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余 虹 ： 我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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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虹 ： 我与中国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学术研讨会，该会的议题意味深长，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点明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焦虑与理想。近年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理论原创的冲动也越来越强。但何为“中国问题”？何为“理论原创”？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却是一些看似明白实则晦暗的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我谈到三点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中国问题在什么关系中询问？
　　　　　
　　我以为询问中国问题的关系域至少有四：1、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2、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问题；3、中国与别国关系中的中国问题；4、中国与我（个体中国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近年来王岳川先生多次从中国与太空的关系立论谈及“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这代表着第一种思路。而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入手讨论中国问题者（比如全球化与地方性、中国身份、文化战略、文化输出、文化殖民、流散文化等等）则是近年来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与时尚（也是本次会议的热点），这显然是第二、三种思路。令人惊异的是第四种思路几乎阙如。这是怎么回事？它意味着什么？
　　
　　是“中国与我”的关系不重要吗？显然不是。那为何思想在此一关系域里沉默呢？如此之沉默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与太空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中思考中国问题固然必要，但如此之思想主流与时尚是否掩盖着某种逃避？是在逃避思想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与切已之生活世界（中国）的思性关系吗？是在逃避那不愿或不敢正视的“我”与“中国”的问题吗？
　　
　　思考中国问题的问题域空缺“我与中国”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来自“我与中国”关系的中国问题。因为不管多么热闹地讨论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或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那个中国离“我”都非常遥远而飘渺，因为“我”是“中国”的肉体与灵魂，没有“我”在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空壳。其实，逃避“我与中国”的关系，仅在几乎与我无关的领域中讨论中国问题不但是一种当代现象，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古代文人操心“天下”大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操心呢？那是就“民与天下”的关系而操心。“民”不是“我”，那里无“我”，更无与我相关的“天下”。中国与作为个体的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中国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几乎是文人们不思考的问题。第一个明确思考这个问题的是鲁迅，他让狂人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两个字：“吃人”，那个被吃的人就是“我”。此外，鲁迅还让看出这两个字的“我”惊异，这惊异的神情显露出一种意识，即首次意识到我有拒绝被吃的天然权利。可惜的是，鲁迅式的思考很快夭折，被吃的我又沉默了，思想又逃逸到太空与世界中去了。

二、我与中国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与“中国”发生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我生活在中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鲁迅所说的那个“吃人”的地方吗？我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细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个体中国人）与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关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
　　
　　“中国”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就其基本结构而言，中国主要是由五大空间构成的生活世界，即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考察我与这五大空间的关系，便可看出“我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就我与政治中国的关系而言，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个体的政治权利从来就没有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真正建立起来，即使是天子皇帝也没有纯个体的、非身份（血统）的政治权利，因此，一旦建立在他的血统与武力基础上的权力消失，他便成为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在单纯的“权力政治”中，个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后者是有政治参与权利和政治自卫权利的人，即具有政治自由权利的人。因此，只有当国家成为一个自由的“权利政治”空间时，个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的人”就出现于希腊民主政治而消失于罗马专制政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政治中国作为单纯的权力政治空间在剥夺了个体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切断了个体对它的真切依恋与操心，政治问题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以天下为已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担当关心它的责任，而从来没有给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权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铁肩担道义而不知道他有质疑天道的权利。
　　
　　再看我与道德中国的关系。在今天，国人愈来愈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职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
　　
　　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紧张历来就在，但如何在现代条件下解决好这一问题，现代国家如何为个体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仍然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至于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的残酷冲突有目共睹，如何将发展的硬道理变成发展的科学而保护弱势个体，也是令人头疼而非一说而就的事情。而文化中国在几经劫难后，已满目虚无，人们在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我与中国”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三、我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何在？
　　　　　
　　郁闷的情绪掩盖着厌恶、恐惧、愤怒与无奈，它导致与郁闷之源的疏远和逃离。在有关中国问题的太空关注、世界关注和国际关注中，我们也可辨认出如此这般的逃离，即对“我与中国”关系的逃离，以及对来自这一关系的“中国问题”的逃离。
　　
　　所谓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依我之见，不是花样翻新地寻找什么奇思异想和横空出世的概念术语，而是面对“我与中国”之现实关系的勇气与驻足于郁闷中的决心；不是在相关到太空、全球的“宏大中国经验”中沉溺于不关自身痛痒的高谈阔论，而是要在我与中国之“切身的小经验”中进入中国问题的理论疼痛与难产。在 “小经验”与“大问题”之间建立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文人习气的根本任务，非此，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理论原创都还是文人的闲谈。往深里说，相对于当代现实和个体的生存郁闷，任何蹈空高远的理论都有一种罪责。阿伦特在谈及黑暗时代的思想时认为理论的责任在于照亮黑暗，尤其是照亮那掩盖在寻常之光亮所照亮的事物背后的黑暗，因为公开人们的生存状态乃是改善这一状态的必要前提。所谓郁闷，乃是国人对切己之生存状态茫然不明的情绪反应，在此即有白夜般的晦暗。我理解的中国学者之理论原创必须面对这一晦暗并照亮这一晦暗。
　　
　　为此，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不在思者或学者的己外而在己内，即在“我”的郁闷之中，或在切己的现实关联之中。由此发问和入思，我们迎面便碰到了政治中国中我的政治权利问题、道德中国中我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问题、信仰中国中的个体信仰的体制保障问题、经济中国中我的经济利益如何正当获取并守护的问题、文化中国中我的文化教养与文化虚无缘何而来的问题┅┅。一旦进入“我与中国”的关系域，中国问题才有了它的肉体、灵魂、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理论原创也才由太空人和世界人的冲动返回中国人的现实郁闷。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国与太空、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别的国家关系中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取代中国与我的关系中的中国问题，并强调后者在所有中国问题中的优先性。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学者都逃离我与中国的关系而从事“我”不在场的理论游戏或宏论天下中，恰恰显露了中国与我的关系的严峻性和相关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生活在切肤之中国，而“我”却好谈与我关系遥远的那个中国，这个“我”怎么啦？这个“中国”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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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教授和“我”的中国
2007/12/12

余虹教授博客《我与中国》很值得一读。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爱国者不能不深究并建构我与我的中国之真实、切近的关系，没有“我”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肉体和灵魂的中国。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官媒）企图消解余虹教授自杀的意义——但别人的自杀或者可以，余虹教授自杀就是不可以。不管如何，余虹教授的自杀总是为了表达一种（多元归一的）意义、一种最后和最高的表述，包括对“我与中国大地的关系”的表述。我认为，《我与中国》甚至比《一个人的百年》重要，问题比结论重要——余虹教授的自杀目的之一（如果可称为目的的话），就是留下一个大大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的谈论正在接近这个问题。

我与我的中国之真实、切近的关系，用余虹教授《我与中国》中的话讲，就是：“我们迎面便碰到了政治中国中我的政治权利问题、道德中国中我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问题、信仰中国中的我的信仰自由的体制保障问题、经济中国中我的经济利益如何正当获取并守护的问题、文化中国中我的文化教养与文化虚无缘何而来的问题┅┅”为了避免又滑入太空人、世界人的飘渺世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首先屏蔽、悬置传统文人的所谓“以天下为已任”的“救国救民”的异化的情怀、冲动，要救人必得自救，从切身的权利出发来撬动我与中国之关系的杠杆：无疑，这个杠杆的支点就是自由——自由是知识分子的最大、最基本的权利和利益。为此，如果还有什么混乱不堪、漏洞百出却以种种画皮示人的意识形态行独裁、压制基本人权自由之实，知识分子个体或群体都可以将其批准并束之高阁的人权公约和宪法搬出，据理力争、提出告诉。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清醒、清楚、果决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这不是“救国救民”（此国此民与我无关），这是自救；如果这一点捍卫自身尊严和自由的勇气都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自救？只有救己，才能救国，才能建立起“我与我的中国”之真实的、正常的、健康的和可持续的关系。

余虹教授以跳楼自杀的方式对中国大地的猛烈撞击，惨烈也赫然地提示了中国人与中国大地的真实关系，也撞醒了我们的昏昧的灵魂，努力还原“中国”作为我、中国人之“家”的本质。余虹教授以其迄今最高的行为艺术照亮了我们“归家”、构筑这“家”的路；而这路，可能于1989年海子选择以卧轨的方式自杀已经提示给冥顽不灵的我们，只是我们还没搞清楚路通何方，但余虹教授以死终于让我们释然和豁然开朗。我们要深深地感谢余虹先生！先生者也先我们而去，再次感谢余虹先生！我相信余虹教授也希望我们破涕而笑的！

也许余虹教授的语言一直太温和，太“余德格尔”了，以至于其诸多理论创见的革命性有点隐晦不明。我不妨就我与中国的关系建构，既然统治集团总企图想抹去“我”对“我”与“中国”之关系的历史记忆，我就随便举以下例子说明。八九前后的政治难民（在中国，所有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难民——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至少做了2000年的政治难民，于今为盛），如像刘宾雁等这样的老知识分子，难道没有争取或有人协助争取归国定居并至少按原有待遇退休、给予补偿或赔偿的权利吗？为什么极左罪大恶极分子及其子孙（一般整人、杀人者更不计其数）都可以安排得好好的，而让与“我的中国”有更切近、真实、更富人性之关系的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背井离乡、客死他乡？高行健，唯一获诺奖的华人作家应归还其回国讲学、执业、定居和重新入籍的权利，悉听尊便，其作品必须可以自由出版。已故CPC老智囊李慎之文集也要自由出版（好像只有家属自印本）。毛的保健医生回忆录也要自由出版……等等等等，实在太多个案了，这些都还不是最严重的！——知识分子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人身和言论、出版之自由），就像农民工讨要自己的工资，人间天理，这才是我、这才是人与中国的真实关系之体现，否则我与中国何干、人与中国何干，我还能叫“中国”“人”吗？！

余虹教授之死的意义绝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在“我与中国”之政治层面，但它肯定涵盖政治层面；用余虹教授《我与中国》中的话讲，至少涵盖中国之“由五大空间构成的生活世界，即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等五大层面。余虹教授之死的震撼性，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全部的知识界造成强大的精神冲击，这种冲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就类似核弹爆炸或“9•11”那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的冲击力——它必将成为八九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又一个分水岭，很可能统治集团新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和yumin政策的效果在知识界迅速趋于泡沫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主、自救、自助的精神运动和新的自由主义将以内在的、不可抗拒的方式，迅速荡涤、澄明被捣得一团乱麻、一团浑水而浑沌、虚无的思想界，获得其天然的主导地位与权利，意识形态神话在知识界必将走向彻底终结。“我与中国”之多层面愿景，必将在由“我”作主、以“我”为主的框架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