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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流经济学还可以“主流”多久?
中国有句老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果看看当今的主流经济学是怎样解释经济增长的,那么我们就会真正地明白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到底有多好了。前面也已经提到,在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中,资源配置与财富增长这两个话题是被分开来处理的,传统的价格理论被专门用来讨论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而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大多数是在索罗(1956)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内展开的。
这个增长理论之所以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也许是因为它从微观经济学中的企业生产函数入手,将一国的投入产出关系比作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这样,一国经济增长主要被认为是由资本、劳动以及技术这三个投入所决定的。技术进步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被认为是一种外生变量,与资本和劳动投入无关。这么处理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技术进步这个要素通常很难被度量,而能够度量到的主要是投入和产出的增长数据。索罗在用美国历年的统计数据测算投入与产出的增长时,用产出增长减去投入增长之后似乎总是存在一个残差(residual)。于是,他就用技术进步来说明这个残差:当残差为正的时候,就说有技术进步;而为负的时候,就说技术在退步。后来当人们不断认识到制度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时,有人就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一起来解释这个残差。因此,这个残差常被人戏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黑匣子”。可以说,只要是想象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可以放进这个“黑匣子”,但这个“黑匣子”本身在理论上却无法被解释。
不过,索罗毕竟是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得奖的原因也正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所以后来人们就为这个残差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单来说,这个增长理论就是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经济增长。在处理这三个变量解释经济增长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不考虑技术进步,或者说不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当资本投入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动增长的时候,经济学上那个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理论上,如果投资的边际报酬发生递减,那么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趋于下滑的。第二,除了投入增长之外,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更快,即便经济中出现了资本投入增长快于劳动增长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未必是下滑的。这是因为,理论上技术进步或者制度创新会推动生产函数曲线向外移动,从而可以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延后发生。
杨格(Young,1992)曾经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新加坡经济做过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发现新加坡经济中的资本投入增长过快,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却很慢,由此他认为新加波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杨格的这个研究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克鲁格曼(Krugman, 1994)正是基于这个研究在《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那篇题为“东亚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甚至将新加坡经济与前苏联经济增长模式相提并论,并断定东亚经济总体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只有汗水,没有智慧”的增长模式。这篇文章的影响更大,导致很多学者对东亚经济的前景并不看好,后来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甚至还认为克大师成功预测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上,增长模式与金融危机根本就是两回事。自克鲁格曼发表那篇文章以后,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但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报酬递减规律并没有发生。诸如新加坡这样的东亚经济体很快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走出来,而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着较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之后仍然保持着全球领先的高速增长。这个巨大的反差让人不得不去思考: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早在索罗建立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初,乔根森和格瑞利茨(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就曾对这个理论提出过批评。[8]在他们看来,索罗那个残差其实是一个度量误差问题,并非代表技术进步或者制度创新。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所有投入被准确度量的话,投入增长可以解释所有的经济增长。准确度量的含义是指度量的不仅是要素的数量,而且还包括要素的质量。乔根森他们利用美国的历史数据,采用多种方式对各种要素投入进行“质量折算”,最后的研究发现,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可以由投入增长来解释,而能够被索罗残差所解释的增长几乎为零。他们的这一思想其实也是后来所谓内生增长理论的早期雏形。
经验上来看,虽然发展中国家原创性的技术进步不及欧美发达国家,但东亚各国通过各种方式从其他国家获得的“技术进步”要比我们在统计数据中所能观察到的要多得多。[9]这样去看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东亚经济的增长模式了。因为外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看作是外生的,所以与投入增长无关。但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内生在资本以及劳动的投入要素增长上的,因而与投入增长高度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经济较高投资增长率很可能是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变得更快而不是更慢。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在这种“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那个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也就不会过早地出现,经济增长还是会保持较高的速度。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接近发达国家,从而进入所谓的稳态经济,投资增长模式才可能会与发达国家趋同。其实早在1998年,罗伯特·巴罗(Barro,1998)就在其《商业周刊》的专栏里撰文对杨格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并指出正是技术进步太快才导致东亚经济有着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因而不会出现所谓的报酬递减趋势。而且他还认为,东亚经济增长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
一个困扰我很长时间的现象是,与乐观的看法相比,看淡东亚经济甚至看淡中国经济的观点总是更有市场。巴罗的文章在国内很少被人提及,相反,克鲁格曼与杨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很大。不仅对于经济增长模式是这么看,而且对于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很多追随主流经济学的国内学者也是持怀疑态度。随意翻翻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期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地区间竞争通常是与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过度投资、环境破坏、粗放型增长方式、地区差距扩大等这样一些具有贬义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而且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是,这种恶性的地区间竞争将会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损害。有趣的是,其中一个较为有影响的研究仍然是来自那个杨格(Young,2000),而且还是发表在MIT那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季刊》上。这篇论文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工业部门在改革以后逐步显现出了地区间的趋同结构,重复建设和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严重威胁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有趣的是,据说这位学者撰写这篇论文前并没有来过中国,仅凭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口头描述,再用统计数据编制了一些表格就得出了以上结论。对此,似乎总有某种阴暗的心理促使我想知道,他是先有数据后有结论呢?还是先有结论再用数据去论证?
经济学上,竞争就是竞争,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对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进行清晰的界定。前面已经指出,能够清楚界定的是市价竞争与非市价竞争,同时我们也解释了,中国地区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一种市价准则。如果说市价准则是一种恶性竞争的话,难道采用非市价准则就是“良性”竞争了吗?非市价准则包括有排队、权力等级、论资排辈、走关系、贿赂、美人计、武力、甚至杀人,不一而足。我看不出这些竞争形式比市价准则更为“良性”。那么学者们所说的恶性竞争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他们所说的恶性竞争很可能是指重复建设,因为重复建设会带来某种浪费,而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非效率的表现。
关于重复建设问题,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老话题,而且似乎一直存在某种误解。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对电冰箱产品的需求很大,国内很多地区的企业都从国外引进了冰箱生产流水线。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重复建设,应该由政府统一安排引进,从而可以避免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但回过头来看,没有这样的重复建设,没有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如何才能换来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品牌产品?显然,通过政府“钦定”一两家企业对冰箱进行垄断性生产,是不可能打造出有竞争实力的企业的。正如张五常曾经指出的,竞争肯定意味着有浪费,这是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零交易费用的罗宾逊经济中。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约束条件下,竞争所可能带来的浪费应该被理解为换取效率不得不支付的一个代价。至于这个代价是不是过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也不应该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从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角度去看,经济学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最优选择(任何选择都有代价),有的只是对选择的权衡,取决于我们最终要的是什么。
最后还想提的是,主流经济学发展到如今,不仅思想上没有太多的创见,而且还经常充斥着一些显而易见的谬误。除了以上所说之外,就主流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来看,无论是外生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不过是马歇尔所说的那种用“事实解释事实”的理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多少解释力的。另外,那个凯恩斯理论也是一个糊涂理论,张五常多次对这个理论做过批评,这里也不再赘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与其说代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还不如说是经济学家在主流经济学的光环下寻求谋生的一种工具罢了。作为一种谋生工具,我认为主流经济学还可以继续“主流”下去。但是作为一门解释性科学,它早已被张五常的经济学终结了。
参考文献:
姜建强,2005,“张五常的学术贡献”,《五常思想》,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1969,《佃农理论》,2000重印,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2002,《经济解释》(三卷本),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2008:《中国的经济制度》,花千树出版社。
张五常,《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网上打印版。
Barro Robert, 1988,“The East Asian Tigers Have Plenty to Roar About”, Business Week, April 27.
Cheung,Steven., 1970,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3, Issue 1, pp. 49–70.
Cheung, Steven., 1974, “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17 (1), 53–71.
Jorgenson, Dale; Griliches, Zvi, 1967, “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4, No. 3: 249-283.
Krugman, Paul., 1994, "The Myth of East Asian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No. 6: 28-44.
Solow, Robert.,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 65-94.
Young, Alwyn,1992,“A Tale of Two Cities: Factor Accumulation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In NBER,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Young, Alwyn,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00, Vol. 115, No. 4:1091-1135
[1] 参见张五常(2008)第102页。关于竞争准则的详细分析,参见张五常(2002)的《科学说需求》第一章第五节。
[2] 这里所说的财富增长要比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涵盖的内容更广。因为度量的困难,一些财富增长或者减少可能未必能够体现在GDP的统计数据中。但一般而言,统计数据中的经济增长大致上反应了财富的真实增长。
[3] 一个例外是已经去世的杨小凯教授,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几乎都是用来研究分工,但遗憾的是,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4] 笔者曾在《张五常的学术贡献》(2005)一文中用金矿这个例子解释了,租值消散为零的竞争准则必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准则,与第一福利定理的含义一样。
[5] 参见张五常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以及《中国的经济制度》(第103页),花千树出版社,2008年。
[6] 参见Cheung(1970)。
[7] 关于租值耗散的各种形式参见Cheung(1974)。
[8] 不过,颇有幽默意味的是,他们在文章的首页却引用了索罗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段话,“经济学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剔除错误。这比产生它们要困难得多,但也更有趣。”
[9] 这些方式包括国际贸易、FDI、人员的流动(出国考察、海外留学归国)以及知识和信息在网络的传播等等。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影响“技术进步”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速度,但由于界定知识产权的困难,这种制度充其量也只是保护极其小部分的“技术”,更多的诸如商业管理模式、连锁经营、网络营销这样一些很难被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先进商业经营理念和办法,还是可以通过以上提到的种种方式从发达国家流入到发展中国家中去的。即便对于那些受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商业秘密法律严格保护的“技术”,比如工艺创新以及产品创新,也是可以通过中外合资或独资等多种方式流入到发展中国家。显然,这些合资企业或者独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做出了贡献的,尽管可能存在着一些溢出效应。
[ 本帖最后由 Rolyat 于 2011-2-28 09:2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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