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街头的恐惧，平民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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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什么事，反中反共的就都冒出来大做文章了。

他二叔

三个武汉的同学反应正常，心态平稳，国内的同学基本没有反应过度的，倒是在美国日本的同学关心的更多一点，符合足迹民调

MATOSJENNY90

美国卫生官员说，在亚利桑那州确认了美国第五例冠状病毒病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周日在亚利桑那州的马里科帕县（Maricopa County）确认了第五例美国的冠状病毒病例。

宣布此事之前，加利福尼亚的卫生官员宣布当天早些时候在洛杉矶和奥兰治县确认了两起病例。

迄今为止，新的呼吸系统疾病已使2,000多人患病，其中56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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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武汉、北京、汕头等中部、北部和南部城市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试图制止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之际，中国当局持续对公众采取封口措施，以维持官方对疫情的信息垄断。批评者指出，当局的信息封锁和垄断已经恶化了局势，造成和加剧了公众的恐慌。

1月25日星期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天津）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奚某某（女，29岁，天津市人）于2020年1月24日11时至14时期间，在微信朋友圈内编造涉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人数的不实言论。1月24日19时，公安和平分局将奚某某抓获。奚某某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其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报道没有说奚某某究竟编造了什么不实言论需要公安机关抓捕，但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在今年元旦，武汉市公安机关以散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武汉肺炎的谣言为由对8人进行了查处。但随后的情况发展显示，武汉公安所追究的“谣言”正是中国公众所说的“遥遥领先的预言”。

武汉当局在查处所谓的造谣者之后长时间错误地宣称武汉肺炎不太可能人传人，武汉疫情完全可控。批评者指出，这种官方宣称给中国公众造成明显误导，并造成严重后果。中国各地发表的传染报告显示，被传染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武汉公安查处所谓的造谣者以及武汉当局发表误导性言论之后到武汉旅行被传染的。

许多中国公众抱怨说，假如武汉当局在第一时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封口并对公众封锁消息而是向公众发出警报，本可以避免如此之多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往武汉中招；武汉公安机关和市政府应当向被查处的那8个人表示道歉并给予表彰。中国当局对公众的这种批评和抱怨保持了沉默。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天（1月26日）下午就新冠肺炎防控召开发布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就湖北官方是否存在瞒报人数的问题，国家卫健委表示，所有信息均已公示（没有隐瞒）。

然而，许多中国公民和在中国、在武汉的外国公民（其中包括美国之音采访的在武汉的美国公民）报告说，中国当局对疫情的隐瞒或淡化处理十分明显。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在继续威胁和处罚那些传播与官方公告不一致的有关武汉肺炎消息的人。

1月24日，湖南长沙县公安局“依法对周某裁决行政拘留处罚”，理由是周某在前一天造谣说该县一小区有4名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但实际为1人。然而，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随后发布公告明确宣布，该小区发现4例核实的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经在接受隔离治疗。现在还不清楚长沙县当局是否已经解除了对周某的处罚并向周某道歉或做出赔偿。

青岛市公安局22日发布通报说，“青岛四人编造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谣言被处理 一人被刑拘。”报道说，其中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五日的行政处罚。但报道没有说明这些人究竟编造或传播了什么谣言。

中国当局坚持垄断信源、封锁信息的做法使当局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并导致公众的惊慌。武汉1月23日突然宣布封城，湖北其他城市和地区随后采取封闭隔离措施，中国首都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等大城市接着宣布采取措施限制公共交通和公众活动，显示了当局先前所宣称的武汉肺炎“可防可控”的说法是明显的不实言论。

眼下还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当局打算为自己发出的不实言论表示道歉或计划对自己进行处罚。而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当局掌控的中国媒体也没有对当局发表的不实言论进行问责。

1月22日，总部设在上海的财经新闻媒体第一财经似乎是对当局进行了委婉的劝导和问责。第一财经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称，“新病毒传播渠道都没搞清，慎言‘可防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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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后悔离开武汉了。自从回到乡下，武汉的肺炎疫情很是让人揪心，过年也变得寡然无味，大家都心神不宁的。早知如此，还不如就留在武汉过年，还安心一些。

　　封城那天，网络上不断有人炫耀“逃离”武汉，我就觉得好笑。疫情面前，有人想离开，有人想留下来；有人在当键盘侠，有人在默默尽一分力。人生百态，倒也正常。

　　昨晚和武汉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电话上聊了一下，他说他也很想回去。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确切地说在记录社会、理解社会的复杂性上，有很多共同语言。武汉封了，我们很想知道个中情形，却进不去，我们都只能干着急。

1月23日，在武汉宏祥路生鲜市场，市民佩戴口罩有序在市场、超市等地购买生活物资1月23日，在武汉宏祥路生鲜市场，市民佩戴口罩有序在市场、超市等地购买生活物资

　　回家过年是惯例，和疫情倒是没什么关系。我和妻子是1月20号（腊月二十六）晚上坐上火车回她湖南老家过年的。我们进武昌站，没有任何检测措施；候车大厅里，目测戴口罩的旅客也不到20%。

　　火车上，我和妻子还讨论这次疫情，说武汉人真是淡定，连口罩都不带；但我们也觉得算是正常，只要没有人传人，问题就不大。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回到家，钟南山接受采访，确认有人传人的消息铺天盖地传播开来。武汉的形势也迅疾紧张起来，且步步升级，全国各地的防疫措施也渐次开展。



　　这次河南的“硬核”防疫，因为开展得早，且措施得力，受到了舆论的一致好评。但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防疫工作是陆续开展的。

　　回来的第二天（1月21号）上午，福建老家的村干部就联系我，问我回家没，看来排查工作已经开展了。但在湖南妻子老家，1月23号晚上，村干部才上门排查登记。

　　村干部不知是不是为了不得罪我们，说是为了应付一下上级的任务，也没提醒说少出门之类的。

　　岳父岳母早我们几天回乡，哪怕在我们回来后的几天，他们还忙于走亲戚，置办年货，群众并没有紧张感。我接到福建老家的信息后还感叹，怎么湖南还不赶紧防疫啊。

　　我和妻子也提醒岳父母，还是少出门，自我隔离的好——倒也不是担心我们自己，而是怕我们自己不自觉，反倒让别人不好办。

　　按照年前的约定，大年三十，姑姑、叔叔们都和我们一起过年。腊月29，妻子交代岳父母，还是和亲戚说清楚，要是有忌讳，就不一起过年了。

　　从岳父母的角度说，怎么传达我们一家的意思，很是微妙。

　　他们当然不好直接说大家不要来了，否则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但也不能不表达我们的意思，毕竟我们是武汉回来的。第二天，大家还是聚在一起过年了。

　　想来，这些都是至亲，即便心里有点忌讳，怕也不会主动取消家庭聚会。他们心里的微妙之处，估计和我们差不多。尽在不言中吧，一家人，不见外。

　　本来年初一是到两个舅舅家聚会的，在我们的建议下，大年三十晚上，岳母还是打了电话给舅舅，说聚会就取消吧，等过段时间再说。

　　意外却也算预料之中的是，大年初一，市政府发了关闭公共场所，要求人们不聚会、少出门的通知，且通报全市已出现3例患者。

　　乡下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了。本来，大年初一会有不少舞龙灯的，结果一个也没有了，街上店铺也全关门了。当然，往日热闹非凡的麻将馆也关门大吉了。

1月23日，在湖南长沙一家老百姓大药房内，市民排队购买口罩1月23日，在湖南长沙一家老百姓大药房内，市民排队购买口罩

　　岳父母家住在街上，街坊邻居都是熟人。下午，岳父母因有事上街，结果旁人看到他们都低着头，躲得远远的。

　　晚饭时分，听岳父母细声说起这个事，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复杂心情。我心里也五味杂陈，有点想掉眼泪。他们常年在武汉帮我们带小孩，也就过年的时候能回来和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说一说话，聚一聚。

　　岳父很好面子，我们一直是他在家乡的骄傲；今年女儿上学后，他还在我的单位做后勤工作，自我感觉也不错。

　　这次，岳父岳母回乡前准备了一段时间，收拾好了心情，准备舒舒服服过个年的。没成想，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切都化作泡影了。我只能安慰他们，要理解大家，我们自觉一点就好。



　　只是，这种微妙的被排斥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年初二一大早，女儿说想吃豆沙包。其实超市就在我们家隔壁，但岳父岳母硬是不敢出门。

　　电话打了半天，竟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忙买或送货上门。平常，岳父岳母对孙女甚是疼爱，尤其是在吃饭方面，变着花样做，想吃什么都尽量满足。未曾想，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豆沙包，他们也满足不了了。我感觉，他们受到的心理触动，应该不亚于前一天上街时的感受。

　　吃过早饭不久，岳母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问我们一家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了。岳母说，村里有了针对我们一家的谣言了。看来，我们一家在乡亲们的眼中，怕是和瘟神差不多了。

　　我和妻子都不敢细问，也不太好再做解释。只能说，这个时候我们得理解大家，毕竟大家不了解我们的情况。只不过，这种心理暗示怕是在外形中影响了岳父母的行为。

　　中午的饭菜是岳母准备的，平常极其注意的她，竟然忽视了女儿不能吃辣，我也不怎么吃辣的情况。结果，我加炒了一盘胡萝卜炒肉。

　　饭后，岳母问岳父，还有没有新鲜排骨？岳父回答，还有的。妻子说，一直吃青菜都不要紧。他们说这些话时很自然，但我在一旁听着，却有点恍然。

　　看来，大家都隐约在担心起日常生活来了。家里储备的腊肉是够过年的，菜园子里的菜也比较充足，这是岳父和妻子有底气的地方。但我和女儿喜欢吃新鲜菜，鲜肉怕是不够了，这应该是岳母担心的地方。

　　其实，中午炒菜时，我脑子还跳出一个问题，要是液化气没了怎么办？米不够了又怎么办？当然，我都没说出来。按照岳父岳母的做事风格，这在年前应该都是储备充足了的，我没必要担心的。

　　这几天在家隔离，我和妻子倒是还好，但岳父岳母的感受怕是不好。

　　岳母陪孙女，只是因为隔离，这也不是一个好差事。家里所有东西都玩遍了，小孩也不耐烦了，昨天下午我们只能妥协，让她看动画片。一向好交往、爱面子的岳父，只能在楼上楼下走着，这里弄弄，那里看看，自我隔离，免得被乡亲们讨嫌。

　　岳父岳母俨然成了当地社会的边缘人。这种体验，我可以感同身受，却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其内心的震动。

　　岳父岳母的这种体验，怕是很多从湖北，尤其是武汉出来的人共同的心理感受。

1月22日，汉口火车站，医护人员对进站旅客的体温进行检测1月22日，汉口火车站，医护人员对进站旅客的体温进行检测

　　我一位同学，也是大学教授，和我差不多时间离开武汉。回到家乡后，很快就被登记排查了。并且，按当地街道和社区管理部门的要求，自觉隔离，每天测体温。

　　但就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其姓名、身份证号和详细居住地址等都被泄露了，他家居住的小区和周边几个小区的业主群，天天都在疯狂传播其信息。传播着就变成了谣言，说他是感染者。有几位邻居甚至上门劝说他家不要住在小区里。

　　他就是当地人，父母长期居住其中，大家平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关系，他本人和其父母所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还有一位同学，同样是大学老师，仅仅是因为年底时来武汉开过一次会，其家人就甚是紧张，反复交代千万别说去过武汉，否则村民不知道会怎么看他们一家。

　　这几天，网络上不断传播各种“硬核”防控措施，最为普遍的是封村堵路。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当然是个好事，也是我们这个体制优越性的表现。只是，如今是一个大流动的社会，发动群众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改变。一个从异乡回来的本乡人，突然之间成了故乡的敌人，不知是幸事还是祸事？

　　一直以来，我们一家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很清晰的。我是福建客家人，虽然在武汉生活了15年时间，却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妻子老家在湖南，在武汉逛街时，经常说某个路人讲的是家乡话，她当然也自我认同是湘人。

　　前些年女儿出生时，在武汉上的户口。我一直希望她是个福建人，但似乎有点不现实。因为是外公外婆帮忙带的，一口湖南话。但要说她是个湖南人，却也名不正言不顺，毕竟是随我的姓。

　　妻子就说，她就是武汉人。但我打心眼里不认可这个判断。我和妻子都把武汉当作异乡，总不能让女儿把他乡作故乡吧？

　　而今，突然觉得自己就是武汉人。武汉当地媒体有一句话，很是让我感动。“我们的城，我们来守”。我们已经和武汉无法隔离，哪怕身体不在场，内心却一直在场。

他二叔

白小纯 发表于 2020-1-26 19:05
还有很多电视台的影片不能看。

       戴上口罩，扮成医生吵架，然后用手机拍摄,根本看不出什么问 ...

落跑只有台湾人用吧？

MATOSJENNY90

目前确诊2600多人，引发全国高度关注，导致武汉封城的新型冠状病毒，被专家指来自于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以下简称“华南海鲜市场”）。该市场内的野生动物，则可能是最初病毒的携带、传播者。

21天前，1月2日，《中国经营报》曾报道华南海鲜市场疑似存在野生动物。当地市场监管局在2019年9月25日发文中，曾透露有8家持有野生动物经营许可审批文件。

“实际上他有非法经营的野生动物，我们从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摊位，通过环境样本的检测，找到了病毒的基因组。”近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高福，在电视上告诉公众。

华南海鲜市场，实际隶属于武汉华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集团”），其法定代表人为余甜，股东余其泽，系余甜的弟弟。余甜据传与官员之子结婚。其父亲余祝生被当地社会人士尊称为“大哥”。余祝生异常低调。人们更多知晓的，则是其前妻赵红，赵红曾在1999年至2006年之间管理过华南海鲜市场。

“余祝生长期前往澳门赌博，去年10月26日，和赵红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他们分居十几年了，赵红早就没有管理企业了。”1月26日，余祝生、赵红的亲属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余祝生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位“大哥”，但赵红曾斥其“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疫情发生后，该市场在关闭后，还曾组织租户到现场退租，此举被网友批评为故意扩大疫情。1月1日，记者曾前往华南集团采访，但遇到当地宣传部人员阻拦。随后，当地一份新闻通稿，下发前也被要求撤销。

据中国疾控中心消息，最新检测结果证实，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存在大量新型冠状病毒。

“大哥”余祝生

“2019年10月26日，余祝生和赵红去民政局办的离婚证，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分居十几年了，赵红也没有管企业十几年了。他俩没有共同的孩子。”一位亲属透露，目前网络传播极广的赵红，确实是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但她没有参与企业管理已经十多年。

该亲属曾多次与赵红长谈往事，也与余祝生相识25年，因此对华南海鲜市场背后的余祝生家族极为熟悉。亲属告诉记者，赵红早年曾学过企业管理，也因此，在1994年两人结婚后，从1999年到2006年之间，赵红曾管理过华南海鲜市场。

余祝生系1962年生人，出生在武汉一个城中村，是家中第八个孩子，上面有4个哥哥、3个姐姐，文化程度很低，小学未毕业，早年在建筑行业打拼。现在，社会上的人会叫余祝生一声“大哥”。其与赵红结婚前，与前妻育有余甜、余其泽姐弟俩。

该亲属认为，当时赵红管理期间，华南海鲜市场还是很不错的。“非典、禽流感时期，每天消毒，一起（传染）都没有发生，这个你可以找工商部门核实。但是大概是2006年前后，余祝生住到香格里拉不回家了。当时我们亲属劝赵红去接回来，赵红好像也没去接。”

该亲属称，在那之前，余祝生便经常前往澳门赌博，一年去几次，但后来变成了一个月去一次。赵红当时即对这种行为颇多怨言。但真正矛盾爆发，则是一次收购行为。

当时，武汉市一家大型棉纺厂出现危机，广东投资商要撤出，没人接盘。“市领导给赵红说，说你老公余祝生以前想过要这家企业，你们现在接一下，帮一下武汉，赵红就拿了几千万元去接，结果余祝生后来知道就很生气。”这位亲属回忆称，余祝生当时认为赵红太过高调，甚至怀疑赵红是不是和协会里的什么人联合起来，对企业进行夺权。

赵红在接手棉纺厂后，曾一度被员工等逼得想要自杀。赵红曾告诉自己一位老师，“她说，老师，你再不来看看我，我可能就开车冲到长江里面去了。她说当时有员工拿着剪刀要捅她，银行还有一堆负债，她那个时候好艰难的”。

也是在此后，赵红的名字从企业消失，不再管理企业。“这次事情出来，也有很多人问赵红，实际她早就不管企业了，而且分居十几年，去年离婚的，两个人又没有共同的儿女，她和余祝生都没有联系了。”受访亲属称，但赵红早前未对家人透露离婚一事，认为50多岁的人，离婚丢人。

一个细节是，余祝生住到香格里拉大概5年后（2011年前后），某天夜里，忽然带人回家搬走家中大多数东西。“赵红第二天回家，还以为被抢劫了。问保姆，保姆不敢说，查了监控，才知道是余祝生干的，她当时就说余祝生这个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亲属称赵红学佛近20年，多数想的，是与人为善。

家族企业庞大

据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官网，2019年12月18日，“视觉长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北省摄影作品展”在北京、武汉举行。根据宣传画信息，该展出指导单位有湖北省委宣传部，主办单位则有湖北省发改委，协办单位则是武汉华南置业集团，即赵余家族核心企业。组委会委员中也出现了赵红的名字。

受访亲属称，实际上此次赞助，是赵红自掏腰包10万元支持的。“当时协会没什么经费，也管得严，赵红就自己掏了这个钱，给华南集团挂名，也是觉得这样做，能让社会对这个企业好感多一些。但实际上，协会让她找华南集团盖章，她没去的。应该也没有这个盖章的事情。”

该亲属认为，从这件事看，离婚后，赵红也是希望余祝生、华南集团在社会上有个好名声的。针对余祝生被网络上指责曾暴力拆迁、涉黑等问题，以及《中国经营报》记者早前采访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如余祝生与前妻所生女儿余甜嫁入官员家庭等，亲属表示，不便回应。

受访亲属也拒绝就余祝生做进一步评价，但其承认社会上是有人尊余祝生为大哥的。

赵红，是赵余家族中唯一高调的一位，其他人信息则鲜见于互联网。赵红在湖北、武汉摄影界颇具声名。摄影作品也在业内受到认可。公开信息显示，赵红1965年生于湖北武汉，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武汉大学官网一篇文章称，赵红还在2006年进入该校，攻读新闻与传播学院艺术摄影专业。

据天眼查资料，上述余甜及其家人，实际控制企业多达50多家，除了大量企业在武汉注册外，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也有注册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房地产、建筑、物业、典当、传媒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在年报中留下的联系人等信息，也高度一致。

其中，1994年注册成立的武汉市华南桩基有限公司，系余氏家族最早企业。多个企业年报中留下的联系方式等，也高度重合。但赵红、余祝生，在近年多次工商变更后，渐渐从企业董监高信息中淡出，余甜则开始显名。

此外，其直接、间接投资企业数量，则近百个。但一些企业，从公开信息检索来看，似乎并未在实际经营，留待进一步求证。记者曾逐一联系所有企业留下的手机号等，但均未获正面回应。记者也曾分别拨打赵红、余祝生手机号，并发送短信，但未获接听、回复。

　野生动物之谜

疫病出现前，相关检查证实，至少有8家商户经营野生动物。但现在，相关部门否认曾向商户下发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

上千家商户中，至少有8家，在经营野生动物。这可以从武汉市场监管局2019年9月25日发布的消息确定：“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内，市区两级执法人员对售卖虎斑蛙、蛇、刺猬等动物的近8家商户进行地毯式排查，逐一检查其野生动物经营许可审批文件、营业许可证，严禁其经营未获审批的野生动物”。

当天，武汉市场监管局联合林业、森林公安等部门，开展野生动物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在华南海鲜市场，未发现违法经营行为。彼时，华南海鲜市场负责人表示，将加大对商户进货索证索票的检查力度，一旦发现商家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将第一时间向执法部门报告，并清理出市场。

“西区就有十几家贩售野味的商户，售卖的野生动物包括野鸭、蛇、野兔等。那些商铺所处的位置都很偏僻，卖的东西有些我都不认得，每天去买的人也不少。”近日，有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住院业主及其亲属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称，该市场分东西两区，仅西区就有十几家商户经营野生动物。

目前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毒来自野生动物。2013年，在SARS过后十年时，研究表明SARS病毒传播源头是中华菊头蝠。202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发表文章报道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指出该病毒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

学界认为，蝙蝠是狂犬病病毒、尼帕病毒、汉塔病毒等众多动物源病毒的重要宿主，而中华菊头蝠被东南亚一带作为食物，中药“夜明砂”即由蝙蝠的粪便制成。我国不少饭店提供蝙蝠煲汤等菜品，专家认为，其宰杀、加工等环节，极易发生病毒传染。

另有研究标明，冠状病毒在蝙蝠和骆驼等动物中极为常见，但只在极少情况下病毒才会发生变异传染给人类。世卫组织对2012年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调查显示，该病毒可能源自蝙蝠，先传给骆驼，再由骆驼传给人类。

行政许可潜规则

此外，记者从大量论文中发现，自SARS发生17年来，始终有专家在呼吁，要求公众慎重接触野生动物，因野生动物本身所携带的病毒等较多，且不少并不为学界所掌握。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出售、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提供狩猎、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

依据法规，对于野生动物经营，除了需要获得相应行政许可外（多在林业主管部门），还需要对获得的野生动物进行报批、检疫等（这一环节涉及市场监管、检疫部门）。1月22日，财联社采访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时，其称未向华南海鲜市场颁发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

1月26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到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其值班人员称，印象中，在前几年的简政放权改革中，涉及野生动物经营许可，已经下放到区，但至于下放前他们是否有对华南海鲜市场商户进行审批，他们表示需要进一步了解。对于财联社早前报道，其称并不准确。

江汉区行政审批中心值班人员向记者透露，该中心审批多为材料接收，接收材料后，则分送具体业务单位，对于野生动物经营审批，她并不具体了解。江汉区园林局一位科长则对记者表示，该局从未有过该项审批权限。

“有一种情况是，经营许可证下发同时，主管部门会开出一张处罚或作废许可证的通知，但不填写时间。什么意思呢？为的就是一旦出事，（经营业主）你自己填上时间，这个时间要早于出事时间，这样主管部门就免除责任了。这个情况过去是普遍存在的潜规则。”近日，记者采访西北某地市林业主管部门退休官员时了解到，野生动物经营除了由林业部门出具许可证外，日常经营活动，则需要市场监管部门、检疫部门等多部门监管。

据新华社2015年9月报道，湖北丹江口市林业系统腐败窝案，源于该局下设管理站副站长张正学。该地一名落网后的普通干部感叹：“原以为是冷衙门，没想到也能贪这么多钱！”

据央视报道，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公布的一起贩卖野生动物案中，涉案动物1.7万余只，销售网络覆盖全国15个省份。经专案组透露，有不少公职人员参与贩卖。有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非法开具运输证明文件，充当保护伞，为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2015年6月，《湖北日报》曾报道，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党组成员、总经济师周展洪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逮捕。但此后再未见审判信息。

MATOSJENNY90

白小纯

他二叔 发表于 2020-1-27 09:47
落跑只有台湾人用吧？

     我感觉也是台湾国语！

       以防万一，我还是问一下武汉中国各省的同学，“落跑”是不是日常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