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从头——生命中的片段

AMOMENTINLIFE

可以在这里从头说说回忆吗？

蝴蝶冲

沙发
说吧，说吧。。。
你是马甲吗？

[ 本帖最后由 蝴蝶冲 于 2010-11-3 21: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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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不穿上马甲不会说话，哈哈。

管的宽

最好别设什么阅读权限，每次都被指责：你就别八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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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年”就是寿命的中点年龄的话，我想我已经到了中年。我的手相显示我寿命不长，生命线是三条主线里最短的一条。活到现在年龄乘以二的岁数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今年2010年。我独自在澳洲的家里，闲坐无一事，飞逝的生命忽如停顿。

时光倒转，10年前我还战斗在燕莎商务圈的一个写字楼里。

20年前我还是个喜欢迎着风骑自行车的学生。

30年前我是郊区的一个厂矿企业家属院里的黄毛小丫头。

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我都赶上了，我父母年轻时也赶上了一波天翻地覆，反正中国从没断过天翻地覆，但我赶上的这波比他们那波要好点，嗯，应该承认，好得不只一点.

小铁匠

啃铁牛

真真

楼主70后，鉴定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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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出意外情况，保证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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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30年前再往前

我的记忆从70年代开始，记忆里的色调以灰色为主。就像表演脱口秀的黄西说的：我的童年记忆被我的童年毁了。在阶级斗争严峻的年代，人们大多面无笑容，眼神要么冷漠，要么忧虑，要么充满斗争的亢奋，就是少见慈爱、温柔、宽容的面容，这样的美要到80年代以后才一点点多起来。

我家住在一个大城市的边远郊区。那时所谓大城市，也不过是靠解放前留下来的一些高大楼房支撑门面，那些昔日的洋楼历经了解放战争的猛烈炮火攻击，带着斑斑弹孔又挺过了文革的打砸抢，虽因缺少维护而破旧灰暗了，还是让住在附近的居民倍感城市人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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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属于这些自豪的“市里人”。我父母在一个石化企业工作，工厂出于安全考虑建在了郊区。我父母是设计建造这个工厂的第一批技术人员。建厂时从外省市调来很多人，有技术人员、有转业军人，还有所有这些人的家属，都集中安置在厂子附近的家属大院里，大院就是长长的围墙里十几二十几排平房，卖东西的小卖部、我和我姐上的小学都圈在这道围墙里。我从小听到的是带有五湖四海口音的普通话，当地话始终没学会。围墙外是属于农村的土地，一个大池塘，一大片荒草地，京浦线铁路来自远方，又通向远方。铁路线以远就是村庄了，大人都不许小孩跑到村子里玩，最远只能在铁道上遥望村庄。

我父母也是从外地调来的，他们来自同一个省份，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个分到了部里研究院，一个分到了一个后来出落得很美丽的滨海城市。分居也无可奈何，那时两地分居很普遍，工作调动很困难。幸运的是，他们在从同学（我叫她周阿姨）那里得知石油部要在这里建一个新厂，赶忙双双申请调到这里，我父亲牺牲了京城的较好生活条件和大好前程，跟我妈团聚在这个土气、闭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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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每家人家里都用着单位配发的家具，凭自己的工资他们还一时买不起最基本的家具，就是有钱还未必有买家具的票证呢。每家人墙上都挂上毛主席画像，有的人家里摆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每个人都有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的相片。

我父母从单位借来一张铁架子床，一张桌子，几只凳子，在一间半房子里安了家。这些什物上都用白漆刷着单位名称，表明是公有财产。不过在我出生后，家里已经又添了一个柜子、一个书柜和两把折叠躺椅了。我一直觉得那种绿色的躺椅非常舒服。夏天傍晚，家属院里所有人家都把躺椅和小板凳搬出来，坐在路边乘凉。那时是大人的八卦时间，小孩跟在大孩后面在路灯下跑来跑去捉一种名为“油葫芦”的甲壳虫。我畏惧那些津津乐道别人家事的阿姨大婶，她们通常长得五大三粗，从眼角斜着目光看人，露出或冷淡或蛮横或讥讽的神情。我父母不喜欢跟她们扎堆，也许因此我也感到跟周围这些人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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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五口人：我父母，我姥姥，我姐和我。按照父母家乡的习惯，姥姥称作婆婆。婆婆有点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医院说要等白膜长得完全盖住了眼睛才可以动手术，婆婆就一直没做。 我妈把婆婆从遥远的家乡接来，是想让她帮忙带我们姐妹，帮些家务。不料婆婆说眼睛不好，又不会用煤气灶，坚决不肯做饭。我妈非常生气。我父亲是文质彬彬的人，倒是从没对婆婆态度不好过。

那时我父母都很忧郁无趣，在家里成天板着脸。这也难怪他们，他们除了上班，还要政治学习。他们的出身都不算好，我母亲的家庭做过小买卖，我爷爷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我父亲在学校一向表现进步，入了党，但在文革里还是划作保皇派。有这样的成分不可掉以轻心。建设一个石化厂不比大炼钢铁，喊喊口号，出来一堆废铁渣滓也没事，石化厂要是不靠技术人员是会爆炸出人命的，所以，他们虽然也下车间，接受工人的改造，后来还是回到技术岗位上了。

moody

等待......
lz不许有头无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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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故事进展比较慢，比较boring。我打算把读者都讲跑了，这样就不用设权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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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很清楚，我家平房门前有两棵槐树，槐花开时，满街飘香。胆大的孩子爬到屋顶摘槐花吃。树下是鸡窝，家里养着几只下蛋鸡。给鸡拔苦菜是我和我姐的工作，我们跑到家属院外的荒地和铁道边上去拔苦菜，我姐拎两大篮子，我拎一篮子苦菜回来，切碎了拌上玉米面给鸡吃。野地里有紫色的花、锯齿型的草叶、小刺球、叶子上带黑斑的“酸溜溜”，有芦苇，有蝴蝶和蜻蜓。有的男孩子拿小抄网捞起小虾小鱼，很让我们羡慕，我没捞到过鱼虾，顶多在春天一群群黑色的小蝌蚪游过溪流的时候，捞起一玻璃缸。有大孩子说：“那是癞蛤蟆秧子！”吓得我赶紧又把它们倒回水里了，生怕小蝌蚪身上也有很小的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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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和铁路是工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工厂家属院的孩子们从来不走到界限之外太远。从铁路上能望见不远处是郁郁葱葱的果树林和庄稼地，那里一定有比荒地里更多的有趣东西。 可是，大人说过：“别跑到人家地里和果园，人家以为是偷菜的，会把你抓起来打。”我脑子里就有了农村人铁人般的彪悍印象。

偶尔家属院里也会有三五成群的农村孩子来小卖部买东西，我好奇地看他们走出来，看他们是否如传言那样能打架。他们的衣服比家属院的孩子更差些，他们也怯生生地飞快地瞄我们一下，然后也许是为了壮胆而故意大声说笑，他们的口音不同于市里人，也不同于普通话。 我看罢转身飞快跑进小卖部。

明河素月

喜欢看！
好像到了这个年纪就爱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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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赶紧回忆，不然忘掉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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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卖部是家属院里非常重要的地方。这是因为，第一，附近步行所及范围里只有这一家商店可以买到日用品。第二，凭本和凭票供应的大部分东西都在这里分配。

每家都有一个薄薄的棕色牛皮纸皮的本，好像叫副食供应本，里面的表格里标明了肥皂、白糖、油、粉丝、木耳等等东西，没有这个小本本，小卖部是不会卖给你那些东西的。每家还有花花绿绿的粮票、布票，棕色本和花色票的关系我一直没整明白，只知道买个东西很麻烦就是了。我姐比我大三岁，从小就是父母的好帮手，逢五一、十一还有元旦春节之前，她都去小卖部门前排长队，买副食本上供应的那些东西。家属大院的每家都会去排队，所以排个一两小时是很正常的。我很少去排队，偷懒跑到一边玩去了。

dpcw

好看，我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忆苦思甜的故事，不是真得很苦，就是小时候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些，但又有很多趣事的回忆， 象青橄榄， 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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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卖店里孩子感兴趣的无非是好吃的：草莓糖、软糖、奶糖、山楂条、奶糕、玻璃纸包装的爆米花。我们并没有固定的零花钱，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手几分钱，只要钱一到手就会去买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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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在哪里长大都会有快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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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尽其所能给了我他们所知的早教，那就是把小学的知识让我提前学了。晚上我不得不在他们面前背九九乘法表，背眼睛鼻子耳朵的英文单词。背不下来的话他们的脸就会更阴郁。

我小时候大概不是一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

我小时候尿床。尿湿了床，我妈就得洗床单、烤褥子，很麻烦。如果每天尿床，大概都来不及洗，能烤干就不错了。我还尿裤子，冬天这就麻烦了，棉裤都只有一两条，接连尿湿了拿什么换啊? 所以我一尿床或尿裤子，我妈就非常烦。大声呵斥我。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尿啊？我也控制不了。但是我感觉她对我很不友好。

为了避免她责备我，尿了裤子我也不告诉她。有一次，我又尿在裤子里了，还被我妈发现了，她生气地拉下我的裤子给我换，同时重重地在我屁股上打了两巴掌。我也很生气。等她给我换上干净裤子后，我故意又尿湿了，不料她又发现了，这下她更气坏了，她嚷了起来，然后又给我换上裤子，我机械地随她摆弄。她骂了我好半天。我经常想，我宁愿穿湿裤子也不愿意听她嚷嚷，让人头疼欲裂啊，受够了。不过我只是紧闭着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忍受着她劈头盖脸的责骂，心想她快快上班去吧，快快离开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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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我们犯错误时给的惩罚是打手心。我妈有一把用来量布裁衣服的竹木尺子，它的第二个重要功能就是打我和我姐的手心。我爸有时候沉下脸说：“伸出手来！”我们只好伸出手掌。然后啪啪啪三四下。

这种惩罚从来没让我心服过。从那时起，我就确定打小孩是项可恶的制度。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有的人家惩罚小孩不光打骂，还要罚跪，我才知道我父亲的方法还算那时候比较文明的呢，至少他没有侮辱孩子。

dpcw

原帖由 AMOMENTINLIFE 于 2010-11-3 23:00 发表
小孩在哪里长大都会有快乐记忆。

我只是觉得，比起现在的孩子们，虽然当年我们没有他们今天那么多的物质享受，可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广阔的空间，虽然现在网络资讯发达了，交通旅游很便利了，， 可我总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局限了。

wagamama

应该是跟LZ岁数差不多，楼主的描写让儿时的记忆重新浮现在脑海，那么熟悉，又那么遥远，楼主一定要坚持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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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玩耍的我听到父亲对母亲小声咕哝：“可能是肾虚，才会尿床，应该吃点羊肉补补肾。”我虽然人小，这时却很感动——我爸爸理解我！他知道我不是故意尿床的，他理解我是身不由己的！我一点也不爱吃羊肉，可是爸爸的理解我很需要！

妈妈听了不言语。后来她也没再为尿床责怪我了。不知不觉地，我尿床的毛病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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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过了六岁半，我妈领我到了家属院另一头的单位子弟学校，一个矮胖带雀斑的女老师接待我们。我以前喊她邓阿姨，现在要叫她邓老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改口。邓老师倒无所谓，她问我能不能从一数到一百，我不喘气地数了下来，差点憋死。老师又让我写出名字，我毫无困难地写了，然后抬脸看她还有什么难题叫我回答。邓老师问我会不会唱歌，我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老师就宣布我被录取了。我非常高兴。

我得到了新书包、新铅笔盒，铅笔盒上面印着天安门，还有几个少数民族服饰的孩子，一个维族，一个藏族，一个汉族，还有一个朝鲜族。我觉得梳着好多细辫子的维族小姑娘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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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教室里坐着20个左右孩子，班主任姓陈。她是转业军人家属，小学校也是一个单位安置家属的地方。

陈老师四十多岁，干瘦，严肃，声音之高亢就像广播里念社论，只不过带有山西口音。我虽只是个一年级小学生，也感到她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她说《东方红》是我国国歌。

陈老师怕我们犯骄傲自满的错误，就经常批评我们，有一次表扬了班里几个同学后，我们刚有点高兴，她马上补上一句：没被表扬的同学就是受到批评了。我们立刻蔫了，原来被表扬也不是什么好事。

好在陈老师没有任教多久，就调离了学校，调到工厂某个后勤部门更适合她的工作岗位，换上一位年轻的孙老师任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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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很多同学都互相认识，因为他们都上过托儿所。我和我姐没上过托儿所，我姐三岁时曾去过几天，可是托儿所要求小朋友们在某个时间段一律坐尿盆尿尿，在冰冷的尿盆上一坐十五分钟，我姐不愿意，哭嚎不止，还以绝食相争，她暴烈抵抗几天后，我妈屈服了，只好不再送她去托儿所了。从此我们都和我姥姥待在家里。

上学第一天，我被任命为学习委员，负责收作业本。这个任务也不容易。第一次收作业本，一个小名叫马蛋儿的男生就是不交作业，他个头很矮，像猴子一样机灵，他嬉皮笑脸地说：“就是不交！有本事你来抓我啊！”我跑过去抓他，他身子一蹲，噌地从我胳膊底下钻出去，跑出了教室，我和他开始了抓人游戏。

我姐姐正从教室门前经过，看到我在追逐一个男生，皱眉道：“你干什么呢？”我说：“他不交作业！”我姐说：“他不交作业你告诉老师，追他干嘛。”我这才知道跟男孩追追跑跑是不得体的举动，怏怏回教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