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LEOZHU

论七·七宪章的意义（1986年7月） [捷克]哈维尔著


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这是一种道德危机。

“宪章”不是因为它是制定一种纲领去反对另外一种纲领或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它无意成为一支与执政党竞争、抗衡的政治力量。它也并不标榜自己比执政者更明。它的签署者中虽然有些前政治家，其中一些人至今仍从事政治活动，某些人也许会利用“宪章”活动提供的这样那样的机会去争取扮演政治角色。然而这些丝毫也改变不了“宪章”的宗旨，即它不试图从政治方面着手解决社会危机。在民主的国家，或在政治或多或少有些开明的社会里，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不失为良策。然而，对于“宪章”来说，采取这种方法，只能说明它脱离实际，自不量力。

与其说他们是由于政治观点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人的本性而走到一起来的。在这里，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动机首先是道德方面的。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必然的，决不是在政治上的见风使舵，投机取巧。道德观念不是分析、权衡出来的，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宪章”的产生不是建立在人们对形势的逻辑推断基础上的。它的产生根源于事物内在的逻辑性，即形势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必然反应这一逻辑。它的产生是出于每个公民对道德沦丧的反应。人们开始反抗伪道德的压迫，不愿继续唯心地阳奉阴违；渴望超越自我，克服个人恐惧，冲出自我的牢笼，关心国家大事；不愿再昧心地赞美皇帝的新装，而是要说真话。总之，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与良心保持一致，挺起胸膛做一个“大写的人”。

道德方面的动机促使我们在干某件事时，不去考虑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什么时候会获得成功，也就是不要去考虑什么保障或报偿。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然而公民意识作为实现任何政治的前提，是不变的。它要求大家像名符其实的公民那样，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勇气，怀有追求真理的愿望，要有良知、思想自由以及具有顾全大局的精神，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具备所有这些素质了呢? 可以用拉迪斯拉夫·黑依达莱克的话来回答：政治目标是有限的，而“宪章”的目标是无限的。

“宪章”的计划没有颠覆政府，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一项目，所以它也无意攻击现存的法律秩序。相反，为了恢复公民意识，它要求法律得到维护和充分实施，提醒当局注意随意干扰法律的现象，希望不要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而是要有法必依。即便“宪章”认为某项法律条文不合适，它也只是希望通过法律的程序加以修正。这也就决定了它与各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行为方式。尽管当局对它的上书表面上不予理踩，不予研究，它仍不断地向国家机关投书进谏。

对真实生活的渴望的追求，尽管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却仍在权力结构内部无声息地生长，无所不在，暗暗在施加压力，并逐步认识权力的真面目。权力在社会面前开始妥协，因为与之联系广泛、密切的社会迫使权力向它作出妥协。社会将会从权力当局手中夺过一部分权力，但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这些足以说明，社会在冷酷外表下掩盖的一切是极为重要的。

LEOZHU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去世，享年75岁。他以作家身份在70年代参与起草启发东欧人权运动的《77宪章》。从此他也成了举世知名的异议人士。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哈维尔担任捷克总统，领导捷克进入民主，也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捷克经由公投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