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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adyKaka 于 2019-2-10 19:25 编辑
无名女子
我梦见我的小宝宝又活了,之前她只是身子冷了。我们在火炉前给她按摩,她就活了过
来。后来我醒了,身边没了宝宝。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作者)
这女子有一种勾人心魄的美,两道炽热的眼神就像激光,和它们相比,沙漠的酷热都不算什么(那里的白天可有50摄氏度)。当她注视我的双眼,仿佛发送了一道讯息——眼到眼,瞳孔到瞳孔,网膜到网膜——直接送入我的大脑皮层。当她手捧男孩和他年轻的母亲是红十字会在阿曼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交界处发现的。在炙热的沙漠中,母子俩瘦骨嶙峋,浑身脱水,已经快不行了。看样子是母亲背着儿子穿越了也门的沙漠和群山,疯狂地寻找医学救助。红十字会用直升机将他们送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一家军队医院,在那里,他们发现她仍在设法为孩子哺乳。
她的奶水已经干了,她也没有别的东西喂养儿子。男孩通过静脉输液补充了水分后,开始呼吸困难,诊断结果是心力衰竭。他母亲也因为盆腔感染而严重腹痛,高烧。 也门是个法外之地。她在那里受过强暴、虐待和残害。而且她是黑人,不是阿拉伯人。红十字会怀疑她是在索马里遭人绑架,然后被带到亚丁湾对岸卖作奴隶。但是由于一个不寻常的原因,他们也没法确定她的经历:这个女人从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她也没有显出什么情绪,即使在疼痛中也没有。
阿曼的医生看了男孩的胸腔X光片,诊断出位心和心力衰竭,然后就把他转到了我所在的医院。梅奥男想看看我能不能施展魔法把他医好。我知道梅奥诊所有一位优秀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于是我试探性地问这位同事丹尼尔森大夫会怎么做。 “应该会做手术吧。”他说,“已经谈不上有什么手术风险了,不做的话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料到他会这么说。 “好吧,我尽量试试看。”我说,“至少要弄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肿瘤。” 关于这个孩子,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他不仅心脏长在胸腔里错误的一边,就连腹腔器官也全部调了个儿。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内脏反位”。他的肝脏位于腹腔的左上部分,胃和脾脏则位于右边。更棘手的是,他的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有一个大孔,因此从身体和肺静脉回流的血液大量混合。这意味着通过动脉流向他身体的血液含氧量低于正常水平。要不是因为皮肤黝黑,他或许已经获诊为蓝婴综合征,也就是动脉中混入了静脉血。真是复杂的就连医生都觉得头疼。 在这里钱不是问题。我们有最先进的超声心动图仪,这在当时还是激动人心的新技术。
设备使用的是侦测潜艇的那种超声波,一名熟练的操作员能用它绘出心脏内部的清晰图像,并测出梗阻区域的压力梯度。我在他那小小的左心室里看见了一幅清晰的肿瘤图像,它的样子光滑圆润,就像一枚矮脚鸡的蛋,我敢肯定它是良性的,只要摘除,就不会再长出来。 我的计划是消除梗阻,关闭心脏上的孔,从而恢复它的正常生理机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理论上简单直接,但是对一颗前后颠倒、长在胸腔错误一侧的心脏来说却相当费力。我不想中间出什么岔子,于是做了每次境况艰难时都会做的事——我开始绘制详细的解剖图。 这台手术做得成吗?我不知道,但我们非试不可。就算不能把肿瘤完全切除,对他也依然有帮助;但如果开胸后发现那是一颗罕见的恶性肿瘤,那前景就很不妙了。不过我和梅奥男都确信这是一颗良性的横纹肌瘤。 该和男孩还有他母亲见面了。
梅奥男带我去了儿科加护病房,男孩还插着鼻饲管,他很不喜欢。他母亲就在儿子小床边的一只垫子上盘腿坐着,她日夜守护在儿子身边,始终不离。 看到我们走近,她站了起来。她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她美得令我震惊,像极了大卫·鲍伊的遗孀,那个叫伊曼的模特。她有一头乌黑的长直发,消瘦的手臂
环抱在胸前。红十字会已经证实了她来自索马里,是一名基督徒,所以她的头发并没有包起来。 她手指
纤长,握紧包裹儿子的襁褓。这块珍贵的破布卷替男孩遮挡炽热的阳光,在沙漠的寒夜里给他保暖。一
根脐带似的输液管从襁褓中伸出,连到输液架和一只吊瓶上,吊瓶里盛着乳白色的溶液,里面注满葡萄
糖、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好让他细小的骨骼上重新长出肉她的目光转向了我这个陌生人,这个她听人说起过的心脏外科医生。她的脑袋微微后仰,想要保持镇静,但颈底还是沁出一粒汗珠,蜿蜒地流到胸骨上窝。她焦虑起来,肾上腺素正在涌动。 我试着用阿拉伯语和她沟通:“Sabah al-khair, aysh ismuk?”(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她没说话,只是望着地板。带着卖弄的心情,我继续问道:“Terref arabi?”(你懂阿拉伯语吗?)接着是“Inta min weyn?”(你是哪里人?),她还是不作声。我走投无路了,终于问道,“Titakellem ingleezi?”(你会说英语吗?),“Ana min ingliterra”(我从英国来)。 这时她抬起头来,大睁着眼睛,我知道她听懂了。她张开嘴唇,但还是说不出话。原来她是个哑巴。边上的梅奥男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想到我还有这项语言技能;他不知道的是,我几乎只会说这几句阿拉伯语。这位母亲似乎很感谢我的努力,她的肩膀放了下来,心里松开了。我想对她表达善意,想抓起她的手安慰她,但是在这个环境里,做不到。
我示意要检查一下男孩,她同意了,只要孩子还抱在她手里就行。当她掀开亚麻的襁褓,我不由吃了一惊。这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地凸在外面。他身上几乎没有一点脂肪,在胸壁下方,我能看见那颗古怪的心脏在搏动。他呼吸很快,好克服肺部的僵硬;突起的腹部注满了液体,扩大的肝脏赫然显现在与常人不同的一边。他的肤色与母亲不同,我猜想他父亲是个阿拉伯人。他那深橄榄色的皮肤上盖了一层奇怪的皮疹,我似乎在他眼中看见了恐惧。 母亲爱惜地将亚麻布盖回他脸上。她在这世上已经一无所有,除了这个男孩和几片破布、几枚戒指。
我心中不由升起了对母子俩的一股怜悯。我的身份是外科医生,但此时的我却被吸入了绝望的漩涡,客观和冷静都消失了。 那段日子我总是带着一只红色听诊器。我把它放到婴儿的胸膛上,尽量表现得专业。我听见刺耳的汩汩声,那是血液挤过肿瘤,再通过主动脉瓣流出的声音。我还听见积液的肺部发出劈啪的啰
音,甚至空空的肠道发出咕咕声。这是人体奏出的不谐杂音。 我又问她:“Mumken asaduq?”(“能
让我帮助你吗?”)她似乎答应了,嘴唇动了动,眼睛也望向我。我觉得她轻声说了————————
句“Naam”(好的)。我努力解释治疗方案:孩子的心脏需要动个手术,这能让他恢复健康,也能让
他们母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知道她听懂了。 可我又该怎么说服她签署知情同
意书呢?我们找来了一个索马里口译,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是她依然没有回应。我努力解释手术的
复杂之处,她却好像没听见似的。
这台手术的名称是“右位心的左心室流出道梗阻疏通术”,为了我的利益,后面跟了一个短句:“高风险病例!”这使我在手术失败时不必担责,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我告诉母亲,这是男孩唯一的生存机会,她只要在同意书上确认就行了。但是对她来说,这一笔签下的却是全部生命,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终于,她从我手中接过钢笔,在同意书上潦草写了几下,我叫梅奥男连署,然后自己也签了字。我始终没看文件,而是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寻找许可的神情。这时的她,皮肤闪烁着汗水,肾上腺素喷涌,身体因焦虑而发颤。 我们该走了。我告诉她手术会在周日进行,到时会有最好的儿科麻醉医生来协助我。然后我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对她说了再见,以表示我仍在努力与她沟通。 那是周四下午,第二天就是沙特的周末了。我的同事们计划带我去沙漠,到夜空下的沙丘上露营,以此逃开城市的压抑生活。车队在傍晚出发,空气中的灼热刚刚开始退去。我们驶出公路,吉普车蹚着黄沙一里一里地费力前行。他们这里有个规矩:绝对不能只开一辆车进沙漠,否则车子一旦抛锚,人就完了。
就算离医院只有三十公里,你也肯定回沙漠的夜清澈寒冷。我们围坐在篝火四周,一边喝着私酿酒,一边看流星。一支贝都因人的驼队在不到两百米远的地方静静走过,利剑和AK47在月光下闪着寒光。他们甚至没和我们打招呼。 我的心中升起一阵不安:那个母亲到底是怎么穿过这片沙漠的?她要在夜间行走,在白天寻找掩蔽,既要带水,又要背孩子,她一定是为希望所驱使,除此没有别的动力。无论手术多么艰难,我都一定要救活孩子,要看着母子俩都强壮起来。 这台手术绝不简单,我到这时还不确定该怎么对付肿瘤。要到达梗阻区域,唯一的办法是将左心室的心尖敞开,但那样又会削弱它的泵血功能。我一遍遍在头脑中预演着手术步骤,每次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出了差错怎么办?”使用传统的外科方法,这颗右位心提出的技术难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把男孩送去美国,由一位经验更加丰富的医生主刀,结果会好一些吗?我看不出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身上这种病理学组合很可能是独一无二即使别处有更好的团队,他们也不可能有多少经验。我的团队已经够好,设备也很精良,都是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难道不是吗? 就在这当口,我仰望着银河,脑中灵光一现。
我忽然想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切除肿瘤的法子。那或许是一个离谱的想法,但我已经有了方案。 到了周六,我召集麻醉团队和外科团队一起讨论这个病例,用图片向他们展示男孩罕见的身体结构。然后我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知道手术室里不能感情用事,尤其在给一个可能无法幸存的病人动手术时,保持超然的态度可能是最好的,但我依然把这对母子令人心碎的故事告诉了他们。听完我的讲述,每个人都同意如果我们不介入,孩子一定会死,但他们也担心这颗右位心上的肿瘤无法开展手术,这种担心很有道理。我告诉他们,只有试了才知道行不行,这时我依然没有透露手术方案。 我在公寓里度过了一个炎热躁动的夜晚,飞速运转,非理性的念头让我不安。如果我人在英国,还会冒这个险吗?我决定手术到底是为了病还
是为他母亲——甚至是为我自己,好借此机会发一篇论文?如果手术成功,谁又来照顾这个奴隶女孩和
她的私生子?这男孩是个累赘。在也门,他会被丢在一丛灌木下面喂狼。他们要的是这个母亲。 清晨时
分,号召祷告的呼声结束了我的不安。当我从公寓步行来到医院,外面已经有28摄氏度了。母亲和男孩
早晨7点到手术楼,进了麻醉室。母亲一夜没睡,始终把孩子抱在怀里,护士们整晚都担心她会放弃、逃
走。她留下了。但她们还是担心她不愿把孩子交给医生。 虽然有麻醉前用药,但医生开始麻醉时,孩子
还是尖叫着扑打手臂。这情景对母亲而言很可怕,也让麻醉团队颇难对付,但在小儿外科手术中相当常
见。面罩中的麻醉气体终于让他减少了抵抗,我们趁机往静脉里送进一根插管,再让他失去意识。他的
母亲还想跟到手术室去陪他,最后被护士拖了出去。原始的情绪终于从她面具般缺乏表情的......
摘选其中一段,有兴趣可以读一读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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