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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过印尼的拉贾安帕特群岛的时候,我被后排一个小孩子的哭声惊醒,迷迷糊糊的看了一眼面前的液晶屏,要不了多久就要过香港了。我总觉得乘夜机更令人疲惫,因为睡得不好,又不可能有头等舱的预算给你。这次我并不在香港转机,而是到北京转大连。
这是第二次因为公事回国,不同的是只有我自己,上次是和老Paul一起。
因为父母亲朋都还在国内生活,我还是每隔几年会回国看看,但以探亲为目的回国实在简单得不得了,虽然申请个中国入境签证要个几天,但要和政府打交道的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就剩下买张往返机票而已了。但警务出差可实在是太麻烦了,州警察总部审批,核准开支,然后函请联邦警察总部国际合作部(Australia Federal Police,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roup, 简称IDG)协助联络北京的公安外联部门,由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对来华目的进行审查。当然这也是正常不过的,两个司法体系不同而且司法系统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司法合作上都需要再三谨慎,要合作也要外交对等。
从我产生这个想法,然后和我们以及Homicide Squad的OIC们请示得到批准,到上层建筑里面的程序走完,直至最终成行,整个过程将近半年时间。但和联邦警察驻北京的警务联络主任通电话的时候,他居然告诉我,这是这两年来他知道的最快的一个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中澳最近这两年开始的有关贪官追逃计划的合作使两国司法合作上多少有点渐入佳境的友好氛围,在这个大背景下,从长远合作着眼,释放善意而为彼此为对方的司法调查需要开一点小绿灯,在强调对方不具有任何警察权力的前提下,以不影响本国司法管辖的独立为底线,尽可能的给予配合。
这么看来其实我的申请居然能够被中澳两国警务高层批准,算是个奇迹了,因为我完全没有澳洲地方法院的发出的针对某具体嫌疑人的通缉令或逮捕令,也没有针对两起凶案的如山铁证,我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要找的犯罪嫌疑人是谁,我只是想对我心中的疑问进行再一次的调查,在我自己心中放弃之前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也许是双方警务管理层考虑到了最近中澳两国留学市场兴旺,大量年轻的留学生流入澳洲由此衍生出来的越来越不能忽视的治安问题;也许是在澳洲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发生的牵涉中国人的凶杀案,其性质所带给决策者们的忧虑,不管什么原因我很高兴能把沉在心底里的大石头翻出来,在心里彻底放弃之前的最后一搏吧。
飞机落地的颠簸把我从茫然的思绪中拉回来,刚一开舱门,我就似乎呼吸到了中国北方寒冷冬天的空气,虽然算不上清新。北京的新机场在08奥运会扩建以后我一直没来过,确实是个超级庞然大物,感觉上比澳洲最大的悉尼机场都大几倍。我并没有计划停留北京,所以只在转机4个小时的空档在出境关闸外的星巴克咖啡厅见了一下约好前来的澳洲联邦警察派过来的警务联络官Hanson Fraser。澳洲联邦警察在中国只有六名警务联络官,办公室位于澳洲驻北京大使馆内,当然和美国FBI相比是个顶多算小巫的办事机构。
Hanson知道我的背景,来机场匆匆见我一下其实根本不是迎接或是寒暄的目的,而是更重要的,就是提醒我尊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以警察身份与被中方被调查人直接接触,不能带枪,不能以警察身份实施逮捕、追缉或其他执法性质的行动。任何搜集的可能导致嫌疑人获罪的证据要报给中国公安部以及当地辖区省市级别公安部门,由中国公安部门决定行动并实施抓捕。Hanson还给了我大连警方的联络人,大连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二队副支队长,三级警督边心刚。
其实这些我来之前大部分已经了解过了,昆州警察总部外事部门给我说过这些事,他们也是因为一些周边国家警务合作经常进出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比如派出州警的尸体碎片鉴定专家协助大型灾难的尸体鉴定工作等等。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有带枪,带枪的话要申请和办理的手续更为繁琐,而且除非要进入极端环境场合,否则带了也不让用,锁在国内的警局枪柜里又有何用。我一直相信,我这次中国之行的调查,是解密之旅,纯调查而已,当然后来证明,我有点幼稚。
与Hanson告辞,踏上飞往大连的国内航班,身边的面孔都变成熟悉亲切的脸,东北话的聊天声此起彼伏,有时会吓你一跳,有时又逗得你乐不可支,让我想起老Paul。这个DDO现在是大忙人,虽然也很想跟我一起来,但毕竟现在身份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小探员了,要负责一个黄金海岸大片区临场治安总指挥的工作。当年的旧案他虽然没有向我一样耿耿于怀,毕竟他还是一个西方人嘛,虽然是一个一嘴东北话的西方人。然而常常相聚BBQ喝酒的时候也会偶尔提起,互相唏嘘感慨一阵。他还在CIB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就是了。
在Brisbane机场送我走的时候,他说,”其实我早有感觉,这个案子不会永远cold下去的,一定会有个结局“。
我朝他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离岸大厅。
办完了值机手续,站在候机厅,隔着玻璃墙,我看着我要乘坐的飞机,才默默的对自己说 “没错,我现在理想就是,不管是什么结局,一定带个结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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