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自选集》

摆渡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读资中筠先生的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惭愧：与老人家相比，我们是多么的粗鄙。

已经习惯了与世沉浮，习惯了身上的尘埃，习惯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无语。因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它让人麻木，让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灵魂。

对于装睡的人，怎样的呐喊都是沉寂，对于不愿迈出的双脚，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区。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弃？

81岁了，资先生依然那样睿智与优雅，翻开刚刚出版的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有如醍醐灌顶。不论岁月如何匆匆，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这世界上，总有人不愿后退，总有人在坚守着文明。这，是怎样的一种温暖？让我们坚信：再遥远的长路，也将过去，再艰难的地峡，也将穿越，历史的大潮，终将奔流到海，一往无前。

所以等吧，我们等得起。

摆渡人

能以“先生”称呼之而无须愧色的当代女性，资中筠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之一。其五卷自选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简直就是从心灵到思想上的饕餮盛宴。

先生的文思学养，让我止不住的要控制阅读的节奏，一天只读一章，遇到长的章节便一天读一节，生怕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枣糟蹋了这好粮食。

摆渡人

blackswan 发表于 2014-2-4 23:02
感谢推荐。看你的注册时间，竟与一位旧友几乎是同时期

你的id名也与一部电影名一模一样呢

Skylover

资中筠的老公是陈乐民，社科院欧洲所的所长，去年看资中筠在《读书》上写纪念她老公的文章，才知道他们这对儿学者伉俪的。

摆渡人

资中筠本人也是社科院研究美国的，职位一下子忘了。
古风古韵，大家风范的一对。

摆渡人

blackswan 发表于 2014-2-4 23:07
卖弄的东西，删了，楼主晚安

安

忽然一周

我来帮楼主贴一段，时政类的东西不好写，不如何清涟来得更没有顾忌
感时忧世 第二部分
也谈“中国模式”（1）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美欧国家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所以争论不断。“中国模式”之不可恃，不少经济界专家已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不必再重复。不过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加论述。
　　实际上，当前“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就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共同的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如果拨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框架”和可疑的数字，直面六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现实，根据五亿到十三亿（现在可能不止）的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来分析，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一、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看法。究竟后三十年的成就是前三十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三十年成就很大，后三十年只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的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最后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这是包括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亲历和感受。否则就无所谓“改革开放”。
　　二、接下来的问题是后三十年来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是尚未改动的所谓“举国体制”以及国营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了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于是成了巩固和加强当前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近代史的事实。我们开始走向现代化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至少已经走了一百七十年，不能无视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已经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和积累的成绩——不仅是物质领域而且包括制度、文化、思想领域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前的再起步决不是紧接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古代），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回首当年，如果我们从六十年前就遵循这条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且不必付出如此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大规模破坏、大踏步倒退。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三年内战，建设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之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走出谷底，到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紧接着又几经折腾，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从“文革”后的最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的百分比。
                  也谈“中国模式”（2）
　　何况，这一次的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三十年前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而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迄今为止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导致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近三十年迅猛发展的动因。中国十三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取得显著的成绩，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过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三、对现实国情的看法。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达到警戒线的边缘？我国至今将前后两个三十年都称为“社会主义”，可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偏见，正视社会实情，平心而论，无论是民主、民生、民权，还是社会正义、公平，比之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多了还是少了？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每个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实质性的改变？
　　四、洋人为何赞扬“中国模式”？其实洋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的平实而深刻的分析评判，而我国媒体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不过肯定“中国模式”之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例如一战以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此说最早起因于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之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的力量，以激励本国人。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试问家有在校生的中国家长有几人相信？
　　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的总量和竞争力，没有必要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更无切肤之痛。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如下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谈话印象深刻。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自己呢？能置十三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何况分配还严重不均）。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要对我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当然这很重要），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低人权状况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也谈“中国模式”（3）
　　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会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五、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的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是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此说也是来自海外，并为我国某些论者所认同。这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几个根本问题需要弄清楚：首先，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
　　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反观我国各级政府，从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裁判是上一级长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其次，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而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所以“政绩”往往是与百姓的感受相脱离，甚至背道而驰的，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再次，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可以如何对中央政策法令阳奉阴违，中央对地方的作为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各方诸侯的最终命运还在如来佛掌心。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和长远打算。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没有“动一动”），就是失败的表现。所以多数人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很少人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我无意指责今之地方官，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因此，我看不出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如何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也谈“中国模式”（4）
　　所有以上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其实这种利用集权，竭尽民力和财力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展示其辉煌的做法，最擅长的还不是我们这个“大国”，而是邻国“小兄弟”。那种在大型运动会或团体歌舞中集万众演员随号令排图案的壮观景象，我们最初还是从人家那里引进的，直到21世纪张艺谋策划奥运开幕式，还承认朝鲜在整齐划一方面的长处。场面上的表演者是不需要演技、表情的，即使面有饥色也看不见，因为“人”已不存在，只剩下几何图形的“点”、“线”、“面”了。
　　若是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是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早已到了拐点。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就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当前我国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既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政治体制分不开。无可否认，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处庙堂之高的“当家人”显然比我辈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十三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掩盖不了中国特色的贪腐形象，洗不掉在政府廉洁度的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中国人以缺乏诚信名于世的耻辱。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是要前进不要倒退。政体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