一個支持中國共和革命的澳洲華裔政治聯盟的出現


1911 年底中國爆發共和革命，推翻了帝制，也影響了澳洲華裔民族主義 的重新整合。共和革命爆發後，《東華報》編輯唐才質公開質疑孫中山穩定時 局的能力，也批評革命軍的素質，193憲政會成為雪梨少數反對新共和政府的組
186 〈洪順堂與少年中國會之聯合〉，《警東新報》，1911年10月14日，頁4。
187 〈本部要批一覽表─ 批澳洲總領事設立商會望早為處置由〉，〔清〕商務官報局編，《商務
官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冊 4，乙酉年冊 17，頁 313。
188 〈李芬謬論續〉，《警東新報》，1909年2月27日，頁8。
189 〈宋教士可死而不可辱〉，《警東新報》，1911年11月25日，頁5-6。
190 〈義興會長之壽宴〉，《警東新報》，1911年9月2日，頁4。
191 〈自由演說團之踴躍〉，《警東新報》，1911年9月16日，頁5。
192 〈洪順堂少年中國會大聯合紀盛〉，《警東新報》，1911年10月14日，頁4。
193 C96, Newspaper Cutting, dated ca. 19 October 1911, in “Rev. Young Wai’s News-Clipping
Book”，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檔案;〈中國人民宜利用政府以保國家〉，《東華報》， 1911 年 10 月 28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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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另一方面，《廣益華報》編輯也是西人共濟會的成員孫俊臣，接受當地報 紙的採訪，他肯定基督教徒在這場革命中的貢獻。194同時，他也透過關係將共 和旗幟掛上雪梨義興公司及至少五間華商開設的商店。195在墨爾本，中國領事 黃榮良在共和政府新成立之際，依舊高舉龍旗，雪梨及墨爾本的革命勢力則質 疑中國領事的立場，並要求其撤下龍旗;但是中國領事一直等到收到共和政府 建立的電報後，才將龍旗撤下。孫俊臣在《廣益華報》強調，革命的成功是由 於義興公司(洪門的分支)與革命軍的結合，他也與雪梨義興公司盟長黃柱齊 力為義興公司建立嶄新的公共形象。1911 年初，義興公司在黃柱的資金贊助 下，新的總部開幕，並改變其英文名成為「華人共濟會」(Chinese Masonic Society)。196義興公司過去沿用中國傳統秘密會社結社的方式，在二十世紀初 澳洲都市化的影響下，成為一個與西方共濟會組織相似的公開結社，強調組織 的透明化，以及與澳洲社會的網絡來往，說明了澳洲義興公司其社會網絡和價 值的轉變。197孫俊臣也強調，雪梨義興公司融合西式的結社是為了建立一個強 大的組織。198事實上，從義興公司到華人共濟會，該團體試著改變為一個現代 城市中崇尚民主價值的俱樂部，而這樣的改變也影響了其他地區的義興公司， 紛紛從秘密會社轉型為現代化下的結社。到 1918 年時，雪梨義興公司已經成 為澳洲東部城市以及各地區鄉村分支的華人共濟會總部。
在共和革命後，墨爾本的少年中國會希望籌設各州分支。1911 年底，墨 爾本代表與黃柱共同召開建立雪梨少年中國會的正式會議，並希望先整合兩個 城市中的相關組織，以便將此組織的影響力遍及全澳洲華裔社群。19911 月底， 黃柱召開義興公司內部的正式會議，獲得一百份簽名支持成立雪梨少年中國

194 The Sun, 3 November 1911.
195 Sydney Morning Herald, 25 October 1911. Daily Telegraph, 3 November 1911.
196 Janice Wood, “Chinese Residency in the Haymarket and Surry Hills-1880 to 1902,” BA (hons)
thesis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1994), Map 33.
197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pp. 90-91.
198 〈雪梨阜義興會堂〉，《廣益華報》，1912年1月27日，頁18。
199 Sunday, 12 November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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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份收藏於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史料中心的傳單，顯示出在短短 十天內，義興公司已經取得至少 47 位華裔各界領袖的公開支持，200同時義興 公司也透過孫俊臣的關係，與華人長老教會建立新聯盟。201
雪梨少年中國會成立大會的傳單，顯示了長老教會與義興公司的新聯盟關 係，周容威牧師的名字雖然沒有在這份傳單上，但是他的長子周元吉醫師則出 現在傳單的重要位置上，而隸屬於周容威長老教會下的重要華商領袖，像是郭 標等人，也出現在傳單上。1911 年 11 月 12 日雪梨少年中國會成立，並在 11 月 23 日於澳洲西人共濟會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選出黃柱為主席，與長老 教會關係良好的永生公司負責人郭標為副主席。202周容威牧師也出席成立大 會，鼓勵大家加入少年中國會，他認為管理人民的政府應該由人民選出，並肯 定西方的民主。203其中一位成員也公開表示，他加入的理由是希望全體中國人 也能像澳洲華裔一樣享有自由。[/b]


在共和革命後，自由與民主成為華裔結社的新政治修辭。憲政會與少年中 國會皆強調並肯定這樣的普世價值及澳洲經驗，對於其支持中國建立民主的重 要性。憲政會成員同時也是《東華報》編輯的唐才質，就強調澳洲的民主價值 與體制對他政治思想的影響。204雪梨少年中國會也希望藉由強調民主與自由， 讓聯邦政府接受與認識新的共和政府，並提升華裔在澳洲的公共形象。雪梨當 地的新聞記者肯定澳洲華裔對於新中國共和政府的支持，一名新聞記者更形 容，墨爾本華裔對於共和政府的支持運動顯示了他們「澳洲化」的結果。205雪 梨少年中國會也邀請西方商業領袖聚會，黃柱在聚會上發表演講，希望孫中山

200 C96, “Rev. Young Wai’s News-Clipping Book”，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檔案。
201 〈來稿照登〉，《廣益華報》，1910年12月10日，頁3;TheSun,25October1911.
202 Evening News, 24 November 1911. Daily Telegraph, 13 November 1911. Sydney Morning Herald,
23 November 1911.
203 Evening News, 24 November 1911;同時，周容威牧師的剪報中也出現當時雪梨報紙對他及此會
議的報導，參見:C96, “Rev. Young Wai’s News-Clipping Book”，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
部檔案。
204 Daily Telegraph, 25 November 1911.
205 C96, “Rev. Young Wai’s News-Clipping Book”，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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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新中國共和政府能發展成像美國聯邦一樣的體制，他並強調，在這樣的 體制下，中國共和政府將與澳洲聯邦追求相同的國家價值，因此希望兩國能建 立友好的關係206

一個星期後，黃柱再度在義興公司的總部邀請華裔與西方領 袖聚會，他重申支持中國共和政府對澳洲的友好。207同時，黃柱更積極地去函 當時駐中國的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通信員莫理遜博士(George Ernest Morris)，表達雪梨義興公司對於共和政府的支持，莫理遜博士則在同年稍後被 袁世凱政府選為顧問。208

同時，雪梨更熱中於以捐款來協助新共和政府的建立。共和革命之後，墨 爾本的少年中國會開始為共和軍募款，但是初期募款的成績並不令人滿意，直 到隔年的 4 月，墨爾本的少年中國會共募得 3,100 英鎊，並透過不同的管道轉 交給香港同盟會總部。1912 年初，雪梨少年中國會將募款 4,758 英鎊全數捐給 由革命軍領袖胡漢民把持的廣東省政府。209同時，中國領事也展開募捐以減輕 國債，這項募款一開始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支持，直到周容威牧師公開響應後， 才有大規模的募款。210中國領事更造訪雪梨以宣傳此項募款活動，雪梨華裔在 澳洲共濟會禮堂歡迎中國領事的公開宴會上，首次募款達 5,000 英鎊。211由於 雪梨的響應，也影響了墨爾本華裔的加入。墨爾本華裔在第二次購買國債運動 中，捐款了 6,000 英鎊。直到 1912 年 11 月，澳洲華裔購買國債的金額達到 23,400 英鎊，212共有 455 名人士捐款。213

206 Sydney Morning Herald, 1 March 1912.
207 Evening News, 8 March 1912.
208 MLMSS 312, “G.E. Morris’s Paper,” dated 5 August 1912,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209 〈廣東財政司函〉，收入《中國國民黨澳洲黨務發展實況》，頁 145;但另一方面《廣益華報》
宣稱總捐款數為 4,691 英磅。參見〈雪梨籌餉局廣告〉，《廣益華報》，1912 年 8 月 3 日，頁 3。
210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12, dated 10 July 1912,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211 〈雪梨華僑國民捐大會紀〉，《東華報》，1912年7月27日，頁7。
212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Donation,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廣益華報》，1912 年 11 月 23 日，頁 4-5;12 月 25 日，頁 4。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13,
dated on 16 January 1913,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213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Donation,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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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踴躍的捐款運動被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稱為愛國情操的表現，但事實 上，募款的領袖才是捐款運動成功的主因，而社團領袖的政治言辭也展現了新 的政治價值。他們結合了基督教和中國傳統秘密會社四海一家的兄弟情義，取 代了共和革命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孔教復興運動，重新定義了民主、自由和 愛國情操。

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所依據的不只是過去傳統的人際網絡，但也不 是純然法制上的歸屬意義，因為如果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僅是法制上的關係，那 麼似乎就等於承認了華裔社群並非澳洲社會的成員。相反地，華裔社群提出了 共享現代時間節奏、華族的歷史記憶和澳洲的經驗，是其共同體的基礎。華文 報紙的編輯早已經認識到在新的時間觀念下，歷史對於建構一個共同體的重要 性。墨爾本的華文報紙編輯強調歷史是可以被劃分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線性 時間，因此鼓勵讀者思索歷史是一整個民族的進步故事，而不是帝王將相的編 年史。214雪梨的華文報紙也同樣強調，將歷史理解成是一個民族的故事，歷史 顯示的是民族精神，也因此，歷史意識是建立國家與愛國主義的重要元素。215 墨爾本的新民啟智會就不斷將西曆跟西方的計時方式詮釋為進步和現代化的 象徵，在共和革命後，更進一步宣導華裔社群使用西曆，接受西方的時間意識， 並提出中國的新共和政府需要接受西方進步的工具，邁入進步的潮流中，216以 彰顯中國從一個古老帝國轉變為進步的民族國家。

1913 年初，少年中國會成員郭標和余榮參與雪梨義興公司的內部正式會 議，會議中宣布尊崇孫中山為華人共濟會的領袖。217少年中國會、華人共濟會 和長老教會的新聯盟，更促成 1914 年在雪梨出版支持孫中山的《民國報》， 以及另一所華文學校的建立。2181913 年《警東新報》的劉滌寰因為在報刊上 奚落中國領事，而遭到強制出境，他因此遷移到美國，成為舊金山《少年中國
214 〈國民〉，《愛國報》，1904年3月30日，頁2。
215 〈愛國者之龜鑑〉，《東華報》，1909年9月11日，頁2。
216 〈改用陽曆之宣告〉，《警東新報》，1912年1月6日，頁4。
217 〈慶賀民主新國〉，《廣益華報》，1913年3月1日，頁4。
218 A1/1915/13159, 33249, “Chiu Kwok Chun & Ng Hung Poi Passports,”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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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報》的編輯。219《警東新報》也因此在 1914 年關門，雪梨《民國報》接替 了墨爾本的《警東新報》，成為國民黨在大洋洲地區的機關報，也持續以其政 治修辭和論述動員華裔社會，而少年中國會的新聯盟也成為澳洲第一個跨越州 界的華裔政治社團組織。


結論


本文從澳洲華裔的「華僑」敘事和政治結社，論證二十世紀初都市化、白 澳及中國民族主義三方面對澳洲華裔認同政治的相互影響，而這三項歷史因素 缺一不可。「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動員華裔社群的政治修辭，首先是因 為都市化下，華裔社群的社會網絡受到衝擊，傳統的血緣和地緣無法成功地維 繫都市中的人際關係。澳洲商業城市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現代化和都市化所衍 生的現代時間節奏、經濟階級分化、種族歧視和公共意識等，皆促成澳洲華裔 重整傳統人際關係和領導權方式，也醞釀了華文報紙出版的盛況。都市中華裔 社群的結社不再是以同鄉會為基礎，而是以職業、閱報習慣、宗教為動員與整 合群體的基礎，反映了澳洲華裔的結社習慣已經被改變。都市化也連帶增強了 華裔對於當地城市的認同，雪梨和墨爾本逐漸出現在華裔結社的團體名稱中， 而不再以同鄉會方式，例如岡州會館等來命名自身的團體;換句話說，澳洲的 地域認同取代了他們過去的同鄉關係。
而都市中如影隨形的白澳排華運動也促成華裔共同體意識的萌芽和政治 參與。首先，都市化使得華裔領袖必須具有與澳洲社會協商的能力，過去以方 言群和同鄉會為動員基礎的舊有社會領導權逐漸無法獨大，新興的社會領導權 必須能夠因應白澳排華運動的挑戰。1904-1905 年間，雪梨與墨爾本分別出現 各自以職業和政治取向的新興社團，同時間澳洲華裔也開始使用「華僑」自稱。 從 1905 年召開全澳洲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分析，「華僑」並非僅強調中國意

219 陳志明，《中國國民黨澳洲黨務發展實況》，頁 2;《少年中國晨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三 藩市:少年中國晨報，1960)，頁 22-24、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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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和認同，其實更成為白澳排華運動下社會動員的修辭。華裔社群以「華僑」 之名，強調華裔離散的跨國網絡和認同，在中國意象的政治言辭中，其實透露 了華裔社群希望以澳洲經驗和歷史詮釋來整合彼此，以爭取在澳洲境內有利的 社會地位。
因此，「華僑」的詮釋彰顯了澳洲華裔藉由現代報刊和政治結社重整社會 網絡與領導權的方式。二十世紀初的政治團體包括「保皇會」、「憲政會」、 「新民啟智會」、「少年中國會」等，都有各自所屬的報刊，也藉由這些報刊 詮釋不同的「華僑」意象。保皇會一開始宣稱擁有數千名會員，主要支持者都 是當時新興的果商巨賈，1903 年後雪梨成為此組織的核心，持續支持康梁的 政治主張;而墨爾本華裔社群雖然使用相同的英文名稱，但將中文名稱於 1904 年改成「新民啟智會」，並且逐漸支持孫中山的革命路線。1905 年雖有首次 全澳洲華裔領袖的集會，但是也彰顯不同社會領導權所關注的議題和路線的歧 異。從「華僑」敘事可以發現，1905 年後兩套社會領導權的社會想像和價值 的競爭，雪梨華商代表了經濟成功與跨國網絡所孕育出的「四海一家」的願景; 而墨爾本的華裔社群則希望結合傳統的兄弟情義，建立進步而有自決能力的現 代公民典範。1907 年雪梨保皇會改組成「憲政會」，與新南威爾斯州華商會 社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而墨爾本的新民啟智會則持續與華文報紙、木工組織、 同鄉會等合作，並在 1910-1911 年間與洪門中的義興公司首次建立「少年中國 會」，與美國的《少年中國晨報》相呼應。然而這兩套社會領導權都不約而同 地認同西方的憲政、法治和民主觀念，更在共和革命後整合，大力宣揚民主價 值和澳洲經驗。
「華僑」之於辛亥革命前後澳洲華裔世代而言，其意義不在於法制上的歸 屬跟政治效忠。透過「華僑」敘事和新興的結社動員，這一世代的澳洲華裔並 沒有清楚地表明中國概念和國家認同抉擇，但「華僑」一詞卻為他們闡述社會 與歷史的認同時所援引。在「華僑」敘事中所訴說共享的歷史經驗，更是聚合 二十世紀初澳洲華裔社群的重要觸媒，也就是說，澳洲華裔社群的「華僑」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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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政治結社，對於中國人或是澳洲人的認同是複雜的，在這些政治言辭中， 呈現社會變遷如何影響移民社群選擇以及詮釋自身認同的方式。澳洲華裔不斷 尋找他們在跨國網絡中的歷史位置，他們透過政治修辭將普世價值，例如民主 和自由，轉換為結社和重整社會網絡的動員工具:「華僑」可以是四海一家的 實踐者，也可以是排華運動和種族主義的反抗者，他們甚至也是失根漂泊的歷 史孤兒。從「新金山客」、白澳下的「他者」到「華僑」這些稱謂，反映了澳 洲華裔逐步地以澳洲經驗、普世價值和華族記憶去界定自身的位置。澳洲華裔 在二十世紀初使用「華僑」一詞，強調民主與法治的澳洲經驗，一方面做為實 踐普世價值和跨國主義的政治語彙，另一方面則是企圖建立華裔社群共同體的 基礎，將他們從大清帝國的子民轉變為澳洲全球化進程中的成員。

飞儿

徵引書目

中國駐澳洲領事館檔案(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1909-1913, 1915.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 Donation.
English Correspondence of 1912.
C1908-191 秉稿公文:〈僑民暨商務大概情況〉，宣統元年三月十九日。
民國四年春季公文，第 21 號，1915 年 2 月。 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檔案
C96, “Rev. Young Wai’s News-Clipping Book.” 澳洲國家檔案局外務部檔案(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1/15, 1914/10138, “Goot Chee and Yuk Kee, Exemption Certificate.” A1/1915/13159, 33249, “Chiu Kwok Chun & Ng Hung Poi Passports.” A433/74214, “Population of Chinese in Australia.”
澳洲國立大學藏新南威爾斯州保皇會檔案(Noel Butlin Archiv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11/5, “Records of Meeting of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of NSW.” dated 17 September
and 2 October 1905
111/4/1, “Records of Meetings, 1903-1904.”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長老教會檔案(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Annual Report of 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1906.
Rev. John Young Wai, “Chinese Mission Church, Foster Street.” Ministering Women 28, April 1904,
issued quarterly by the 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South Wales.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立圖書館藏(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MLMSS 312, “G.E. Morris’s Paper.” dated 5 August 1912. 澳洲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藏(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Australia)
“The Chinese Cabinet Markers and the Anti-Sweating League’s Report.” Political Science Pamphlets, vol. 103.
〈本部要批一覽表─ 批澳洲總領事設立商會望早為處置由〉，〔清〕商務官報局編，《商務官報》， 冊 4，乙酉年冊 17，頁 313。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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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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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及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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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賡武，〈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之研究〉，收入氏著，《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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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tt, Judith. “Relaxed & Comfortable: The Liberal Party’s Australia.” Quarterly Essay 19, 2005, p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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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紙與期刊


《廣益華報》，1896、1899-1901、1904、1909-1910、1912-1913。 《東華新報》，1899-1901。
《東華報》，1903-1912。
《愛國報》，1902-1905。
《警東新報》，1905-1912。 《申報》，1920。
Australia Star, 1908.
The Age (Melbourne),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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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Telegraph, 1911.
Evening News, 1911-1912.
Sydney Morning Herald, 1904, 1910-1912. Sunday, 1911.
The Sun, 1911.
Weekly Times, 1903.


五、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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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sian-affairs.com/Diasporas/wanggungwu.html (2009/12/15)
Clarke, J.L. The Chinese Case Against the Chinese Employment Bill, Melbourne, 1907. In the Chinese
Heritage of Australian Federation (CHAF) Databases: http://www.chaf.lib.latrobe.edu.au/ (2009/12/20) Fitzgerald, Shirley. “Chinese.” http://www.dictionaryofsydney.org/entry/chinese (2011/1/3)

飞儿

“Huaqiao” Narratives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of Urban Chinese-Australian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uo Mei-f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narratives of “Huaqiao” in Australia to trace how identity was preserved through new political alliances and nationalism. It argues that urbanization,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ll constributed to Chinese-Australian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or Chinese-Australians, the term “Huaqiao” was adopted following the growth in hostility towards Chinese around 1904 and 1905. Urban Chinese specifically adopted the term “Huaqiao” as a self-reflexive label that located them in an international Chinese diasporic net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offered a vantage point for pressing particular national claims in Australia.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introduced styles of rhetoric and narrative that fed directly into process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under way in Federation Australia.
Mobilizing in the name of the Chinese “Huaqiao” diaspora began to make sense a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community politics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after 1909. Politics provided a compelling language for imagining Chinese-Australian social networks, identities, and imageries, and for wider dreams of dignity, peace, and prosperity. Political rhetoric and narratives thus contributed to the uniting of Chinese-Australians. The alliance of the “Young China League” in 1911 on the eve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demonstrated that a consciouness of modernity and Australian experiences was constituting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201-



Chinese-Australians. This article thus shows that Chinese-Australian identity in the White-Australian period was more than merely a refinement of native kinship practices and inherited identities. The style of Chinese-Australian nationalism proclaimed in the local Chinese press was rooted in new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modern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ty.
Keywords: Chinese-Australians, “Huaqiao,” urbanization, White Australia Policy, Chinese nationalism

masonou

华人好像普遍不太关心这些

飞儿

masonou 发表于 2019-8-10 13:19
华人好像普遍不太关心这些

我对澳洲华人的历史倒是很有兴趣，一百年前的同胞们的活动，和今天有多大程度的类似？

这篇学术论文里引用的资料清单，就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所以特别贴在这里，自己以后有兴趣了或万一有别的同学有兴趣了可以慢慢查过去。

惭愧，十多年了，足迹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我发贴兼保存信息的地方。

飞儿

What's happening among Australian Chinese community today, happened to our predecessors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only in a different sense........

飞儿

”36《愛國報》能夠成功 出刊的關鍵之一，是因為得到墨爾本華裔領袖黃世彥的支持。37黃世彥不僅是 岡州會館的成員之一，他在 1901 年籌辦華裔慶祝聯邦政府和約克公爵來訪的 慶典，以及 1902 年歡迎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的歡迎會，也顯示了他整合華裔 不同團體的領導能力。38
與梁啟超 1903 年前對支持革命的傾向相似，《愛國報》一開始就展現其 支持革命的立場，也因此被後來國民黨的官方史家視為澳洲支持孫中山革命的 濫觴。《愛國報》創刊之際，就大量轉載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中國日報》和《中 國新報》的新聞，1903 年初《愛國報》更報導了從澳洲回廣東的華裔人士謝 纘泰所策劃的起義，這個計畫當時尚未在香港與中國曝光。39《愛國報》積極 地向墨爾本的華裔社群宣揚革命者的政治理念，不僅成為澳洲唯一一份支持革 命的報刊，也是東南亞及大洋洲地區在《圖南日報》出版前，唯一宣揚革命的 報刊。40《愛國報》更強調，對於孫中山革命的支持緣於他們對民主思想與社 會的尊崇，藉此宣稱與太平天國起義的理想跟結構大不相同。41”

飞儿

哈哈，当时中国还是清政府，海外华人成立”爱国报”，但是爱的是中国，而不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赞叹！百多年前的澳洲同胞们，民智犹胜今天部分同胞多多。

飞儿

对照今天华人社区和百多年前的澳洲社区，很多相似点。

比如“崇尚” 孔夫子，比如究竟是支持中国政府还是支持澳洲的国家价值观念和制度。。。

先人的路，对今人今日的选择，其实有很大的启发，如果我们愿意去思考。

飞儿

”墨爾本的新民啟智會就不斷將西曆跟西方的計時方式詮釋為進步和現代化的 象徵，在共和革命後，更進一步宣導華裔社群使用西曆，接受西方的時間意識， 並提出中國的新共和政府需要接受西方進步的工具，邁入進步的潮流中，216以 彰顯中國從一個古老帝國轉變為進步的民族國家。”


进步的历史车轮，不可阻挡。回头看过去，至少中国已经不再以皇帝名号或国号纪年，而是用西历了。这一点，大陆比台湾还先进。

新时代，利国利民的工具是什么？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民主制度，鼓励民众自由思想和创新，保护私有财产，监督遏制公权力。。。

百年之后澳洲华人社区啥状况，我得请后人发特殊信息知会我

飞儿

讲真，百多年前的很多澳洲华人，比现在的个别澳洲华人，觉悟还更高，思想还更是”现代”。。。


QUOTE


”1911 年 11 月 12 日雪梨少年中國會成立，並在 11 月 23 日於澳洲西人共濟會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選出黃柱為主席，與長老 教會關係良好的永生公司負責人郭標為副主席。周容威牧師也出席成立大 會，鼓勵大家加入少年中國會，他認為管理人民的政府應該由人民選出，並肯 定西方的民主。其中一位成員也公開表示，他加入的理由是希望全體中國人 也能像澳洲華裔一樣享有自由。


在共和革命後，自由與民主成為華裔結社的新政治修辭。憲政會與少年中 國會皆強調並肯定這樣的普世價值及澳洲經驗，對於其支持中國建立民主的重 要性。憲政會成員同時也是《東華報》編輯的唐才質，就強調澳洲的民主價值 與體制對他政治思想的影響。204雪梨少年中國會也希望藉由強調民主與自由， 讓聯邦政府接受與認識新的共和政府，並提升華裔在澳洲的公共形象。

雪梨當 地的新聞記者肯定澳洲華裔對於新中國共和政府的支持，一名新聞記者更形 容，墨爾本華裔對於共和政府的支持運動顯示了他們「澳洲化」的結果。雪 梨少年中國會也邀請西方商業領袖聚會，黃柱在聚會上發表演講，希望孫中山成立的新中國共和政府能發展成像美國聯邦一樣的體制，他並強調，在這樣的 體制下，中國共和政府將與澳洲聯邦追求相同的國家價值，因此希望兩國能建 立友好的關係。

飞儿

1911

”希望全體中國人 也能像澳洲華裔一樣享有自由。”

一百多年前的澳洲同胞，就有这样的良好愿望了，鼓掌 为先人感到自豪。

而当今，还有个别海外华人，觉得中国人活该被中共政府禁锢，恐吓。。。

飞儿

时常温习一下先人的理想，

聊以自勉。

丫头爱睡觉

飞儿

看来多数人都是活在当下。。

俺则时不时喜欢回顾过往

飞儿

澳洲华人先人的足迹

对今天仍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GEWEIYA

值得尊敬的人！

GEWEIYA

澳洲华人先祖创业扎根不容易，这篇文章写的详尽，具体，殷实，生动，精彩，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值得学习和珍藏。

yx.zhang

非常有意思，谢谢分享

alphabeta

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