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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巫鬼叙事与死亡哲学
国镇原型所处的利川市，地处武陵山区腹地，被认为是巴文化的核心沉积带，在历史的演进中也是楚文化辐射与浸淫的地区。这些文化积淀，孕育的神话传说、巫觋风气、图腾崇拜等巫鬼文化的因子，在《国镇》中比比皆是，佐以作者古典沉浑的文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气韵。
《汉书·地理志下》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后汉书·宋均传》亦载“五溪蛮，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就在国镇以东，相隔半日车程便是屈原的故里所在。屈原、宋玉等人风格瑰丽奇谲的楚辞，留下的神魔书写传统，在《国镇》中得以创造性地继承和延续。
国镇中，手捧《鲁班经》的匠人画符念咒，让势利之家“家中白日见鬼，黑夜异响，闹得合家不安”。蛇神朱叫花，“蛇像是三妻四妾一般，簇拥着他的繁华世界。它们任性撒娇，与之狂欢之中落下唇印和啮痕，那都是对他的万千宠爱。蛇很少有声带，它们的沉默影响了他的性格。他也在这样的合欢中，享受着他独自的隐秘快乐。他对蛇的咒语又像是耳语，没有人知道他们怎样对话和交流。而他对整个国镇，似乎已经不屑于过多言语了。”覃端公，“月色好时，酒兴正酣，他会抄起那些司刀令牌在狭窄的堂屋起舞。心中的神咒还会从稀疏的牙齿间漏出，从上坛到下坛，整套的曲词似乎还依稀可辨。一顿演练结束，他似乎又恢复了他的壮年神气，仿佛从阴阳两界自由穿梭中归来，有些风流自赏的得意，也有些英雄穷途的自嘲。”牟幺幺与谭师傅的夜酌，“乌夜啼，祸来疾。一句古老的乡谚，像是咒语一般密布在小镇的上空。” 覃端公在谭师傅的葬礼上登坛作法，“他宽袍大袖地舞动在棺材四周，手上的司刀令牌伴随着他那独特的经咒，击响铿锵森然的节拍。他要为亡人祛除沿途的鬼魅，护佑着亡灵顺利度过忘川，早日抵达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描写，不再是乡野俚趣的点缀，也不是荒谬怪诞的猎奇，而成为国镇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到国镇人的命运之中，成就他们的生命底色和精神寄寓。
神魔与巫鬼的书写，绝非作者沉溺于“怪力乱神”的附加表达。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说：“神话是找出人类精神潜能的线索。”正是摸索着这一古老的线索，在国镇这个找寻不到出路与解答的困局之中，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文化形态的转型，巫鬼最终承载了出路与期待的另外功用。
在唯物话语掌控与挤压下的国镇，将故事倒影投以鬼魅的灵光，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暗喻。巫鬼之俗已经植根于土家乡村社会的言行秩序，成为一种陈陈相因、奴役制驭的精神力量。仆服于各种神灵鬼祟之下，国镇人的心态渐进演化为一种“国镇道德”，统治者和外来文化都难以理解和驯服“国镇道德”的力量，因此当由外及里、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迎头撞见这些虚幻的灵光时，力量显得孤单，方式显得粗暴，最终在碰撞与进退中结成畸形的果实。
再说说死亡。网上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不知名网友盘点各国文学的主题：英国文学是我愿意为了荣誉而死，法国文学是我愿意为了爱情而死，美国文学是我愿意为了自由而死，俄罗斯文学是我愿意死，而中国文学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另一版本说中国文学是“活着”）。网友的戏谑和调侃权作一笑，但是却不得不审视其中的些许道理。
我们似乎素来不太愿意直面死亡，一方面，推崇与歌颂生死置之度外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语焉不详或讳莫如深地掩饰死亡，力求早日淡忘，或者被新的死亡掩盖。死亡，成为了文学的术与器，在生命之义与哲思之析间却又常常缺席。野夫先生一直在集中地书写死亡。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就被命名为《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2010 年 3 月版），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尘世歌哭和招魂。他写霜寒沉水的母亲、写缘悭一面的父亲、写投身怒波的同学李如波、写暴尸天坑的祖父、写坟灯闪烁的外婆、还写了许许多多“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的陌生人的死亡。在现实的困厄里，这些死亡都不再是数字、新闻、综述、或者史乘，而是鲜活的人，其生命权利不可让渡，其情感寄寓不可漠视，其历史坐标不可涂抹。这样的书写，如同阿赫玛托娃的《北方的哀歌》组诗中写的那样，“每个人记得每件事/并知道每个逗号的去处”。
《国镇》延续了他的这一书写传统。国镇上一直在死人，在历史的风口浪尖，甚至有一种前赴后继的吊诡与悲痛。小说中，国镇飘过了无数个招魂幡：朱翠翠、叶老师、周神仙、潘老师、黄镇长、牟幺幺、谭师傅以及武斗而死的那些无名战士。不一样的死亡，层层叠加在国镇的土地上，除了是作者表达存在与去存在的悲剧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死亡来传递“生存”这一基本概念。
瓦尔特·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死亡赋予讲故事的人所能讲述的任何东西以神圣的特性。讲故事的人的权威来自死亡。”这种“权威”是故事的真正源泉。正如《国镇》中诸多死亡一样，不仅仅是荒诞苦难中的某个单纯图景，而是立体真实的生活、对时间的记忆与希冀、以及穿越生活之时间流将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边界拆除之后所确认的生存意义。
四，最后的爱与最初的性
由古至今，爱情与性一直是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意象和主题之一。如何书写出浸染自我认知和自我风格的爱情与性，也一直是写作者孜孜以求的尝试与突破。因为无论是爱情还是性，身处文学的场景之中都不再仅仅是动物性的外化表达，而是通过其间的书写来刻画心理纠葛与社会冲突的人物状态，进而思考人从自然性到社会性，再贯穿人性、灵性甚至神性的关联路径与跃迁潜能。
野夫先生过往的书写中，从来不缺乏爱情的标尺。在小说《1980 年代的爱情》中，他写为和解与成全不断拒斥的爱；在散文《革命时期的浪漫》中，他写是过错而不是罪过的爱；在短篇小说《绑缚刑场的青春》中，他写因果幽怨而终隔忘川的爱；在诗集《门后的守望者》中，他写身陷囹圄抵抗孤独绝望的爱；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直到《国镇》，他在历史的残酷缝隙里寻迹人性之美，似乎要在尘世的黄昏中找到一抹转瞬即逝的亮色。
《国镇》中最动人的爱情，当属叶忆梅与水岸茵的爱情。这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以玫瑰色般的哀愁和凄美起幅，又以血色的悲痛与惨烈落幅，读来由击节到扼腕，心潮难已。
书中写叶老师在邂逅水姑娘之后的牵望：“那夜的邂逅，使他对跳蹬子桥有了依恋和感激。这些祖先预埋的巨石，就是为他准备的舟楫。几百年的洪荒之水，都没有冲走这些河流的符号，那它们显然是与他有一场前世的密约。多美好的姑娘啊，命定你与我三生石上接前缘，一天不去抚摸这些无声的灵物，仿佛就是一次愧对。”然而，这样的纯爱同样是被这跳蹬子间的无情逝川冲散，成为时代的齑粉。叶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唯一能听见脚下河流的涛声，那些被覆盖的跳蹬子，曾经承载过他和她的蜜语。他为这短暂的美好感激涕零，觉得为此而经受所有的攻击也不虚此行。”
问君东流水，别意谁短长。国镇的阴阳两河像是作者关于这悲喜爱情的双面隐喻，连接两岸的那些因陋就简的跳蹬子，是叶老师与水姑娘心中横跨河汉的鹊桥，却注定被历史的洪流冲决，好似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著名的诗篇《米拉波桥》：“爱情像这泓流水一样逝去∕爱情逝去∕生命多么缓滞∕而希望又多么强烈”。叶水之爱，在这无可挽救的阻滞与飘荡中，借由隐忍爱情、压抑性欲、扭曲身体而表现出来的悲怆，恰是扭曲时代的漩涡投射，最终消失在这奔流不息的苦流怒涛中，“就像水消失在水里”。
阅读《国镇》的过程中，因为不断邂逅爱与性的拷问与应答，总是让我联想起法国南部的小镇蒙塔尤。这个 14 世纪的南欧牧民小镇，人口还没有国镇多，一样的闭塞边缘，但是性生活成为窥破小镇生态与牧民心态的独特窗口。无论是婚内生活的哭泣与欢乐，抑或露水情缘的姘居与乱伦，还是宗教面纱下的压迫与蒙蔽，都是牧羊人的真实生活，搅拌于劳作、巫祀、疾病以及死亡的史料之中，折射出社群的心态与制度的秩序。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的史学巨著《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摈弃传统社会学和哲学叙述的宏大叙事，将精微的笔触瞄准一个村庄的心态史，与文学“国镇”的肉欲爱恨一起，隔着千山万水担负异曲同工的挖掘与剖析。
书写性爱，是一项危险的挑战。一方面，性是诸多真实行动的能量来源，即弗洛伊德所言“性驱动力”，继而转化为小说中的叙事驱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叙述中精准地找到理性节制与感性飞升的平衡点，避免性叙事本身与所承载的旨趣之间失衡。
在《国镇》中，关于性的书写是多元的，担负了截然相异的叙事任务。写叶老师与水姑娘的一夜荒老，是“仿佛抱着海豚向岸靠近，湿润滑腻的紧箍，在想象中游向唯一的岛屿。所有的犹豫和怯懦，在面对这样的决绝坚定时，都脱胎换骨地蜕去。此刻他几乎还原为鱼，鼓动腮叶和尾鳍也要向她挺进”；写甘老师于苞谷地里的焦渴，“那些稻香的干草上，四仰八叉地躺下发呆。蓝天上的流云，浪子一般地来去，她的眼神涣漫无主，看累了就睡去”；写林卫红 的初尝禁果，“她第一次体验那种万箭穿心的酥麻和微疼，她从准星看出去的窗外，似乎隐约飘动的是吴群恩的身影。她想扣动扳机，却再也无力站立”；当然还有各种戏谑或者鄙陋的皮袢，章石匠与敖秋英、宋牙医与米幺妹、古站长与甘老师等等桥段，无不各具神态，让人啼笑皆非，共同绘就边镇特殊时期的风俗画卷。
因此，书写禁忌年代的性，更是要超越上述两重挑战，完成性与权力的关系解剖，使其成为时代背景与权力场的注脚。米歇尔·福柯说：“如果性受到压抑，也就是说性被禁止、性是虚无的、对性要保持沉默，那么谈论性及其压抑的唯一事实就是一种故意的犯禁行为。谁这样谈性，他就站到了权力之外的某一位置上了，他就搅乱了法律，预见到一点未来的自由。”很明显，《国 镇》作者深谙这一法门，他以姿态各异的笔墨描写性爱，描写各种灵与肉的挣 扎与对峙，以此袒露身体里的权力秘密，庖丁解牛般解构其中的权力生产过 程，力求将身体从历史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同时又无情嘲笑和轻蔑这些无所不在的规训与压迫。
五、末代书写与发生学解剖
《国镇》出版以后，侨居美国的翻译家、武汉大学师姐张洪凌女史网购了多册，并寄赠我一册留存。与洪凌师姐交流时，我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国镇》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已经是最后一代“文革”文学的写作。
对于域内文革题材的文学创作，粗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第二阶段是 1980 年代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等，第三阶段是 1990 年代中期至今，更偏重技巧实验但并未形成群体性写作的个体创作。
1990 年代中期以降，文革题材小说本身随着文学思潮的转变而转型，很多作家以自我经验融合意识流变，涌现了诸如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余华《活着》与《兄弟》、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戴思杰《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阎连科《为人民服务》、胡发云《迷冬》与王刚《英格力士》等等优秀的作品。但是第三阶段延至今日，因为内外原因，无论写作者数量还是作品的影响上，都渐显式微。之所以说“最后一代”，是因为这一代之后的写作者，即使还有该题材的写作和反思，都变成了“间接经验”的想象和表达，由“亲历者”变成了“旁观者”写作。这其间无论是意识还是文本，差别肯定都是云泥之巨，如同米沃什说的那样：“一片真正的‘荒原’比任何想象的荒原都要更加可怕”。
因此，作为一部文革题材的小说，《国镇》凸显了更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样的末代书写，作者以直接记忆和切肤情感为起点，把生活经历与直接经验化作写作资源的同时，又冷静地与经历本身保持了良好的距离，站在一个更理性的高度来关照历史和人生。爱伦坡在《人·岁月·生活》中说：“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很明显，作者将这样的沉重化解为责任，着笔于小镇却着眼于历史，聚焦于个人却扎根于人性，面对着政治事件却又超越政治，将思考艰深地探进这场人类浩劫的历史成因与人的状况等根本性问题。
在《国镇》的跋文中，作者反思道：“要想让普通人看懂这一段复杂至极的国史，看清各种个体生命在其中的角色命运，只有文学具备这样的功能。顶层的所谓路线斗争，和升斗小民的勾心斗角睚眦必报，在人性上并无本质区别。丛林社会的弱肉强食，与草根民间的恃强凌弱，在一个法治崩溃的时代，必将弥漫其宿命的血腥。解剖一个小镇的文革发生学，足以窥见吾族的众生相，也足以厘清吾土吾民何以在劫难逃，何以曾经乃至至今，仍难迈过这样的厄运。”这足以佐证，作为写作者和反思者的野夫最终超越了作为回忆者和谴责者的野夫，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了更广阔深远的价值背景中来反思，千头万绪又归于一镇，从起源与功用的双重维度进行发生学的解剖。
在国镇的 1966 年，似乎所有人都呈现出殊异往日的事象。而如果一定要在《国镇》中找到灵魂人物，非吴群恩莫属。作者将自己的困惑与反思都寄于吴群恩一身，临河的沉思，几如先知在山巅的悟道。他见证着时代的创伤愈加深 重，却在这断裂与震荡间无处安放自己的诘问与迷思，他在神性的慰藉与召唤中出走，清醒地认知到这是经验事实与社会现实的双重浩劫，更从人道灾难的高度反思其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危机。
全书在一场葬礼煞歌之后，以雪地中的吴群恩出走国镇为结局。年轻思考者的彷徨离去，是精神意义上的国镇彻底崩塌，代表一个道统的悲剧性宿命。但是作者又将精神再造的使命落于这一良知书生的羸弱肩头，让他走出这片天 地，走向另一个未知的未来。“莫要走太远，走远了，只怕再也没得哪个接你回来”，是国镇对吴群恩最后的叮嘱，却似一句古老的谶言，飘荡在小镇的半空中，是时至今日未曾最终找到根本答案的悬望。
世事不语，人类却孜孜不倦地将目的和意义赋予自然和历史。历史主义者们总是纠结于“历史的前路”以及“我在历史中何为”等议题，以一种非理性的和无解的姿态奏起狂飙猛进或东冲西突的战歌。可是，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却无法为我们做出决定，也无法为我们完成目的的辨析。相反将恐惧与震惊的感受充斥人类的，正是事件的意义，而非事件本身。而我们需要着手的，是从现实的真实需要出发，理性探究问题何在、问题何由、问题何解。
往事往矣。“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读小说《国镇》，终不是缠绵温 存的甜腻，抑或奇异新鲜的刺激，那些家国痛史锥心泣血，是幸存者的怒目回 望与反思者的悲咒正声。拒绝遗忘，也拒绝掩埋、篡改、抹煞，只有反省与铭 记，历史也许才不会重演。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这是《古拉格群岛》的开篇敬辞，移栽于《国镇》的阅读似乎也贴切暗合。小说的意义，不是为了画卷般展示我们从未邂逅的故事，而是因为这些往来陌生人的命运与情感，或拆骨擎炬，或锯木取火，或灰烬余星，或燃林燎原，为我们提供从自身的命运所从来无法汲取的光与热，来照亮路途上的坎坷隧道，温暖孤寒中的所有希望。
2012 年暮春，野夫先生赴欧之后，我第一次在微博上发布了《国镇》这部小说的创作信息，受到许多网友关注和期待。远在荷兰的先生口占一句“由来迁客无多泪，赋罢涉江赋四愁”转发了我的微博。那是流传千古的风骚心志，入林之密，渡汉之广，终也不能抚平块垒积胸的所痛所思。最终在阿姆斯特丹的桨声灯影里，歌哭行吟都化作一腔辛酸血泪，研磨在碑碣劈刻的砚台中，开 始书就这满纸荒唐。
2019 年深秋，我坐在安大略的寓所阳台上读新鲜出炉的《国镇》，那遥远的故乡故人故事，读得我时而温暖，时而悲凉，时而哀痛，心绪久难平。掩卷时分，向晚的秋光中，忽然就飘起了雨滴，转而风雨大作，花叶飘零，烟水渺渺。凭栏远眺，那句“衣雨屡迁孤客馆，秋风先瘦异乡人”莫名地涌上心头，不由得让人怅然若失，四顾茫茫。
作者简介：五溪蛮，本名谭昊。男，八零后，土家族，湖北利川人。小说写作者、电影编剧。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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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做面包--初试汤种北海道吐司，2款法棍 (2015-1-22) 小白的熊猫 
发表于 2021-3-24 1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