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喜欢陶杰的杂文吗？

ieal

陶杰（1958年8月17日－），原名曹捷，香港专栏作家及传媒工作者，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称号，以文笔辛辣、立场亲西方（尤其是英国）见称。写作的题材极广，包括社会问题、政治、时事、文学艺术、两性等。陶杰是最受香港网民欢迎的作家之一，其文章被讨论区、博客等引用的频率极高。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

    陶杰的杂文嬉笑怒骂都成文章，读之甚爽.
    要是有一个人想看,偶就经常贴.


先送上两篇：

好戏在后头
　　
　　《穿Prada的恶魔》从头到底，都是老来的梅丽史翠普带领风骚。欧美电影时时用年华老去的女明星当主角，像《穿Prada》里的史翠普。戏中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作他人选，除了史翠普饰演、影射《Vogue》的女总编辑的这个当然的主角。欧美的观众很成熟，他们买票进场，不是为了看一个传闻又被谁谁包起的青春偶像，他们不介意白发和皱纹，因为一个明星，不重一张脸孔，关键在Performance。不然荷里活也不会有比媞戴维丝、美亚花露，以及今日的梅丽史翠普。在《穿Prada》里，最扣人心弦的是她不施脂粉、坐在豪宅的客厅中等女下属送来杂志样品的一场：在冷傲之中带着一丝哀伤，她透露丈夫跟她离婚的消息。一个女强人有了事业，但没有了家庭，是表面风光内里凄凉的结局。这场戏史翠普卸了妆，让观众把她的真面目看个够──这是片中女强人最脆弱、也是最真情流露的时刻，镜头拉开，她一双还涂着趾甲油的赤足踏在茶几下的地毯上。只是一场戏，对白简洁，道尽事业女性内心的荒凉。但是梅丽史翠普胆敢接这出戏，她不介意以真面目示人。银幕上的史翠普，已经不是非洲之旅的森林草原之间的那个甜心，也不再是碧海天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老尚风流，她证明不是男人的特权，只要这缕岁月凝金的风流有涵养的左证。
　　
　　《穿Prada》把一个奢丽无匹的虚荣市拍得如此慑人，除了纽约和巴黎的珠光宝气，就是史翠普这一身略带喜剧夸张的帝后风情。毕竟是美国人，扮演这个角色，比起英国的茱廸丹治，她略欠英国Westend洗炼的气韵，但是她比格兰告鲁丝少了两分邪气的夸张。由史翠普来演一个坏女老板，也许不太Convincing，因为世界都习惯了她潋灔浅笑的晴光，然而正因为二十年影戏生涯的慈颜的烘托，史翠普老来演这样一个反派──其实她的坏，里头别有空虚──就像往绯红色的无花果上洒的一层薄薄的白糖粉，悦目得更加可口。演戏是Performing，不是曝光，年轻时肤浅而荒唐，要老来才懂得在风里回顾，镜花水月仰对满地江湖。外国的辛康纳利和李察基尔，女明星今日轮到史翠普，都是夕阳无限好地通通好戏在后头。也许中国的周璇、阮玲玉、上官云珠，本来都有这等迟暮的才华，但中国不给她们老去的机会，她们把中年之后的沧桑预支在青春期，星沉影寂，绮年早凋，她们卸落脂粉的容颜从此埋没在黑暗里，滥情的人，以为美人名将，白头不许，是他们的造化，其实是更大的不幸。



攀山的男人

　　香港的女人设立网站，臭数香港男人的几十宗罪：贪小便宜、懒散、算盘打得太精、急色、Cheap和贱。一般人跟风指摘，香港的男人没有服过兵役，没有领袖英风、大将良才。其实一个国家的地理，才是磨淬男人的一具洪炉，有什么样的地理，出什么材料的男人。欧美有许多雪山。男人不一定要当兵，读寄宿学校，有几样要命的体育课可以选修，不是打榄球，就是攀山。是攀山，不是粤语所说的「行山」。不必都要去尼泊尔攀太过商业化的额菲尔士峯，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艾嘉峯，近年成为贵族子弟和专业人士玩命的宠儿。艾嘉峯之难攀，因为有一块高达一英里的绝壁，像死神的一张巍峨的扑克脸孔，耸立在冰山雪岭之间，山不在高，在于陡壁和斜坡的高度，艾嘉峯比喜马拉雅山难攀，因为这一片几乎垂直的雪壁。几年前，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子费恩斯爬上去了。他学攀山才只有几年，不但有畏高症，而且还心脏病发过一次。还有，攀山最大的困难，是左手没有指纹，因为抓住嶙尖的石头，指纹像汽车轮胎深深的刻纹一样，能减少摩擦力，为什么费恩斯的左手没有了指纹呢？因为在北极探险时左手冻伤，四只手指都切掉了。剩下六只手指，只可以抓住石头，但不可以抓牢。
　　
　　还有一个叫巴勒德的英国少年，才十七岁，他的母亲是攀山专家，后来死于滑足，怀孕时驮着他爬过一次艾嘉峯，巴勒德不需要专家陪伴，他要一个人，不用绳子，只用刀子一步步攀登，因为一个人攀山，叫做Solo，像一场独奏，是挑战死亡最纯粹的一场比赛，只须松弛半步，就会装在一只木箱子里还乡，如果救援人员还找得到尸首。在历史上，共有三人曾经Solo过艾嘉峯，全都跌死了。今年，征服艾嘉峯，变成这一老一少的高手决斗──费恩斯虽然用绳子，但他年已花甲，还是残障者，有专家一起陪同，都获得加分，巴勒德初生之犊，但徒步登壁，与老头子打个平。严格来说，所有的攀山者都会滑足跌死的，正如赌徒一直赌下去都一定输光，因为在高山之间，没有人可以僭称占有「优势」：不论年轻、经验、配备。即使爬得顺利，一场风雪，封了退路，然后会有雪崩。为什么有马会贵宾厅和桑拿浴室那么舒服的环境不去享受，偏偏要找死？因为寻找做人的最佳纯净的意义，比起什么忧国忧民，留港建港之类的痛苦挣扎，一个攀山家的情操，层次太高了。但这种男人已经超凡入圣，他对女人已经没有了性趣，山恋石癖，他终极的高潮在于堕崖丧生的一刻，做女人，永远是如此无奈。

[ 本帖最后由 ieal 于 2011-9-7 10:46 编辑 ]

llkk

我喜欢他写英国的，少议论，多白描。

jack2116

不喜欢他对中国大陆任何东西都持否定的态度。他有些偏见。

ieal

浅尝即止
　　
　　减肥最有效的办法，除了一点点运动，就是每顿不要吃得全饱。什么时候才算适可而止呢？专家说：当你尝过很可口的食品，觉得意犹未足，心痒难熬想「添食」的时候，就在这里止步。最想添吃的时候，就要止步，比起饥饿，是人生更大的痛苦。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殉情？那个时机也正是初尝热恋，刚刚要添吃深化的时刻。小孩子吵闹最令人厌恶的时刻，不是不给他买雪糕，而是刚让他尝了哈根达斯比利时朱古力的名牌才吃了一口，就把雪糕收回来之后，他会天长地久放声大哭，比起当初一口雪糕也没有进过口时更加王八蛋十倍。浅尝即止，是人生处世的第一艺术。好东西不要饱吃，好画必须留白，赞美不要滥夸，拐一个弯让对方感到你是由衷的欣赏，批评也不可叫对方下不来台。得势不饶人何如浅尝即止，因此专家告诉天下减肥人士：当你最想添菜时，就在这里停止吧。
　　
　　春蚕到死丝方尽，何如雪拥蓝关马不前。蜡炬成灰泪始干，何如断无消息石榴红。爱情留一点缓冲，不要张力到极点，最高潮的时候收手，叫人余音袅袅残泪依依。只是人要到中年方始悟出此一道理。年轻人不必保留，因为体内旺盛的新陈代谢，卡路里不断燃烧，非要到四十岁以后，当脂肪、财富、内涵成比例三位一体地累积。坐在餐桌前，美酒佳肴，忽然憬悟：已吃得七分饱了，在这里停箸投杯，释然止步。这就叫做人生的On Diet，不再放纵，学会收敛，不再升华，只求沉淀。
　　
　　人生得意不必尽欢，留下半瓶没喝完的酒，衬托今夜的月光，不是更好吗？正如当初分手，恶话没有说绝，因为爱得深时，毕竟也有一点点保留。有一点点空间是好的，不论是心胸还是腹肠。人活到九十岁，即使家财亿万，饭桌上只有一碗粥，一盘青菜，一碗水蛋蒸肉茸 ──那么有钱又有什么用？许多人会问。与其淡泊而长寿，不如灿烂早夭，因为有这两样选择，这是一切争议的根源，因为各有信众，人生才会如此多姿多采。追求纤体，每顿饭幸勿全饱，活得像一幅轻逸的水彩，像一个白昼泰永的长长的夏日，虽然放纵起来，像一幅富艳的油画，把生命活得像一个绚丽的黄昏。浓妆淡抹，春华秋实，只是每到暮晚时才懂得留有余地的含蓄，虽然到那一天，你很健康，却很孤独，朋友一个个先你离去，最大的遗憾，反倒是五岁那一年，你大哭，只想多吃一口哈根达斯雪糕，但妈妈怎么也不准，多么叫人饮恨？只不过嘴馋地，当天，你只想多吃一口。


千古奇寃
　　
　　戈尔宣传讲座纪录片，肚子宽肥了两个码，像地球的沙漠化，眼袋皱纹的乌云密布，看上去好像臭氧层穿了一个洞的北极圈。戈尔自嘲：「我曾经是美国下一任总统」，这句精警的Sound-bite不知是哪个「智囊」教的，有一股悲怆的幽默，令人想起一个残酷的游戏。那一夜，对手布殊拥有全国二百四十六张选举人票，戈尔有二百五十五张。谁先抵达二百七十票的红线，谁就是大赢家。最后的关键在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共有二十五张选举人票，谁只要赢得佛州的选民的多数票，二十五张的选举人票就可以全得而冲过终点。得佛州者得天下，但佛罗里达州的投票却很有问题。一个叫棕榈滩的城镇，共有五千张票，选民头昏脑胀的同时选了戈尔和另一个「改革党」候选人布凯南。另一个城镇格辛，选票的设计不同，选民要在候选人的名字前头，用机器打一个圆孔，但有许多选票，打孔的力度不大，圆孔还连着半边纸，由于孔洞不完整，被当成了废票。格辛镇的投票站，没有提醒选民，在选票上打了孔之后，多看一眼，看看那一小块圆圆的纸屑有没有完全洞穿而掉下来，不然就会变成废票。许多黑人和低下层的选民粗心大意，用机器「啪」了一下就交了差，共有八分一选票的洞眼没有完全打穿，报了废。
　　
　　结果出来，布殊在佛罗里达州只比戈尔多了三百二十七票。但是打孔不慎而报废的，许多是民主党的选民。戈尔要求重新为四个城镇点票，但佛罗里达女洲务卿莉丝是共和党人，她申请联邦法庭干预人手点数选票，因为有的城镇人手点数，有的不用人手，方法不统一。法庭的法官多是保守派人物，判决除非更改佛罗里达州的点票法，否则不容自行人手点票。夏莉丝马上宣布，佛州二十五票选举人票全归布殊。戈尔在佛罗里达全州，只差三百二十七。只要棕榈滩那五千选民，有十分一擦擦眼睛再打叉叉，或者格辛镇那几百人，在选票上打孔时腕力大一点，后来就没有攻打伊拉克的战争，美军五千人不必阵亡，伊拉克那十万士兵平民也不必当炮灰。地球另一端，十多万条人命，原来只取决于佛罗里达州那几百个选民一剎那间的昏花眼和软弱的指力手腕，十多万人给佛州的几百个黑人和失业者选民判了死刑。曾经如此沧海，戈尔只有当环保专家了，这也是看破红尘的一种出家，他没有带领几十万人包围白宫，大叫「还我公义」，想起戈尔蒙受的超级大寃郁，你受了老板一点点气，算得了什么？


自嘲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全球污染讲座中这样自我介绍：「我一度是下一任美国总统」（Used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引起一阵笑声。戈尔懂得自嘲，而且利用灵巧的英语：Used to指过去，Next却是未来，一句之中，语法逻辑时空错配，显示了二○○○年那一场美国总统大选的混乱。自嘲是一门胸襟的学问，因为首先要把「面子」 ── 也就是许多人所误解为的所谓尊严── 像一件破衣服一样脱下来扔掉。越有名气的人，越要懂得自嘲，在公众面前先自贬三级，让他们分享所谓名人品牌见惯也寻常的快感。当公众觉得名人也跟他们一样经历过挫折和羞辱的时候，公众就会发笑了，然而那一阵笑声不是幸灾乐祸的，而是带着善意和同情，在自嘲的一刻，名人好像贬斥了自己，公众在笑声中也觉得得到了提升，我降一级，你们大家升一格。就像席斯汀教堂的圆顶壁画《亚当的创造》：上帝在云端俯下身子，伸出手臂，亚当在大地仰起头，也伸出他的手，父子的食指差一点点就碰到了。这幅巨作的哲理很玄妙：上帝俯下身子，迁就一种很俗世的期待，在画面上他矮了一截，但他还是上帝。
　　
　　名人如果懂得自嘲，一定是一个哲学家，他会把虚荣名相视作一片浮云。英国平民革命英雄克伦威尔说：「我出巡时，群众对我欢呼，但我在走上绞刑台时，他们也会同样喧闹。」（The crowds cheered me as I passed by, but they would be just as noisy if they were going to see me hanged.）只要把那一点点掌声看破，就懂得自嘲了，因为世间的掌声，无论在人山人海的竞选会堂、画栋雕梁的舞台剧院、慷慨激昂的示威街头，还是金杯奖品的运动场上，名人只是一条鱼，浮养在掌声的水里，掌声像潮水，今天升潮，明天也可以降汐，而掌声之上的赞美，也只是一片五彩的浮云。广东人说：「崩口人忌崩口碗」，北方的中国人说：「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戈尔偏偏这样自我介绍：「我一度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他才不会自揭疮疤，他能把创伤无意中掀出来，让大家看。点到即止，一句就够了，再在台上没完没了地控诉美国选举制度之不公，批判布殊当政六年之种种罪恶，就太中国式之酸腐了，而酸腐不是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伟大民族的特征。学英文学到这句话吊诡的文采，也学不到其中的胸襟精神，这是本地英语教育永远不太令人乐观的其中一个理由。

ieal

十字军形象
　　
　　教宗讲话，又冒犯了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喊打喊杀，认定教宗想掀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在世人心目中有什么联想？战后五十年的荷里活电影，把十字军包上一层浪漫的糖纸。例如《劫后英雄传》，讲李察狮心王出征中东被俘，武士艾云豪勤王，男主角罗拔泰莱英伟万状，女主角伊利莎白泰莱百媚千娇，十字军就这样「包装」成一支武侠的雄师。英国五十年代有一套儿童图书，名叫「小甲虫历史丛书」，里面的插图，把李察狮心王放在正中，金光闪闪地举剑劈向四周半裸的阿拉伯兵。还有电影《万世英雄》里的查尔登希士顿，他有时帮阿拉伯人打西班牙人，有时帮西班牙人攻打阿拉伯，杀了女主角苏菲亚罗兰的父亲，十字军武士无一不是偶像，就像中国历史上征伐匈奴的卫青、霍去病、李广，是中国儿童心中的英雄。
　　
　　但是在地中海的彼岸，抗击十字军、「保卫」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民族英雄色拉丁才是偶像。色拉丁诞生在伊拉克北部的廸吉，与侯赛因同乡。侯赛因在巴格达竖立过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把自己跟色拉丁画在一起，就像中国的马恩列斯一样，一边是坦克，一边是骆驼骑兵，意思就是他才是阿拉伯民族之魂的继承人，但是色拉丁是库尔德裔，侯赛因却是屠杀库尔德平民的凶手，对于这一层，伊拉克的老百姓是不许再查询下去了。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问太多问题，就等同不爱国的。迟至二十一世纪，荷里活的《天国骄雄》才还给色拉丁一点公道，让色拉丁跟十字军男主角奥兰度布隆惺惺相惜，平起平坐，但是太晚了。今天的匈奴，在中国早已灭族了，因此中国儿童的教科书只知道岳飞是英雄，中国人没有机会听一听匈奴那一边的故事。他们也一定有他们的英雄，但匈奴、西夏、契丹，还有什么鲜卑、花剌子模，这些在五十年代中国连环图里衣饰怪异的妖族，他们不是已经「同化」，就是连文字和语言都消灭了，他们的英雄故事呢？看《劫后英雄传》，不要相信十字军都像罗拔泰莱那样侠气纵横，同样，读中国历史，不要想象卫青、霍去病、岳飞，一个个都像郑少秋或郭富城。不过阿拉伯人比匈奴们运气好，他们活了下来，他们敢向布殊Say No，但是匈奴和契丹，在大漠上只留下一堆荒冢。


反应愈暴力本笃愈分明
　　
　　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十八个月，在德国的大学演说，引述十四世纪拜占庭国王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番话。阿盖德正要从中取利，把恐怖活动的目标瞄准意大利，赶着去米兰罗马选购时装的阔太师奶，今年十月可要小心炸弹。
　　
　　本笃上台之前，波兰裔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从未公开评论伊斯兰教。若望保禄心中牵挂的是被波兰共产独裁蹂躏的祖国，其心中的国际战略也以反共为主线。
　　
　　「九一一」事件之后，当时的红衣主教本笃发表评论，还呼吁世人不要把恐怖活动「简单化地归咎伊斯兰教」，在教廷电台，他随即又加一句：「但伊斯兰教的历史确实含有武力倾向。」
　　
　　虽然引述略为凉薄，本笃的意思并非全盘否定伊斯兰教，而是指出伊斯兰教之中有和平暴力两股势力。九十年代之前的冷战时期，美国和梵蒂冈需要伊斯兰的恐怖力量抗衡共产主义，阿富汗的圣战组织受美国支持，对抗入侵的苏军。为了拉拢阿拉伯世界一起反共，历任教宗言词谨慎，但本笃上台，世界潮流易向，苏联垮台，冷战结束，「文明冲突论」抬头，面临阿盖德、塔利班、伊朗等恐怖势力四处点火，身为教皇对如此血腥和严酷的现实，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无法避免评论。
　　
　　本笃的讲话在欧美左倾知识分子和港台敲边鼓文人的眼中充满阴谋论，视为布殊霸权扩张的一篇战斗宣言。但平心而论，多年来天主教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保持对话，实现了几分和谐？欧洲和美国人民平和，社会宽容，可以任由伊斯兰少数族裔在他们的土地上建清真寺，回教社团学校，跟唐人街的华文学校一样，还有政府的福利津贴。但在阿拉伯世界，哪一个国家容许天主教徒建一座教堂？
　　
　　地中海两岸打了几百年十字军战争，既然伊斯兰裔和天主教势同水火，为甚么战后几十年来，西方的移民趋势，总是信奉伊斯兰的阿拉伯裔和巴基斯坦裔人移居英国、法国、德国领取福利救济，远远多于欧美的白人移居中东？当然，中世纪黑暗时代，教廷曾厉行宗教裁判所的信仰独裁，异端分子或女巫判处火刑，但那是过去的事。翻查历史旧账，没有甚么意义，要计较的是今日，而不是昨天。在阿拉伯半岛虽有一些小国如约旦准许基督徒公开参拜耶稣，颂读圣经，但美国的盟友沙地阿拉伯仍以法律禁止任何非伊斯兰教的宗教崇拜。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被「依法」剥夺。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达成大和解，先决条件之一是阿拉伯世界必须开放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自由信仰，容许欧洲的耶教信众来中东办教堂、宣扬圣经。与其歇斯底里地喊打喊杀，重演另一次丹麦漫画的暴力示威事件，不如探讨此一显浅而根本的问题。高科技电子信息发达，为甚么妨碍了人类的沟通和信仰的交流？既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同等宣扬和平，为甚么沙地阿拉伯不带头修改法律，准许建造天主教堂？不解答这条浅易如「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所谓十字军战争，在精神上就远远还没有结束。阿拉伯世界如果一听到本笃的讲话就喊打喊杀，反应暴力，岂不是证实了本笃的言论是真理？要否定本笃，只能反应平和，「笑骑骑」地跟他辩论，宽容对待本笃的重要讲话。

ieal

最近两天宝宝不舒服，一直闹着要抱抱，所以都没有更新了，大家不要介意哦。
上面有童鞋说他对大陆的看法带偏见，其实大部分香港人都这样的，有一股天生的优越感，这个随着国家变得强大，会慢慢淡去的，现在的话，随他去吧，呵呵

XIAOTUDOU

原帖由 ieal 于 2011-9-10 13:06 发表
十字军形象
　　
　　教宗讲话，又冒犯了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喊打喊杀，认定教宗想掀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在世人心目中有什么联想？战后五十年的荷里活电影，把十字军包上一层浪漫的糖纸。例如《劫后英雄传》，讲李察狮 ...

但是在地中海的彼岸，抗击十字军、「保卫」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民族英雄色拉丁才是偶像。色拉丁诞生在伊拉克北部的廸吉，与侯赛因同乡。侯赛因在巴格达竖立过一幅巨大的宣传画，把自己跟色拉丁画在一起，就像中国的马恩列斯一样，一边是坦克，一边是骆驼骑兵，意思就是他才是阿拉伯民族之魂的继承人，但是色拉丁是库尔德裔，侯赛因却是屠杀库尔德平民的凶手，对于这一层，伊拉克的老百姓是不许再查询下去了。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问太多问题，就等同不爱国的。迟至二十一世纪，荷里活的《天国骄雄》才还给色拉丁一点公道，让色拉丁跟十字军男主角奥兰度布隆惺惺相惜，平起平坐，但是太晚了。今天的匈奴，在中国早已灭族了，因此中国儿童的教科书只知道岳飞是英雄，中国人没有机会听一听匈奴那一边的故事。他们也一定有他们的英雄，但匈奴、西夏、契丹，还有什么鲜卑、花剌子模，这些在五十年代中国连环图里衣饰怪异的妖族，他们不是已经「同化」，就是连文字和语言都消灭了，他们的英雄故事呢？看《劫后英雄传》，不要相信十字军都像罗拔泰莱那样侠气纵横，同样，读中国历史，不要想象卫青、霍去病、岳飞，一个个都像郑少秋或郭富城。不过阿拉伯人比匈奴们运气好，他们活了下来，他们敢向布殊Say No，但是匈奴和契丹，在大漠上只留下一堆荒冢。

可以划为轮子了

ieal

可乐汽水里的上帝星辰
　　
　　百事可乐聘用了一个印度裔女人当总裁，年薪千万美元，也成为国际新闻。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角战，是国际商场最闻名的一场百年战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不但是美资之中的瑜亮名牌，而且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竞争精神，是才智和资金的决斗，高潮不绝，是市场学的必修课。
　　
　　论历史，当然是一八八○年创办的可口可乐老。一项成功的商品，在市场独领风骚，最惧怕的就是「形象老化」。像阿华田，很少人知道阿华田曾经是一九四八年奥运会指定的大会饮品，但今日已经成为「阿爷和嫲嫲」的养老恩物。可口可乐至今已跨越两世纪，怎样对付「形象老化」的问题？
　　
　　尤其是百事可乐这个对手，七十年代就以「年轻人饮品」为包装，不但商标采用了红、白、蓝三色，比起可口可乐的红、白两色丰富，而且一直走明星代言人路线，销量追了上来。
　　
　　可口可乐不敢怠慢，举行了一场「百事挑战会」，也就是所谓Focus Group的民意调查，叫几千人试饮可口可乐和百事，不让他们看牌子，结果大部分人都说，喜欢百事可乐比较甜的味道。
　　
　　这样一来，可口可乐慌了手脚，相反，百事发动了宣传强攻。八十年代，百事可乐宣传「百事新世代」，签署了歌星米高积逊和罗比威廉斯的代言广告。可口可乐销量开始下跌，不但被百事赶上，而且连同厂系列的其它汽水如发达和雪碧也不如，只占全球汽水市场额的两成四。
　　
　　可口可乐却用了老歌手冰歌罗士比做代言人，企图唤起美国人对家庭传统的联想，巩固可口可乐这个「国家名牌」，令人产生错觉：可口可乐与华盛顿总统一起，是国家之魂，国民的血裔身份，故意用「老饼」偶像对抗青少年歌星的形象品牌，可谓兵行险着。
　　
　　但可口可乐还是不敢大意，一九八四年，另行推出「健怡可乐」，少了糖分，针对纤体健康族。岂知这样一来，更显得原来的可口可乐守旧，「健怡版」虽然站稳阵脚，但主体的可口可乐却还是跌势不止。
　　
　　这时可口可乐只有破釜沉舟，更改百年秘方。一九八五年，推出「新可乐」（New Coke），参照百事可乐较甜的配方，与百事可乐硬碰。但是，可口可乐太低估市场了，两种口味相同的汽水饮品，不可以同时生存，可口可乐变身为「新可乐」之后，旧顾客大量流失，年轻一代还是钟情于百事，可口可乐前不巴村，后不看店，遭遇到百年不遇的大危机。
　　
　　「新可乐」全盘失败，可口可乐只有郑重宣布：「恢复传统口味的旧方」，并发表《告美国国民书》，为改配方一事含蓄道歉：「我们低估了国民对原来的可口可乐的激情（Passion）。不错，你们的热情令我们深为感动。对可口可乐原配方的激情，是一个可爱的美国之谜，就像爱国一样，有多深厚，原来无法衡量。」
　　
　　这段广告，用词精妙，以进为退，首先强调市场对可口可乐的忠诚，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激情——对不起，我低估了你们对我穿上那套旧衣服时的热爱，对不起，我换错了新衣——但主题是「谢谢美国人对我的怀念和忠贞」。化被动为进取，给自己找了一个美好的下台阶，恢复传统的旧配方。
　　
　　复用旧方，不会嫌「形象老饼」吗？经此一役，可口可乐公司终于明白了一条道理：对于可口可乐，原来全球市场最抗拒的感觉，就是一个「新」字。可口可乐七十年代时的口号：「真材实料」——It's the real thing——真的家伙，就像真理，真理何来所谓老饼不老饼？圣诞里的上帝，自希伯来时代开始，已经四千年，上帝有没有out？耶稣这个偶像，也已经两千岁，教会须要替耶稣重新打扮，让耶稣穿上T恤、牛仔裤、弹结他，用MTV来传道吗？
　　
　　通通不须要。原来当一个品牌找到了最受市场欢迎的定位，当自己变成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就不必惧怕「形象老化」。「新可乐」失败的经验，据美国市场学大师黎思（Al Rise）指出：就是跟随俗流，盲目追求「年轻化」，岂知道就像向天主教徒「介绍一位新的上帝」（Like introducing a New God），自己否定了It's a Real Thing的声誉保证。
　　
　　一项成功的品牌，如果有足够的自信，反而不会跟随所谓市场潮流，因为它本身就是潮流的缔造者。什么是「老饼」，什么是Young，由我来define，而永恒（Timeless）的感觉，是超越年龄的俗套形象学的。
　　
　　美国人对于旧可乐的忠诚，已经超越了时间，可乐的商标，已经不再是所谓的Trademark，而变成了Lovemark——像恋人在对方颈际留下的「咖喱鸡」。当市场对可口可乐培养成Passion的时候，就天长地久，无所谓「老饼」或年轻。身为跨国企业的大老板，花了几亿美元推销一种失败的New Coke，买来一个教训——你不再老化了，因为在消费者心中，你已经是上帝，而上帝也有老花短视、失去自信的一刻。
　　

想哭的白高敦
　　
　　英国财相白高敦接受天空电视台访问，讲到四年前，他十岁的女儿病逝前后的一段难忘日子。白高敦说起亡女，语带哽咽，目有泪光，眼泪在眼眶里泡着，抵抗着表面张力的挑战，表现了「人性的一面」。换了一个滥情而头脑简单的社会，白高敦的表现，一早就赢得舆论的「好评」：「柔情大丈夫」、「丈夫有泪不轻弹」、「财相也是个普通人」之类，领袖元首用一张哭丧的脸孔，随时可以收买几千万人心。但是白高敦投错了胎，他在英国公众面前来这一套，是低估了英国人的智商。英国的博客一片劣评，舆论说这是一个「刻薄的白高敦剥削一个死婴来攫取政治利益」（A cynical Brown exploits dead bady for political gain）。一个博客说：「不管白高敦垂泪的动机如何，不论他是柔情万缕的父亲，还是情绪波动的怪客，他当首相是否称职，他的政纲有没有内容，才是选民判断这个人的标准。」另一个说得更干脆：「在电视上哭泣，不是英国人的所为（Crying on TV just ain't British）。如果这个人在英国生活，就要懂得我们的价值观，挺直身子吧，衰仔。」
　　
　　说财相剥削死婴，是有点凉薄了，但Crying on TV just ain't British，应该是今年的最佳金句。英国人是冷静而理智的民族，有一种隐藏情感的超人的本领，对于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很有研究，奥丝婷小说《理性与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就是一篇哲学的论文。在纳粹轰炸的时候，伦敦人天天捱炸弹，秩序井然，黛安娜王妃逝世，国葬场面，国民虽然敬爱王妃，一片沉静，没有成千上万的蚁民扑抱棺材泣叫「主席啊，总理啊，您不要离开我们啊」之类的场面。不是无情，而是理性得超凡入圣。只有不轻易集体失控哭泣的国民，才算真正的国民，而不是可怜巴巴的所谓「老百姓」。白高敦在电视上的眼泪，如果是真的，恐怖战争当前，固然不可以选这种情感脆弱的哭鼻子男人做领袖；如果是演技，他连死去的女儿也不放过，要用来做竞选的一张牌，这种冷血动物，还他妈的配做首相吗？白高敦不含泪，还会选他，他来那么一下子，侮辱英国公众智慧，偏偏就不要投他一票，这副卖相，在中国、台湾、香港，甚至美国，对于成千上万的师奶，无疑都很「杀食」，就是因为如此，免开尊口，就是不可以投白高敦一票，民主的理论一点也不深奥，有时只依靠一点点简单的逻辑。


太空旅行
　　
　　美国一个女富豪花了两千万美金，乘宇宙飞船上太空旅行。女人有了钱，应该是这样花的。两千万美金，合港币一亿六千万，上太空飞一回，无论如何，应该比包一个拉丁舞男贴面学舞更有气派。上宇宙飞船，要经受苛刻的太空飞行训练。在宇宙飞船的圆形模拟舱里，一片雪白，坐上一架驾驶座椅，绕着三百六十度，转得愈来愈快，像小时候的木马游乐场，把一头马尾的长发旋成一朵黑色的星云。
　　
　　二千万美元是这样子花的，在高速的旋转中寻找日裂星沉的结局。摧肝裂胆，迸血撕心，在地球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痛苦和快感，叫人悲欣交集，涕泪交零。训练的时候，由美国太空总署委派的教练，长得不像汤汉斯，也有点毕彼特吧。他的严苛，他的斥喝，他一丝不苟的纪律要求，或许别有一种精纯而疯狂的性感。当她娇柔的身躯难以承受无重状态的动力，他是如此的不解温柔，一点也不懂得呵护体贴，但是在科学的宇宙里，愈残酷，却愈是关爱，他的铁石心肠其实是一腔衷情，他的叱骂就是情话，他的手令就是情书。因为在宇宙，地心吸力不再存在，一切都是非颠倒，他只是把你送上太空的那个人，灞桥泣别，风萧易水，在离别之外别有一片星光璀璨的境界，大象无形，大音无声，在宇宙终极的大爱却是无情，叫人在迷惘中难寻究竟。情的定义不就是这样的吗？
　　
　　当世界由拉丁舞的红裙裾旋转成一丛光灿灿的殒石雨，如果你有两千万美金，你要舞池地板上的那团玫瑰，还是仰头伸手摘天上的星星？花两千万美金购买的激情，无笑无泪，无晦无明，没有男人的体温，没有他腮际的古龙水的余馨。教练环抱的手臂和贴面的须根，只是一场史诗之旅的序幕，而不是故事的本身。在发射站倒数，一飞冲天的火焰，一切情障都遗留在下面，包括他带有点虐待狂的野兽般的眼神。在千钧重压的痛苦之后，红尘落定，星河泛起，肉体迸散，灵魂浮漾在处女般晶莹的空气中。经历两千万美元之旅再回来，就会说，一切肉体的欢娱，我不再需要，我拥有过昏眩欢醉天国地狱生死边缘的最圣洁的高潮。
　　

桑妮娅
　　
　　意大利电影界准备开拍一部名人传记片──嫁给印度的一个意大利女人，她名叫桑妮娅：印度前女总理甘地夫人的媳妇、前总理拉吉夫甘地之妻，现在，轮到她的儿子拉胡，准备进入政界。一个意大利女人嫁到印度，像一片蔚蓝的天空，衬上一疋玫瑰红的丝绸，如此感性秾艳的姻亲怎么可能？她的丈夫的外公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传闻与英女皇的叔父蒙巴顿勋爵的夫人有一段奸情。她的家姑甘地夫人，是尼赫鲁的女儿，出身印度教种姓的望族，嫁给一个伊朗裔的拜火教徒──男方后来改姓甘地，只为了企图攀附尼赫鲁，因为如果甘地是孙中山，那么尼赫鲁就是蒋中正，甘地夫人的出身相当于印度的孔祥熙。甘地夫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拉吉夫在剑桥读工程，认识了女同学桑妮娅。当时她在念英国文学，出身严格的天主教家庭。拉吉夫没有毕业，但他有一对大黑眼睛，纯真的笑容，桑妮娅与拉吉夫回到印度，甘地夫人正要扶植儿子做继承人。
　　
　　除了意大利文，桑妮娅精通英、法、西班牙和俄文，她不喜欢肮脏的印度政治，嫌太多擦鞋仔。六十年代的尖沙嘴，香港人都有跟印度人做生意讲价的经验：一张诚恳的脸孔，隐藏一心窝狡狯的算计。桑妮娅来到南亚，衣袖还带着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一星残香，就像白雪公主走进了森林，如何适应谄媚诡诈的印度政治──幸好她没有嫁去远一点的中国，否则她会发觉印度的政客其实都像雪姑七友卡通片里那七个小矮人那么纯情。桑妮娅的儿子拉胡，在印度精英的圣士提反书院毕业，留学哈佛，再转往剑桥，得经济硕士学位，九十年代，他在伦敦任职某管理顾问公司，其英国上司说他「很聪敏，但不是领导人才。」什么是真正的Blue Blood？看看这等叫人眼花缭乱的履历，只不过是一个「阿差」的世家，但就像一碗椰汁拌和了羊肉红咖喱，加两片绿胡椒，两块烤饼，加一杯地中海的红葡萄酒。这一桌佳肴佳酿东西方感性Fusion的连续剧，比什么大宅门之类气魄璀璨万倍。有一张拉吉夫十岁时跟外公尼赫鲁的黑白合照，两人站在英国殖民地宅园的拱门下，门外是一片庄园，尼赫鲁搭着小孩的肩膊，在晓以大义，小拉吉夫一脸好奇地仰视着外公，一部史诗家族的好戏，聚然在一个意大利女人的一身玫瑰红，谁能导演呢，连逝世的大卫连怕也担不起如此沉重的镜头。

ieal

朱门酒肉臭
　　
　　中国电影亿万金元泡沫化，所谓第五代，老了之后，受到中国政府招安，一个个成为「国家级」大师，进入了「建制」，亿万元人民币的成本，纷纷打造巨片，为中华民族的盛世「献礼」。中国导演与官方一起「夜宴」，把一帮「第六代」的新进们挡在门外，年轻的一批，只好在三峡的难民故事、重庆的横街窄巷去捡破烂。中国电影一点也不「无极」，而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化」：不是亿万金元的「黄金」追逐汉唐秦始皇的梦幻宫廷的古装巨制，就是两百万元低廉成本的民工盲流没衣穿没饭吃的当代故事，在石头里极力榨两滴笑声和泪水，换言之，没得抽昂贵的大麻和海洛英，在街头捡捡烟屁股，也自得其乐。
　　
　　然而「第五代」中国导演搞「盛世大片」，把「第六代」的年轻新进挡在电影的门坎外。「大师」们被中国官方请进了京城殿堂，闭门夜宴，电影学院出身的新进师弟门，没有入场券，只有在可可西里那样的荒野打野食，这是哪一门「夜宴」呢？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一幅天国与地狱的「折堕」图卷。中国电影，举世周知，必须经过欧美白种人的表扬，才算有地位，就像兰桂坊里的菲妹搭上一个美国记者，才在菲律宾的一干姐妹之间有点头脸，因此「殿堂派」沉迷美国的奥斯卡，你拍我也拍，吵吵嚷嚷，硬要挤进比华利山的星光大道。美国人烦了，把手一伸，每个国家的最佳外语片，只准参选一部，于是最佳外语片的中国选拔提名权，又落在中国当局的手里。「第六代」的年轻导演，反倒在欧洲影展的饭桌上分到一杯羮。欧洲人比较欣赏中国贫民家破人亡、牵衣乞食，哭哭啼啼的情感──如果那也叫做情感的话，因此「第六代」们趁年轻，还可以在夹缝中拚出一条生路，虽然有时会动动天安门什么**题材的脑筋，把中国惹毛了，片子充公，下令导演五年不准碰卡马喇。但是当「第六代」吃饱了一些，步入中年，肚腩开始发福，也想当大师，他自然也会转敲汉唐的黄金盛世的宫廷大门，当成本由三两百万，暴增到「一两个亿」，中国官方把那道帝皇夜宴的大门给你打开一条缝，挥挥手，来，这边有好吃的，来，坐下吧，那时，他还会在三峡重庆的外围捡烟屁股吗？因此大东亚电影，只有日本的黑泽明才是真正的大师。黑泽明是自由世界里的艺术家，不是一位自由行的食客。欧美的白种影评人，对日本人黑泽明的佩服，是真诚的五体投地，因为他们都知道，在星光大道的餐桌上摆一道盛宴，发帖给他，黑泽明都不要来，朱门酒肉臭，门外传来一阵中国的喧哗。


Que Sera Sera
　　
　　「积极不干预」到底是什么？原词却不是英文，是法语Laissez-faire。这句法文进了英语词汇，因为英文也很难道尽其中的神妙，法文的词汇，如Laissez-faire，译成英文，叫做Let go或Let pass，但英文的意思比较粗糙，Laissez-faire不止是普通的Let go，而是在冷眼看着面前的一条河的波浪，袖手而流露出一丝宽慰的微笑，这一点点附加的味道，英文说不出其中的深婉和温柔。英文里的感性盲点，搔不着痒处的，让欧洲语文来补充。例如电影《擒凶记》的主题曲，桃丽丝黛唱，叫做Que Sera Sera，西班牙文原文入词，虽然英文可以译为Whatever will be, will be，但英文原句发音噜苏，Que Sera, Sera，比英文多一分潇洒，闻其音如见其容，像看见一个小女孩在阳光下的公园里荡秋千，一高一低，她高高飞扬的裙裾和马尾辫子：「当我还小时，我问母亲，我长大了会怎样？我会美丽吗？我会很有钱吗？母亲这样告诉我：Que Sera, Sera，将来怎样，且由他吧，我们看不见将来，将来怎样，且由他吧。」歌词很浅白，哲学很深奥，没有了西班牙文的原文，就没有了这首歌。
　　
　　Que Sera Sera跟Laissez-faire一样伟大，不但得到一九五六年奥斯卡最佳主题曲，费城一支摇滚乐队，还起了一样的名字。美国海军的一架勘探飞机，一九五六年向南极出发，飞机的名字就叫做「Que Sera Sera号」，机上七名队员，飞机后来失事，折翼受伤，今天摆放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博物馆。今年世界杯，德国队准决赛时射十二码，德国的球迷很紧张，为了给国家队打气，也为了万一输掉给自己解嘲安慰，球迷在观众席上唱起了这支歌。Que Sera Sera，是比Laissez-faire更通俗的字眼，令人想起一九五六年：希治阁、冷战、匈牙利事件。要解释，可要写一篇论文：这是世上一切懒人不思进取的借口，一切命运早有安排，人的意志是很渺小的，我们完全不必担忧将来，在哲学上，这种思想叫做「决定主义」（Determinism），是十七世纪德国哲学家莱比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的，他认为，宇宙间有一股力量决定了万物的荣枯，不以我们的判断和希望而改变。德国球迷在世界杯唱了这支歌，是向自己的哲学宗师致敬。比起中国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粗俗，Que Sera Sera，闪动着人世间至神极秘的大美。谁须要解释呢？听一遍桃丽丝黛吧，她最权威。


学一门南欧语
　　
　　一个女子的气质是怎样培养的？一条简单的秘方：出身上海世家，在香港读修女教会学校，除了英语，学一科拉丁系的语文：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比较适合一个少女的口味：明快的音节，繁丽的文法，说得快时像一阵美丽的吵架。学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会把一个少女在青春期聒噪的心情和吱喳的八卦引入正途，与其浪费麻利精尖的口舌在说女同学的是非和评论男体育教师的脸孔，不如把这时期的才华用在一门阳光灿烂的拉丁系南欧语文之上，女子有过人的语言天才，那一阵如音乐般的听觉美感，在十六岁时学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衬托着她洁白的牙齿和明亮的眼睛，比起考取八级钢琴文凭，请相信我，这是一笔与众不同的嫁妆。只学好英文是不够的。
　　
　　英文太过理性，除非是女校的辩论队队长，不然只学好英文，将来长大了难免少一分女人味。多学一科拉丁语系就不同了；至于意大利文还是西班牙文好，则悉随她的性格决定，意大利文是文艺复兴艳丽的摇篮，充满阳光感，西班牙文比较令人想起宗教裁判所和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有点像一片漆黑的星空。然而两样都以拉丁同源：天主教堂的梁柱和中世纪的诗篇、鹅卵石的衖巷和多情的男低音歌手，学好一门南欧的语言，就像终身抹上一层嫣红的唇膏。女孩子的容貌是随着她年轻时学什么而改变的。音乐令她文静，英国文学令她娴淑，如果学日文，她会太像日剧里小百合般的一个长不大的东京女中学生，一味的「哈夷、哈夷」，礼貌是周到了，越长得漂亮，却越像变态中坑娈童的对象。
　　
　　但是学好意大利文或西班牙文却稍微不一样：在一个崇洋亲美的社会，当人人以为「外国」只等同纽约和旧金山，她拥有一点点与别不同的见识，当她身边的姨妈姑嫂喧哗地追逐米兰的名牌时装，她会一个人，低调地脱离这自由行的一群，静静地走开，以怜悯的眼光打量着眼前这一众浅薄的中国女人，因为了解，所以慈悲，只因为她孤独地比较认识一个真正的意大利。这一份荒凉的心情，竟然没有人分享。这就是一个女子的气质了，一份无人可以分享的凄美，直到她二十八岁，跟几个小医生律师之类拍过两三回拖，都觉得他们很渺小。她独自照照镜子，忽然觉得自己的双眼皮、大眼睛、阔嘴唇和有点黝黑的皮肤有点西西里。她开始狐疑她的前生是不是以地中海为家乡？她轻叹一口气，轻抚着一只小蓝宝石的耳坠子，为什么当年学了这一门外语？她期待明年春天去米兰的一次旅行，跟网上的一个拉丁男人的约会，他名叫Marco，他或许是一个坏蛋，但在玩 ICQ之中，他意大利文的情诗写得真好。

ieal

用厕所水浸养的一尾锦鲤
　　
　　迪斯尼乐园开幕一周年，生意不太理想，特区政府和美国人股东不和。特区政府说迪斯尼乐园当初预测的一年五百万人次远远没有实现，而且凭迪斯尼「带旺零售业」，也远远做不到，而且，门票太贵。
　　
　　这是迪斯尼的错吗？一年五百万顾客，是假大空的数字，但中国人喜欢假大空，什么「八万五」、「十年内让六成中学生升读大学」、「亩产万斤」。如果我是迪斯尼，哄诱特区政府割地签约，我也会投其所好，吹一个七彩的大气泡，就像骗一个无知少女上床，她说她想要天上的星星？好，我给你。所谓一年五百万人次，聪明的是吹牛皮的那个，蠢的是误信假大空急不及待就脱裤子的那个董特府。
　　
　　至于「带旺本港零售业」，一向是特区政府自说自话。迪斯尼离尖沙咀很远，离大澳很近。进迪斯尼玩的大陆游客，一家四口，要付近一千元来回机铁的车票，才可以到尖沙咀去狂扫一通欧洲名牌。大澳却近在咫尺，寄望迪斯尼「带旺零售业」，不如在阴澳和大澳之间建一条高速公路，让大陆游客在巡游完毕之后，乘车进大澳吃一轮海鲜，再买两条咸鱼、几瓶虾酱，带回东莞做手信，更加实际一些。
　　
　　但「两澳」之间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带旺零售业」又从何说起？当初割地赔款，以为鸿鹄将至，完全是特区政府一不谙经济、二不懂市场一厢情愿的绮梦遐想。如今一觉醒来，但见自己衣衫不整，床枕凌乱，美国人嘴角叼着根香烟，倚着窗户，一身黄茸茸的体毛，嘴角发出不屑的冷笑。自己摸摸身子，发觉一夜狂风，今朝「已非完璧」，此时再嚎啕痛哭，一把扑向那个洋汉子，寻死觅活，有什么用？这样的闹剧，在上海的衡山路一带，或北京的三里屯地区，每个周末不知发生多少，给洋人讨了便宜，有损「民族尊严」，但「国家」也管不了，因为谁叫你那么蠢，相信他可以给你办绿卡，相信他在加州有一座养马的庄园，与布殊和洛克菲勒家族是邻居，谁叫你相信他可以伸手就为你摘下美利坚夜空的那几颗明亮的星星？
　　
　　迪斯尼开幕一年，业绩不好，把个特区政府搞成一个怨妇。但迪斯尼这个浪子，虽然骗取了董特府及其「问责班子精英」的政治贞操，自己也赔了不少米饭。在香港，或在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建迪斯尼乐园，未必是明智的决策。
　　
　　因为迪斯尼是美国中产阶级消费潮流的代表。上迪斯尼，美国人携家带小，心情欢快，迪斯尼园内的许多游戏，都与童话挂钩。主题意识强调正义、勇气、友爱、诚信，像小飞侠大战铁钩船长，像雪姑七友战胜巫婆皇后，这一切，是美国人开国以来的信仰，亦即所谓「价值观」。玩迪斯尼乐园，必须认同这套思想的软件，一家大小，才可以尽兴。
　　
　　但亚洲不同。亚洲人不相信正义和诚信，尤其是以两千年儒家文化为本的中国：诈骗、作伪、贪婪、自私、人际关系是一条条利刃和飞镖的暗器木人巷，亚洲人把这一套，称为「亚洲价值观」，九十年代，喧嚣不可一世，以为「亚洲价值观」可以跟欧美的契约精神分庭抗礼，直至一场金融风暴，把「亚洲价值观」痛击得落花流水。
　　
　　在这种土壤里，怎样结出美国中产阶级认同的博爱精神？博爱就是迪斯尼乐园的主题，在亚洲开迪斯尼园，只有东京成功，因为日本与欧美在人权、民主、宽容方面，属于同一阵营，日本人游迪斯尼园，除了不会随地蹲踎、吐痰、喧哗，迪斯尼园的仁爱主题，日本人懂得欣赏。
　　
　　投资开拓新市场，是要研究当地的文化土壤的。家乐粟片（Kellogg's Cereal），是另一个例子。家乐是出品粟片的跨国企业，粟片是欧美通行的早餐，把一大盒稻麦造的干片倒在碗里，加牛奶、纤维丰富，是健康的食品。
　　
　　八十年代，家乐粟片在美国占有了同类产品的四成市场率，每年营业额六十亿美元，董事局雄心勃勃，想同时进军世界十八个国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其中一个目标，是印度。一九九四年，家乐投资六千五百万美元，在印度推广其基本产品，也就是Corn Flakes。孟买股市联交所主席对于此一巨大投资，反应乐观，指出印度九亿人口，只要占有百分之二市场，就是一千八百万消费者，超过美国全国顾客的总和。
　　
　　但是，印度人的早餐，传统牢不可破，印度人清晨喜欢吃热泡菜做早餐，吃了五千年，家乐面临的问题，不是推广一种新产品，而是打破五千年习俗，介绍一种全新的西式早餐文化。
　　
　　印度人最初贪新鲜，买了一包回家吃，但消费力无以为继，因为家乐粟片太贵了。家乐不肯减价，还推出不同味道的其它产品：杂麦、甜米、朱古力等，最后还因应印度人口味，把芒果椰子的味道加进去，然而太迟了，印度人一家大小，九亿人口，纷纷摇头。
　　
　　在欧洲开中国餐馆，咕噜肉、北京填鸭，也非常流行，但中国甜品如芝麻糊、千层糕、老婆饼，在欧美永远打不开市场，也是同一道理。文化的习俗牢不可破，投资者不要以为用天文数字的资金，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DNA。
　　
　　迪斯尼在香港的指数，跟印度的例子有点相似，但尚未全输，还「有得搏」，因为中国人始终在骨子里，媚美崇洋。千万不要让米老鼠穿上唐装，像家乐粟片加上芒果和椰子，那样中国人会看不起你。
　　
　　至于迪斯尼的价值观，对中国市场才是一个问题。能花得起钱带一家大小，付那么贵的票进场的，都是贪官，贪官家长不会认同诚信和公义，迪斯尼的主题，对牛弹琴，长远来说，不是迪斯尼园的食物要加开狗肉煲、烤田鼠，就是全盘撤退。不信？再看十年吧！


日式创意
　　
　　唯一能打进欧美时装市场的亚洲品牌，是以淡朴著称的无印良品。当其邻国的电影大师们一个个在追逐银幕上狂红暴绿的视觉淫乱，以为「色彩」代表所谓盛世，早在明治维新就已经走上一条现代之路的日本，在设计学方面，已经跟欧洲建立了品味的对话。日本的设计，从一巾手帕，一套厨具，到一间科学馆，一座人工的城市，都有一种执着的整洁感（Neatness），意念非常明确，从大脑到指尖，执行时环环相扣。准确完工，简单而纯净，超越了俗艳的物质名相，万千创念，最终彷佛都与奈良的一座佛寺的一响钟声融汇了禅机。日本的设计家非常爱惜他们的传统。
　　
　　他们知道，论色彩之竞逐，他们比不过拥有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蓝天碧海、土黄的圆拱和洁白的廊柱，意大利人由达文西到Versace，都拥有对色彩全球独步的诠释权，日本人如果强跟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品牌争艳，只会沦为暴发的第三世界大国，即使有钱，也不会受到尊敬。然后是沉郁了。这一种风格，是条顿民族的日耳曼和英国人的强项。很少人能把深棕和浅灰穿得那么权威，把普蓝或黑色披戴成卑斯麦或蒙巴顿的名将帝王。因为德国和英国富有哲学和理性的厚度，他们懂得沉淀一切激情，在颜色方面，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品味无疑有点沉闷，但在普世还是赢得尊重，因为他们的理性和科学，毕竟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种可靠的Standard。那么日本人创意的位置在哪里？米黄的榻榻米，粉红的樱花，白色的纸鹤，浅灰的亭子和石径。
　　
　　日本人另辟洞天，从一个「淡」字着手，淡素就是含蓄，含蓄是东方艺术和哲学的大美所在，老庄的清逸，唐三藏和鉴真的空灵，茶道和书法，在一片素白的天地间，偶尔出现一丛玫瑰红和宝石蓝的和服的倩影，叫人暗吃一惊，那一点点扣人心弦的戏剧感的突破，犹如用一片以川端康成的空蒙衬托三岛由纪夫的一点点腥美的嚣狂。日本的设计，为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村平添妙趣，在留白的地方，日本的设计家懂得如何低唱一首凄美而欢欣的短歌。日本人无可辩驳地掌控了东亚文化品味的王权，把庸俗得喧烂的色彩，留给其邻国的暴发户来追逐，或许，这是罗浮宫里敦请游客不要那么喧哗的告示，以一行孤独的亚洲文字书写，却不是日文的其中一个潜在的理由。


男人之寃
　　
　　在香港，做一个男人很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会受到一种很奇怪的歧视──当他年满三十之后，不论是单身、拍拖还是已婚，整个社会都认定他一定有丰富嫖妓的经验。一个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港男，如果他说：他至今从来没有嫖过妓，周围的朋友和同事的反应，最先是一阵静默，然后是一阵哄笑。他们绝不相信，香港没有不嫖妓的男人，而他又不是同性恋者。这座城市原来笼罩在一股很浓厚的「嫖妓氛围」里，不但一些地理名词，像尖东、深水埗、砵兰街已经跟嫖妓两个字挂上了号，连「上深圳、去东莞」也是「北上寻欢」的暗号。冲凉、按摩、揼骨，这些词汇，跟「得闲饮餐茶」一样，深入香港的日常语言。天天使用这样的粤语，令一个三十岁的香港男人，不论是穿汗衫的小巴司机和送货员，还是一身名牌西装的会计和「Sale屎」，尽在不言中，都沾上了一身的「叫鸡气」。
　　
　　对了，为什么广东话把嫖妓叫做「叫鸡」？这两个字的音色很嚣张，不论在听觉还是视觉上永远充满喜剧感。在讲求礼仪的上一代，这个俗词绝不可随便宣之于口，是那么猥亵而粗鄙。但今日，从十八岁到六七十岁的女性，都随时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第一次跟一个女同学拍拖，谈到亲密的家事，她会低声悻悻地说：「我阿爸唔系咁顾家，个个星期赌马，又时时上深圳叫鸡。」黄昏时分，当你听见你心爱的人在尖沙嘴海边的长廊说出这个词汇，会不会觉得突兀？但她依偎在你的肩膊，一双大眼睛失落地看着对岸污染的大气里的一排迷厦，不错，她的忧郁、气质相当迷人，但是她说出那两个字时竟如此自然，虽然只是她的父亲，但总是教人觉得杀风景。「你呢？你有冇叫过鸡？」她突然反问你。你说没有。她笑了：「鬼信你，读Medic嗰个阿文，同埋读Law嗰个阿Mike，系人都知，佢哋成班人时时上深圳叫鸡的。」你觉得有点侮辱，坚决否认，但她竟不相信：「就算有又点吖，男人嘅嘢，好正常啫。我希望我哋好咗之后，你以后只系有我一个，咁就够咧。」然后她在你的胸前依偎得更深了。你很愤怒，但可以怎样？一把推开她，说：「Let's sort out this first.我从来没有嫖过妓，我最讨厌嫖妓」？你只能默默地在心中流泪抗辩你的清白。但全香港，都不会有人相信你──一个男人，活到这把血气方刚年纪，他妈的，竟从来冇叫过鸡？


La Tristesse
　　
　　《穿Prada的恶魔》一片，女主角梅丽史翠普是当然的人选，她扮演嚣霸而不快乐的杂志女主编，对女助理有一股虐待狂。但如果不是史翠普呢？次选还有一个，就是格兰告萝丝（Glenn Close）。告萝丝也可以演活这个办公室的女魔头，但却没有史翠普好，因为比起史翠普，告萝丝的气质少了一丝淡淡的成份，叫做悲伤。用中文来形容，是略为躁浅了，不是悲伤，是Sadness，或许连英文的Sadness，也太沉重了，其实是法文的Tristesse。因为这个人物外强中虚，她事业成功，手握全球时装潮流浮沉的大权，但却被老公抛弃。一个女人再有事业，如果没有婚姻或情感，始终像一只五彩的气球，升到九天云雾之外，还是要爆破的，只是那小小的爆破声，在人间仰视的人看不见，也听不到。史翠普的脸孔有那么一丝淡淡的Tristesse，这是她半生作品熏焙的一坛味道别致的酒精：《苏菲的抉择》、《非洲之旅》、《此时此刻》，她演惯了抑郁的中产女子，那一股细说从头欲道还休的Tristesse，溶进她的血液，化入她的眼色，即使展靥一笑也像一盆愁意笼芳的秋菊，开在一个重九的黄昏，而且只是她一个登高，最终身边没有一个陪伴的人。
　　
　　这一个品牌的伤感，除了史翠普，只有法国的嘉芙莲丹露。然而史翠普的伤情很纽约，上承比媞戴维丝一挥腕吐出的一缕深长的青烟，而嘉芙莲丹露的Tristesse始终比较巴黎，沾染着一点点华贵的枫丹白露。换了格兰告萝丝，怕演不出其中的深婉。一个出色的女演员到了中年，变成了一炉香，金炉也熏了一重烟黑，炉灰积得很深。不要问她如何熬成此等境界，除了观摩参悟剧本的人物，也有许多喜怒哀乐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婚姻、儿女、片约、跟制片家的种种谣传，站在日落大道上，她披历了无数的艳阳和夕矄，一直到了天凉好个秋的这等年龄。银幕以外的故事，比银幕上的许多剧本角色更叫人喟叹。所以许多女明星老去的传记：像柯德莉夏萍和慧云李，都像一册简约的红楼梦外一章，贯穿其中的就是那么清秀而精腻的一个法文字，叫做Tristesse。关于玛莉莲梦露的书没有这个主题，她活得不够长，她的见识不够深。梅丽史翠普也到了传记的年纪，一切只欠最后的收场：在遥远的地平在线，她的背影要消逝得漂亮，这退场的Finale却由不得自己来选剧本。La Tristesse──怪不得连忧伤也是阴性的，法文中只有这个字是那么女人，像一个小阳台的公寓，一只青白的手腕，当她倚着门栏，吐出一口黑猫香烟的长长的悲伤。


景点和合石
　　
　　十一黄金周，香港导游开发新「景点」，带大陆旅行团去和合石参观。殖民地很罪恶，香港的前殖「景点」，铲的铲，拆的拆，像雀仔街、域多利差馆、天星码头，旧的「景点」拆光，新的「景点」还没来得及「开发」起来。和合石的新景点头炮，为什么不可以？首先，正如《摘星奇缘》捧红了伦敦的诺定山，和合石是香港国际名片《香港制造》的著名外景：有一场戏，片中的男主角李灿森跟他的女友，到和合石去观赏日落，但见一抹斜阳，照在高高低低的千万座墓碑之间，意境甚为高远，全欧洲的影评人觉得，这一场戏体现了德国康德哲学的道德困境，还有法国思想家傅柯所说的人与上帝之间对话时失去话语权的哽咽与苍茫。香港的新旅游景点，不妨由和合石开头，搞一个新意念，叫「生死逆向一条龙」。
　　
　　参观了和合石之后，可以把大陆客带到哥连臣角火葬场，让大陆人士了解，除了和合石这个香港人的遗骨平台，香港还另有一座火化基地。遇到有死者刚好要火化，死者亲属，不妨把「按钮权」卖给黄金周的旅行团，就地投标，一百元底价，让「内地同胞」们出了钱，亲自按钮，尝一尝把一个香港人亲自送进窑子里火化的那种「老子在文革时期上山下乡，你们香港人却在殖民地统治下大鱼大肉，今天香港要靠我们输血救济，你都恶得耐啦」的快感，一句「送你归西喇」，手指一按，这样的节目，会很受欢迎的。然后往回走，参观香港四大殡仪馆香港、世界、万国、宝福山，由导游讲解，当年许多香港名人，像林黛、李小龙、新马仔、哥哥，都在这几个景点开放遗容供人瞻仰的。
　　
　　然后旅游车不妨跟随香港人的传统出殡路线图，兵分多路，或由鲗鱼涌前往柴湾永远坟场，或由红磡转往和合石，追思许多香港名人最后一段心路历程，就像游客去了耶路撒冷，亦必由彼拉多审讯耶稣的圣殿到耶稣背十字架走过的哭墙，到最后的各各他山，一条龙从头走一遍的。虽然旅游巴士上，偶会弹出来一句「挑，别看香港人死得阔，比起我们的八宝山还算不了什么」之类的凉薄话，然而大多数黄金周游客，是对李小龙和哥哥们怀有感情的，他们一路上会暂停喧哗，静静地慎终思远。放心把和合石永远坟场列为「景点」，永远不会怕地产商来收购。因为即使夷平墓碑，化骨扬灰，改建为豪宅「合石豪庭」或「和合帝苑」，千万骸骨寃魂作祟，呎价Mark几多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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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觉得LZ我很勤劳勇敢呢，呵呵，让分分来得更猛烈些吧（*@ο@*） ～


香港旅游业的武大郎危机
　　
　　十一黄金周，游客较去年同期少两万。反而美国新赌场相继落成的澳门，成为大陆游客如蚁附膻的新欢。今日的澳门，渐成「美澳共治」的国际赌城，美国人看准了中国官场贪腐是永恒的现象，只要有贪官，则澳门变身拉斯韦加斯后，金沙赌场一年回本，这是任何哈佛MBA理论都教不了的投资成功个案，令人赞叹。
　　
　　正当香港八年喋喋不休地在争论甚么「定位」问题，美国的赌城企业迅雷不及掩耳，早就给澳门的何厚铧政府准确地定了位。自由行游客对香港渐失兴趣。论欧洲手袋名牌，中国根据世贸条款关税日降，欧美名牌抢滩中国大陆，渐可以把香港这块租金高、工资贵的「跳板」一脚踢开。
　　
　　香港特府配合亲中舆论和地产集团，大力铲除香港历史记忆，把前殖民地旧建筑物一座座拆光，下一目标即为天星码头。当特区政府努力「变身」，在香港到处建商场，与广州、深圳的市容看齐；主动铲除「宜兴茶壶」的茶垢特色，为追求「政治正确」，游客南来香港看到的华文报刊比《人民日报》还左；街头见到的告示渐多简体字；特区的警察，由制服到气质，渐与大陆公安一致；一口半咸不淡的前殖民地英语，与中央电视台第九台字正腔圆的海归女新闻广播员相比，又不及人家的「兰桂坊」。特区自称「国际城市」自抬身价，哄骗大陆自由行乡巴佬游客，当人家一出国门，见识过真正的国际都市伦敦和纽约，就不会再上当，此为香港旅游业的深层危机。
　　
　　大陆人口十三亿，「先富起来」的广东企业家、上海陈良宇之流，腰缠数十亿人民币财产，都是具有国际出差视野的「公费吃喝尖子干部」，言必纽约伦敦，人望高处，对香港这座屈身逢迎的「伪中国城市」，固然不放在眼里。至于四川、湖南、东北等二三线地区人口，探头探脑地也争相出国，第一批不再回头，理应有第三四批补上，香港的黄金周游客按道理不会下降．但数字还是下降了，问题在哪里？
　　
　　因为贫富悬殊。华东沿海的贪官大款，今日在美加购置房产，眼界大开，内陆省分的穷人，由于土地被圈夺，资源受剥削，只能想想如何筹火车硬座路费上京「维权」，何来「旅游」雅兴？结果香港的黄金周大陆游客旅游档次，旧的不回头，新的上不了位，青黄不接，游客减跌，自然之极。
　　
　　可恨美帝趁火打劫，美式先进赌场文化抢滩澳门，利用中华民族亲美崇洋本性，瞄准了各省各地的贪官腐干的圈地肥膏和社保基金脂肪钱。除非香港也开赌，开创中港澳的赌局淫乱战团，否则只有在屏风后窥看春光的咂嘴吮手指的份儿了。
　　
　　说也奇怪，澳门的何厚铧从来也没有邀请过拉斯韦加斯的美国头子，联同澳门的亲中派举行过甚么经济前景的跨国高峯会，从不梦想化身为「华南知识经济平台」、「精英教育尖子平台」。澳门不搞「平台」，只跟美国人计算搞几张「赌枱」，美国人一来，大红灯笼、痴男旷女、掀褥抓枕，倒海翻江，一记「凤展翅」，一记「龙吸水」，就把大陆的贪腐资金像漏斗一样吸进贵宾厅的百家乐和轮盘桌上。美澳体位磨合，同步高潮，像西门庆潘金莲。香港这个武大郎还在街上巴巴的叫卖烧饼，卖到几时才可以「经济转型」？令人忧心。


喜剧家
　　
　　英国是一个盛产喜剧天才的国家。近一百年前的差利卓别灵，出身伦敦南部的贫民窟，开创了默片喜剧，掷蛋糕、打西洋拳、在输送带上乱装螺丝，都是差利的天才。差利用喜剧天才讽刺现实，早年的短片虽多硬滑稽，后来的长篇，却讽刺资本社会的剥削，创造了小人物的笑泪角色，《摩登时代》和《城市之光》，都是马克思的搞笑理论版。除了差利，后来还有一个弹小吉他的音乐天才，名叫佐治方比（George Formby），他长了一副刨牙，喜欢唱急口令于填词的滑稽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方比拍了几部打纳粹的宣传电影，挤眉弄眼的把战争的气氛弄得很轻松。战后，英国的喜剧明星更多，像早期的彼得斯拉，到最近演「非常凸务」的米高迈亚士。当中还有玩色情的「宾尼山」肥瘦兄弟。
　　
　　英国人看喜剧，没有包袱，从含蓄到淫贱，由差利的悲悯到宾尼山男扮女装在胸前装两只橘子的无聊，一概欣赏，照单全收，从来不会有什么教育家或道德学者跳出来指指点点，说这出戏教坏儿童，那出剧意识不良，因为上天特别眷顾这个岛国，令他们免受一种叫做「儒家文化」的古怪思想压抑。英文的Comedian，是有别演员的一项舞台专业。演喜剧的人才有这样专称，悲剧演员没有，可见Comedian之受社会敬重。西方对于喜剧，从阿里士多德开始，有一套成熟的见解：一个喜剧人物，比观众愚昧而渺小，他的错误，是供我们一笑而快朵颐的；一个悲剧人物，往往比我们高贵而聪慧，他的缺陷，让我们看见伤感而洗涤心灵。因此演员是备受尊崇的行业，尤其是 Comedian，跟Musician一样，他是一位喜剧家。英国的喜剧好看，永远有笑不尽的题材，例如最近几年的片集《小不列颠》（Little Britain），取笑有色人种、嘲讽女人、挖苦伊斯兰教、蓄意干犯一切「政治正确」的禁忌，电视剧集旺场──吹咩？言论和创作自由，冲垮了一小撮伪知识分子板起脸孔这也不准那也不许的「政治正确」教条，远东的一些时髦文人，像石梨贝的猴子爱捡起游客留下的没吃完的苹果核来吃，也喜欢捡起西方左派的唾沫，放进嘴巴里舔尝，他们也把洋人发明的「政治正确」挂在嘴边，而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文化包袱」，由孔子礼教到鸦片战争，由蒋总统到毛主席，已经快给压死了，还要愁眉苦脸戴上一副副鬼佬鬼婆的枷锁，看着也叫人觉得累。在研究问题时，英国人可以很Serious，看喜剧时，可以很放肆，可以「去到尽」。
　　
　　中国人做正经事，却不求精密，粗疏大意，差不多先生，叫他搞喜剧，他又说这也侮辱特首，那也对「领导人不敬」，这种国家，固然不可能出产第一流的思想家，也没有喜剧演员。欣赏喜剧，绝对要崇洋，要看就看真货色，至于「东方差利」或「香港活地阿伦」──他们不是没有才华，但活在一个愁眉苦脸的环境；自己活得惨，也不许别人欢笑，从来不明白喜剧的定义，把喜剧叫做「恶搞」，对这种闷蛋一族，你会知道，懂点英语，与国际接轨，真是好幸福。


中国为什么无法建立品牌？
　　
　　今日中国，北京上海的「小资」圈子夸夸其谈，最流行的一个名词，叫做「打造中国品牌」。
　　
　　打造中国品牌？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豪言更加虚妄。一个品牌的形成，像可口可乐和迪斯尼，要有内涵创意的「里子」和设计包装的「面子」。中国人最讲面子，但中国的货品，先不说冒牌抄袭的假劣货充斥，只论市场形象，那张脸皮，就没有什么令人惊艳之处，许多甚至见不得人。
　　
　　就拿中国今日引以为傲的「海尔电器」来说吧。海尔是中国最顶尖的外销品牌，背后以中国廉价劳工的血汗，出产的电器，由冰箱到多士炉，填补了七十年代的日本货，迅速打进了海外市场。
　　
　　然而「海尔」没有品牌形象。首先，这个名字的英文叫做Hai'er，一般英美人士很难发音。他们不知道中国「普通话」的「海」和「尔」两字连音卷舌之道。中间加了一撇也令人摸不着头脑。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产品，如何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在西方，一个永恒的品牌，不但发音简单，而且还有自然的音韵学，像Peter Pan——小飞侠，两个字都以P开头，叫做「头韵」（Alliteration），「彼得潘」是儿童故事的人物。两岁小儿最初学习发音，都由叫爸爸妈妈开始，爸爸叫做Papa，是人类不分国籍最共通的词汇。Peter Pan抓住了儿童的发音心理学，琅琅上口到今日。
　　
　　日本电器的名字虽然有点长，像日立（Hitachi）、东芝（Toshiba）、三洋（Sanyo），但音节分明，跟拉丁语系的发音很相似。一个好的名字是成功的一半，「海尔」这个名字讽刺的是，本来是自己加了一个洋文的包装，这个尔那个尔的，令崇洋的大陆消费者以为是外国货，岂知有朝一日要走出中国，把一个「咸虾」名字再译成英文，反倒不阴不阳。
　　
　　这就是中国品牌的盲点：缺乏创意，也不讲逻辑。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没有感情的创造和欣赏，只有情绪的喷爆和躁动；也没有理性的思维，只有强资的歪理。二千年的「文化传统」，难道就剩下一堆破烂？
　　
　　中国很难树立品牌，没有思想和创作自由，就不可能有新颖的设计意念，难怪中国大城市的歌剧院、机场、商场，不是法国人来动脑筋就是英国人 Norman Foster的二手翻版。
　　
　　到珠三角看看，就知道是一场设计学的灾难。酒家、酒店、酒廊，装修都是一个模样：浅黄的柚木地板、金铸的招牌、深绿的玻璃幕墙，霓虹光管永远是红、绿、黄、紫交叉闪烁，由夜总会到足底按摩店，到街上行走的少妇北姑的一身装束，英文叫做Kitsch，香港人叫做「娘」。
　　
　　欧洲和日本都一早崇尚简洁了，像「无印良品」，是日本服装打进欧美的高尚品牌，只用黑、白、米黄几几种朴拙的颜色，麻棉的料子。日本的设计师摸懂了欧美小资产阶级的口味：返璞归真，厌倦了目迷五色的物质消费主义，闲来迷上瑜伽，钻研达赖喇嘛的佛学。一切追求简约的潇洒，「无印良品」的朴素天然，就是为欧美小资产阶级的口味心理度身订做的。以名相之简单为精神之奢华，这种意念，本来就富有中国的道家精神。中国文化已经沦亡，日韩为中国保存了文化精髓，「无印良品」的设计意念，就是明证之一。
　　
　　中国的「品牌」没有一样过得了关。唐人街杂货店里的中国罐头，豆豉鲮鱼、午餐肉、回锅肉，那张叫人恹恹欲睡的包装纸永远令人想起「爷爷嫲嫲」六十年代在乡间等待着一罐寄自香港的花生油的那脸苦涩。五十年不变，这个世界经历了几番风霜？
　　
　　例如维珍航空公司，刚开业的时候，用了一个船头的半裸女神做商标，取其「乘风破浪」之意。但老板布兰逊很快就发觉，这个西洋航海的标志，欧美的市场消费者才看得懂，亚洲人觉得一个裸女的半身像，意带淫猥，因此马上换掉，改以简单深红色的一个「V」字的草书，像肯定的一个「剔」。
　　
　　世界的趋势，永远是化繁为简，得简易者得天下，没有人会逆水而就奥秘和艰难。中国的许多传统产品，像跌打药丸、咳嗽药水、什么露什么膏，由于是百年的家族老牌生意，喜把老祖宗创办人的一幅玉照用来做「唛头」，声明「注册商标，慎防假冒」，以为商标的图案，线条画得愈复杂，越难令人仿假，结果是一座座「百年老店」，都沦为老饼落后的象征。
　　
　　设计一个品牌，除了科学的管理、无私的效率，就需要天马行空无拘束的创作自由。有时自由前卫得过了分，市场无法接受，产品会一时滞销。时装品牌French Connection，在英国开店，简称，令人乍眼一看，语带粗鄙。消费者心中念这个字，都暗中无意了一声粗口，意念相当俏皮而幽默，引起一点争议，也正好变成免费宣传。
　　
　　中国人的脑筋，从小被「儒家文化」的教条包袱压得死死的，不许想象，不准颠覆，不准「恶搞」，连金庸收山之作，写出了韦小宝这样的角色，当初也招来大小道学之士的斥骂，表示「不理解」。三十年后，他们的大脑逐渐开化了，开始有人懂得欣赏了，还是要作者时时提醒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当一个创作人，比他的那个「市场」先进了三十年，这样的社会怎能奢谈包容和进步？无拘无束，先知先觉，往往受到的是排斥和惩罚，难怪中国游客一到欧洲，总是狂扫人家外国的名牌，到了巴黎，他们也决不会帮衬「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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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幻觉
　　
　　去过台湾，就会觉得台湾人已经不再是什么「中国人」──当「中国人」的定义，根据当前政治正确的潮流，专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长大的华人」。台湾有一股很浓的人情味。即使酒店的一个收拾客房的女工，都很有礼貌，她会常常真诚地对客人说：「抱歉」、「路要当心走噢」。客人带着孩子，她会开心地逗逗他：「好乖唷」，脸上绽开一朵朴拙的微笑，那个笑容，她的笑容，不是根据跨国酒店业的瑞士行政总裁的人事手册训练出来的空姐式的专业笑容，令人想起一九四八年南京一座大宅里的一个老仆人，还加上一点点昭和年代榻榻米间的一个阿巴桑。台湾的公函，正体、直排，行文很古雅，尊称「陈总经理志明先生」、「李厂长国强先生」，末端署着「行政院用笺」之类的朱砂公印。台湾人提出请求，说「拜托」，问到阁下的家长，尊称「老太爷」，问到你的儿女，还称「令郎」、「令千金」什么的。这些用语：劳驾、拜托、抱歉、老太爷、嫂夫人之类，是中文吗？
　　
　　不是，因为这一套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常用语文。去台湾，才发现台湾的老一辈人士──通常是外省人──仍在使用一套死去的旧中文。严格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因此，「繁体字」不是中文，「台端」、「阁下」、「老太爷」、「拜托」之类，也不是中文。「老子」怎样，「臭娘们」如何，妈个B顶你个肺之类，真正的中文，以电影《疯狂的石头》为经，以台湾以外的华文报刊的常用语为纬：像「打造平台」、「工程配套」、「开发景点」、「建设上马」等等。台湾令人觉得陌生。台湾人的书面文字和生活礼仪，民国年代的儒家涵养加日治时期的谨恭和谐。台湾人整天叫嚷「去中国化」，是很多余的。即使自称中国，台海的两岸，哪一个中国是优雅的中国，哪一个是伪劣的中国，已经令人没有兴趣再争论。眼前的现实是：总之「中国」不是善良和优雅的代名词。联合国承认的中国并不是台湾，外国人学「中文」，不，汉语，不必学「台端」、「阁下」、「老太爷」这类词汇，正如今天住在美国不必讲拉丁文。台湾使用的所谓中文，是一种「前中国」的中文，他们的人情味和礼仪，与中国没有关系，而马英九，一脸的端庄正气，他有半点中国人的味道吗？没有。赖昌星、周正毅、葛优，以及廸士尼园的自由行，才是中国人的真风格真面孔。台湾没有问题，中国也没有问题，时空倒错的幻觉，有如把人看成了猿猴，或把猿猴看成了人，这才是问题


经济繁荣平台的血肉铺垫
　　
　　密斗货车窄巷倒退，又撞死一名老妇。已经是连月来的第四宗，粗糙的社会，卑贱的人命价值观，如此「国际都市」，这等货车司机，叫人无话可说。
　　
　　民粹舆论，照例要扯到官府头上，指运输署有「责任」：一，没有及早颁令禁止货车驶进窄巷；二，没有责令货车装设「闭路电视」。
　　
　　然而，如果货柜车司机毫无尊重人命的意识，不论大街窄巷，一样会盲目倒车，八十多岁的阿婆，并非只现身于窄巷，大马路上就绝迹，司机莽撞，不论大街小巷，都会倒车杀人，又撞死阿婆，百分之一千，纯是司机一人的罪责，跟运输署毫无关系。
　　
　　禁止货车进窄巷，货车如何卸货？只有在巷口的大马路。大马路却又是「双黄线禁区」，停车卸货，叫那位刚从「展翅计划」毕业的司机兼送货员，把半吨重的货扛在肩上走一百米进巷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尚可称是意志的磨练，然而大马路上一塞车摆蛇阵，又轮到一众区议员出来喧哗，要求「改善交通堵塞」。
　　
　　只在巷口竖立告示，不准货车开进？以今日社会质素之刁劣，货车司机，开工要紧，「睬你都儍」，一定照样开进。要阻止货车「铤而走险」，必须在巷口设立路障，例如竖几根铁柱子，但万一巷内楼厦火灾，消防车抵达救火，却又驶不进去，届时确实没有一个阿婆被货车撞倒了，却又在火灾失救之下，另有十位阿婆葬身火场，舆论再次喧哗声讨，运输署又会变成杀人凶手。
　　
　　强行立例，要货车司机装置什么「闭路电视」？也不是运输署的责任。货车密封，闭路电视的镜头必须装置车外，日晒雨淋，容易损坏，货车东主，多半情愿把这笔钱，用在上东莞冲凉按摩之上，叫他们额外掏腰包负担此一天文数字之高科技额外成本，恐怕没有人会干。即使装了闭路电视，必亦有各种各样的乌龙虾碌，如将来又撞死两三个，原来是闭路电视没有开，或IT艰深，司机不懂操作，或屏幕视像不清，或司机原来早已偷偷把车内的电视屏幕改装成接放四仔光盘的流动春宫影院。在法庭上，法官问他「点解」，该刁民两手一摊，据理反驳：「我日日揸车，经元朗公路，过皇岗，去常平车货，闷都闷X死喇。点似得法官大人你份工咁爽，日日有得叹冷气，听讲你哋啲官一日到黑审埋啲牛肉干案件，审到闷，都喺柜桶底收埋一支威士忌，同埋一本龙虎豹吖系吗？」装什么闭路电视，固然会流为道具，那么责令多请一个「跟车」呢？雇主工资成本贵一倍，这个「跟车仔」，平时只是游车河，这一份风流工，将来还有「最低工资保障」，雇主多掏了腰包，只有把货物售价抬高，刺激通胀。何况根据「莫非定律」，即使多请一名「跟车仔」，跟车的小弟，人有三急，闪进路边的公厕，这往往是司机抓紧时间倒车掉头的时候，再撞死人，也就是这个空档。在一个贱视人命的差不多先生的粗糙社会，「经济繁荣」是要用无数阿公阿婆，父子途人的鲜血生命的铺垫成本「打造」的，这是中国的「国情」，一旦了解，就看破、放下，降低民粹躁火。


家教
　　
　　什么叫特权？像荷里活新进女导演苏菲亚哥普拉。
　　
　　她出生在影艺世家。父亲哥普拉是比华利山的国王，她的母亲是纪录片导演，表哥是男明星尼古拉斯基治，来她家晚饭的常客，从小就是史匹堡、卢卡斯、马龙白兰杜。
　　
　　还有前卫画家安廸华荷。她爸爸在菲律宾的一座热带森林岛开拍《现代启示录》的时候，安廸华荷带她乘直升机，她坐在这位Uncle的膝上赏览菲律宾风光，这一年她才六岁，遇上爸爸的布景被台风吹塌，严重超支而破产，她在菲律宾旅居，家中有补习老师来上课。
　　
　　她在加州艺术学院毕业，专修时装和摄影。毕业后在法国的时尚杂志见习。她在父亲的《教父》第三集里饰演小角色，但片子劣评如潮，影评人叫她还是回到时装行业比较适合。
　　
　　对于这样的履历，她只耸耸肩，说：「我只是比别人幸运一些，我从小见惯的只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大人。」
　　
　　所谓家教，是小孩成长的环境。住在屋邨，上下电梯的总是几个外貌有色魔嫌疑的小胡子猥男。到街上的便利店买一瓶酱油，途经小花园，看见几个维园老坑搔着脚趾畅论国事。随同染发的母亲上发廊，这位六岁的小女孩坐在一角，翻着八卦杂志，一面看着阿妈跟那个瘦得像一只小公鸡似的洗头仔在打情骂俏，他一抓一抓她的头发，水龙头洒在面盆，温柔地说：「啲水温度啱唔啱呀？」妈妈闭上眼睛，很享受地答：「添仔，系你校嘅水，几时都咁啱我嘅。」小女孩眨眨大眼睛，低下头，再看看娱乐周刊封面的肥肥和欣宜的母女照──这样的环境，大概培养不出一个创作人。
　　
　　二千年前，孟母三迁，其实早有古训。想子女长大，眼睛不带一抹卡拉OK的激光迷彩，讲话没有一层电视剧对白的街坊风格，举手投足，小女儿不要像北姑，小儿子不要像油麻地的冲凉揼骨客，家长不必都搬到比华利山去住，也不必都送英童国际学校，却必须小心营造一个合理的居住环境：搬去西贡、南丫岛、长洲、远离一点点人烟的地方，打开窗户看见一片灰蒙蒙的珠三角天空，几片模糊的帆影，少见一些人，对于阻止小孩成长时期面目可憎之演进指数，潜移默化的毕竟会有点用。
　　
　　然而像苏菲亚哥普拉，她小时候家人和宾客的那张名单，毕竟罕有得像威廉王子的家世，英文叫做Upbringing──有钱的家世，有很多种，下一代不一定十八岁生日就得到一辆开篷平治的礼物。苏菲亚说：「我只是比别人幸运一些，我从小见惯的只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大人」，这句话谦卑而得体──这份家教是如何修来的？只怕胜过所谓「亲子教育」的一百个名流电台访谈心得，这一样没有假大空，就叫做Substance。


基地中心，平台枢纽
　　
　　中国式假大空基因复发，继甚么打造「高科技港」、开发「中药基地」之泡沫吹波波后，按捺不住，最近又涌现一个最新的宏大吹波波名词，叫做把香港开发为「大中华教育枢纽」。
　　
　　董朝为香港「定位」，亲定香港经济之「四大支柱」，曾荫权时代，面向「九加二」，则又调整为「三个中心」，即金融、物流、旅游零售中心。四根支柱、三个中心，现再加一个枢纽，再掀一轮口水花热潮，再开几场论坛，请几位文化精英高官上台发表远见，会展中心和酒店Banquet Hall的租赁和酒水生意，咖啡、橙汁、虾多士、小三文治甚么的，看来明年还会很忙。
　　
　　香港如何「打造」为一个「教育枢纽」？说来好笑，完全是因为香港在万恶的殖民地时代，过渡期内，滥发大学经营执照，把大学一炮扩充成八家种下的孽。八家大学，资源一大堆，教席学额，人浮于事，为了竞争生存，只有北向哄抢尖子开拓商机。当年如果卫奕信和彭定康没有这么一愚弄，大学维持精罕的两三所，今日就没有这场「大中华教育枢纽」的美梦。
　　
　　教育如何打造「枢纽」？欧美的第一流学府遍地，特区自无跟人家比拼之理。唯一的市场目标，只能是中国大陆。但最近北大清华，尖子遭到特区学府以五十万一年的奖学金物质腐蚀诱惑，已经公开炮轰特区大学当局井水犯河水之「抢尖」无良，港方不思改过，还想进一步扩大挑衅，不知是甚么居心？
　　
　　把香港打造为「教育枢纽」，面向大陆，即使要与中国的「第一流学府」竞争，铁了心强抢尖子，就要用银弹，即「奖学金加豪华宿舍饮食一条龙」，如此则为本地大学校长加重扑水负担。
　　
　　不花银弹，学店商业经营，只收学费，当然可以招收如陈良宇的孙子一类的大豪客，增加大学商业收费，但以交学费挂帅，又难免冲击学术水平，届时一家大学，停车场停满了中国大款大学生消费者的开篷平治和「波子」，枢纽枢纽，不读书，专门泡妞，又令本地的大学生自惭形秽，影响学习情绪。
　　
　　香港自称「国际大都市」，最惨的是，吹着吹着，自己也相信了，硬要模仿伦敦纽约的「国际教育都会」的气派，而不知道中国的大学生，不论学业超群，还是消费力膨胀，一概：亲英、媚美、崇洋、慕外、恋欧、舔西，到大陆的书店看看，关于教育的畅销书：《我在哈佛的日子》、《剑桥留学杂忆》、《怎样留美毕业取得绿卡》之类，中国的大学生，不是三十年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不是盲毛，他们眼中的「国际教育枢纽」，只有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也就是纽约和伦敦，北大和清华，是通往这两大枢纽的跳板。
　　
　　曾荫权声称：「务实领导」。务实的教育政策，就是少说空话，老老实实，先「理顺」今天乱七八糟的大学教育问题：学额尾大不掉、副学士之争、英文和学术质素之监管，以及责令大学校长多扑点水，少点赶酒会拍集体照的政治活动，更重要的，特府高官，爱国富豪，少把子女往英美的寄宿学校和大学争相塞送，全叫他们在香港这八家大学升学，届时香港这颗「教育枢纽」，自然会内容充实，富有弹力，否则，香港只会是另一个平平无奇的「大中华吹水枢纽」。

ieal

来两个应景的，顺便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o^)/


中秋夜
　　
　　中秋节是中国最凄美的节日，只因为月亮的原故。中国的月亮很温柔：「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夕夕都成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国的月亮有许多高贵的名称：桂魄、冰轮，都不如太阴之凄绝，月亮是中国悲剧的一面永恒的镜子，月亮是中国神话的一座阳台，是历史的一帖带点薄荷味的灵药。西洋的月亮是恐怖小说的人狼嘷变的一场魔咒。所以中国人骂人忘本：外国的月亮也特别圆吗？把月亮当做争议的焦点，因为月亮是一镜皎亮的心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琼楼玉宇，碧海青天，中国的月亮把圆缺和悲欢共读，阴晴与离合共赏，中国的月亮是苏东坡的，西洋的月亮却很爱伦坡，外国的月亮是妖兽的眼睛，中国的月亮是神仙的镜魄，外国的月亮诡谲而暴戾，中国的月亮有一丝栖苦的清甜。外国人学习中文，会写一个「月」字，永远不可能明白其中光幻千层的悲怆。一部中国文学史凉浸在灰蓝的月色里，李白的醉意，李贺的梦境，周邦彦的绮思，苏轼的江水，中国的亭园能把月色玩得出神入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杭州西湖就有一座三潭印月，三个月亮的意境，比希腊逻辑学的三段论更令人迷惑。中秋节是孤独的，唯有寂寞才可以挹尝其中的清芬，就像许久以前《儿童乐园》的封面：一只黄灯笼的大月亮调皮地落在草坡上，小圆圆、小胖、黄聪，几个孩子在月下舞着灯笼，罗冠樵先生的彩图，孩子遥遥的笑语，观画听声，也是那么宁静。当中秋的月亮落在一片灰蒙蒙的珠三角烟尘之间，巅在四五十层楼的大厦丛里，在一片煲蜡的喧闹中，中秋的月色，经历了一个消费社会零刀碎割的凌迟。中秋不是让师奶和儿童、区议会的文艺汇演来一起同乐而分享的，大会的装饰，一片浅绿，一疋粉红，灯火辉煌中，艺员司仪在台上叫喊抽奖，记者在「采访」煲蜡火警的意外，抬头看看夜空，那是中秋的月亮吗？不，那是挤在你前面的那位屋邨师奶一条紧身牛仔裤背后掀露出来的一团脂肪肥肉，叫做八月十五。
　　
　　当月饼用冰皮来打造，中秋节变成了一夜的消费，八月十五的月亮，是一体化的珠江三角洲的一盏大光灯，像插上了电线，两百火，后面拖着一具发电机，映照着一座经济增长的平台。这样的中秋节，很工业化，还有一点点IT的梦幻感，在高耸的楼影之中，在灰蒙蒙的天空上，那样的月色像计算机的数码特技，四周的喧哗沉寂下去，耳边浮起草坡的虫鸣，在一座唐楼的天台，在几盏杨挑花灯下，在甜甜的月色中，踮着足尖，站在一张小板凳上，在水泥的栏河外，我看见了你。


月饼情缘
　　
　　月饼很高卡路里、脂肪和糖、猪油胆固醇，不合纤体瘦身潮流，但中秋节如果没有了月饼，就像无线电视少了一个沈肥肥，中秋的月色，一口咬下去，略嫌冰凉了一些，口感方面，有点空洞。中国的点心却唯有月饼一样，山传水递的最有前世今生的苍茫。月饼的铁盒子，从前的老人喜欢留下来，装针线、照片和重要的文书，藏在一张蚊帐硬枕的床底下，打开来，有军票、民国的证书、几张发黄的照片，小时见识过这般微锈的旧月饼盒，以后连月饼也像带着一丝苦涩的味道。是杨贵妃取的名字，明代以后流行，月饼这种甜品，太过荒老，比起哈根达斯的雪糕、许留山的芒果布甸，虽只一年一度，却总叫人吃得太沉重。从前上海人多，苏杭月饼的一路，饼馅有火腿、五仁、豆沙。
　　
　　苏杭月饼的馅比较有一点惊喜，精腻而酥美，像一团锦绣的江南璧玉。广东月饼主取莲蓉，油糖并重，如果苏杭月饼像《红楼梦》里的史湘云，那么广东这一路，有点像儍大姐。月饼的好处，是无论如何「现代化」，都非常的旧中国。坏处是，明明中秋是一个情感的节日，邓丽君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月饼的设计，为什么一点也不性感？哈根达斯可以把雪糕包装成情人约会的一口香甜，是一种Object of Desire，想到比利时朱古力就想到一段邂逅，把激情跟卡路里悄悄挂上了号，他在唇边沾着点雪糕的痕迹，就很想叫人用纸巾给他轻轻抹去，噗嗤一笑，一杯冰甜，不管是云呢嗱还是士多啤梨总令人心迷眼乱，充满了期待。
　　
　　但是月饼没有这样的Nuances──不错，就是这个字──月饼是一种没有什么回响和余味的食品，饼甜得太过火，莲蓉之外，还要拚命加冰糖，够了，就像中国的伦理悲剧电影，父母双亡，遗下两口破棺，一门孤寡，放声大哭，哭声延绵不断的就是一本戏，编导恍惚要银幕下的女人观众陪着把眼泪哭干方始罢休。月饼的甜，跟粤语残片里白燕张活游或黄梅戏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眼泪一样，绝对Over the top，甜腻与苦情的两头夸张，成为中国民间趣味吊诡的两极。月饼的好处是教人警惕节制，每年中秋，只浅浅的吃一口，而且，让一个情人掰下一小块，张开嘴巴让他亲自喂你。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爱你有几分？让他拈着一小块双黄莲蓉，一口吞下，唇舌咂着他的指尖，你展颜一笑，不着言诠：月亮代表我的心。

ieal

本来关于时事的评论，我是尽量不贴的，尤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事评论，可是这一篇写的真是甚合我意，所以，大家勉强也看一看吧，O(∩_∩)O~
我把这篇杂文发表的时间也一并贴上来，好让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大概了解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写下的这些文字。


台湾民主运动的泡沫化危机
2006-10-08
　　
　　台湾的倒扁示威，「环岛行动」没有甚么效果，又发动「双十天下围攻」，瘫痪双十庆典，号称发动二百万群众，领袖施明德沉醉在「民主」的光环中，誓要「创造历史」。
　　
　　台湾人的问题，正是已经处身一个民主宪政的新时代，还想「创造历史」。台湾的倒扁行动，虽然动不动就号称一百几十万人，但国际传媒，却不太感到兴趣。台湾是一个长期受尽外交孤立的「岛国」，倒扁行动的群众心理至为复杂，其中一层，正是想吸引国际注目，只有《纽约时报》、路透社、CNN把台湾的民主运动放在头条，台湾人才享有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精神满足。
　　
　　然而至今为止，事与愿违。为甚么？因为欧美的政府和传媒，并不认同台湾这场倒扁运动是人类自由民主斗争史上突破的一章。施明德号称「台湾曼德拉」，但今日的民进党政府并非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JI权。台湾人的愤怒和抗争，只是远东太平洋岸的一星小小的波澜。
　　
　　甚么样的民主运动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抗争？今年十月，是匈牙利人民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玩民主运动，想玩出一点国际水准，不妨回顾一下中欧这个小国半世纪前的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史诗。
　　
　　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匈共政府为前内政部长拉泽克举行国葬。拉泽克在史达林时代因为反对苏共「老大哥」独裁，遭到秘密处决。国葬有三万人参加，匈共领袖表示，要由史达林个人崇拜的专制中吸取教训。
　　
　　为甚么匈共会厚葬一名前部长？因为政治气候出现了变化。一九五三年，史达林暴毙，继任人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批判史达林个人崇拜的恐怖统治。匈牙利是雅尔塔会议中由英美苏三国领袖协议出卖给苏联的牺牲品，史达林时代的苏联钦点了一条忠实鹰犬拉科西当总理，取缔匈牙利各政党，捕杀知识分子，内政部长稍有异议，即遭秘密审讯处决。史达林死了，苏联的恐怖专政有所缓和，一向强悍不服的匈牙利人，觉得这时是行动的时候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大学生自发聚集示威，没有组织，没有领袖，只是要求苏联由匈牙利撤军，高呼民主自由。匈共政府下令……，但示威群众酿成暴动，军队不敢开火，群众在街头殴毙了一些秘密警察。匈共慌了手脚，让温和派领袖纳吉出任总理。纳吉站在人民的一边，同意推行改革，要苏军撤出匈牙利，并提出退出华沙公约国组织。赫鲁晓夫假意答应，指示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与纳吉斡旋，苏军刚撤出边界，忽然来一记回马枪，与一大批坦克一起突袭布达佩斯，残杀示威群众，……民主革命，纳吉潜入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苏军拘捕，秘密审讯后再处决。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的革命虽然失败，却为三十多年之后苏共垮台打响了信号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向自己的人民开枪，为苏联东欧大家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门示威，中国的极左领袖、副总理张春桥，马上想到了匈牙利的起义，把当时示威者拥戴的邓小平，称为「中国的纳吉」，指如果邓小平上台，必会复辟资本主义。

　　匈牙利革命没有英美策动和参与，因为当时英法两国正卷入苏彝士运河危机，跟埃及总统纳塞尔展开一场利益争夺的决斗。赫鲁晓夫出兵匈牙利，正是以英法出兵埃及为藉口。然而匈牙利人民起义之后，巴黎、伦敦、纽约、西柏林都有声援民主公义的示威。因为这是JI权与自由的对抗，匈牙利人反抗的是一个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史达林式军事独裁政权。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人联同总理纳吉，是创造了历史，因为这样的民主抗争，大气魄、大格局，是推翻一个残暴的制度，不是叫哪一个领袖下台。当时匈牙利人明白，他们反的不止是独裁者拉科西，而是要改写历史，把罗斯福和邱吉尔联手出卖给苏联的悲惨命运从头改写。民主运动必须有一个主题，此一主题必须黑白分明，是专制和自由的殊死决战，是为了挣脱身上的铐镣枷锁。台湾人身上，今日并无铐镣和枷锁，只有对岸的军事威胁，台湾今日的总统是民选的总统，施明德不是纳吉，陈水扁不是拉科西，而赫鲁晓夫那样的军队和坦克，还没有开进来。
　　
　　因此台湾倒扁运动的所谓悲情，是夸张而矫揉的，根本文不对题。人类历史上一切可歌可泣的抗争，由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到匈牙利的反苏革命，都是JI权的黑暗和自由的光明之战，是电脑的「零」和「一」的二元对立。台湾的倒扁运动，渐沦为一个岛国遗民的一股寻找身份的矫情滥殇，就像大陆的《英雄》、《无极》一类「盛世巨片」，空有阵容、色彩、资金，但故事空洞，情节犯驳，对白可笑，只是一群大陆电影工作者向奥斯卡抛媚眼的一厢情愿的自恋和单恋。台湾这场倒扁运动，越演越滥，领袖施明德，越来越像中国影坛关起门来追求「自我肯定」而接受一群见识有限的盗版电影观众盛世欢呼的「大师」。以欧美日本为主流的国际社会不是傻瓜，他们见识过战后六十年真正的人民革命，对于台湾倒扁运动这种赶时髦的亿万金元的大片，恐怕不会真心欣赏。陈水扁只要不出动军队，不让施明德当烈士，所谓「一旦我有甚么不测，你们不要停下来」这类滥文艺腔的对白，其感染力毕竟不可以跟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相比，台湾的这场「民运」，就会像中国的「盛世大片」一样，缺乏真正的戏剧张力，人物性格平面而浅薄，一场血癌、白血球过多、自我吞噬，而又根本没有真正的病毒和细菌，千军万马的拖下去，施明德始终不肯自焚，连高潮也没有，只会叫人打呵欠提早离场。

liquidator

这个家伙是有才,但我每次读他的文章就想到杨修.

ieal

女主播
　　
　　北韩试爆核弹，平壤的电视新闻，播报消息的是一个胖大婶。年约五十多岁，样子七分像谭兰卿，三分似《香港八二》里的顺嫂。中年发福，面目颇为慈祥。她念新闻稿时一字一句，眼皮下垂，紧盯着讲稿，没有正眼看观众。这是生死的大事，跟一个真神的面子攸关，谁敢念歪半个字？可以想象，在电视控制室里围站着许多杀气严霸的高级共干监视着──虽然多半是录像，录像带的资源必定也很匮乏，最重要的是，念对还是念错，代表一个新闻主播的「爱国心」以及对「亲爱的领袖」的感情。
　　
　　画外有一句男上司低声的诅咒：「小心念，念错一个字，小心你那张皮。」她说到最后一句：「国家」试爆核弹成功，对区域的和平，也将会作出贡献」，一段话至此念完，她抬起头，把最后几个字记牢，终于面向观众，头一圈一晃，好似革命朗诵一样，眉开眼笑地推向高潮。一双眼睛瞇成两颗黄豆，一张嘴巴嘟着，像一个杂技演员攀上了叠着十来张椅子的最高层，伸直双臂，锣鼓一响那么一亮相──一连串高危动作终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台下观众，知趣地响起一阵回报的掌声。这个中年女人，拥有一张慈母的脸谱，换了一个时世，譬如，如果她生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应该是李月清、黎雯、龚秋霞一类的银幕慈母的角色──小儿子家贫，逃学到外面当小贩赚学费，被巴士撞倒了，她坐在床边拭抹着眼泪。或者如果她生在英国，这一张Theatrical Face，如果上皇家戏剧学院，登上莎剧舞台，由麦克白夫人演起，也一定可以像茱廸丹治一样载誉大西洋两岸。
　　
　　但何其遗憾，这位中年女士生长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她的面孔和才华，用在一个宣布核爆的民族自豪感的时刻。她大半生也许都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她的眉开眼笑，也许是发自真心的欣慰，她长得那么白胖，踞此政治宣传的要位，一定是「国家的一级培养关怀的女干部，脸色保养得如此健润，她一定一天有一瓶牛奶，晚饭保证供应一只鸡蛋。一张丰润而庄严的脸孔，可以化为一个谐角，涂抹一层脂粉，在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时空出场，命运的意义很离奇，这位阿婶生在一个错误的国度。她念完了那段话，有惊无脸，她挺胸一亮相，朝鲜人民，站起来了，让我们一起鼓掌。


伪善加愚昧的国际政治创作
　　
　　北韩核试爆成功，二千二百万北韩人终于「吐气扬眉」，正式加入「世界强国之林」。布殊宣读了一纸「行货」声明，草草谴责，安倍晋三得到一份上台的贺礼，从此修宪扩军、建设核武器，名正言顺，拥有最完美最合法的理由。中国面子扫地，证明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华文传媒所谓「具有愈来愈大的自信」，原来不过尔尔。
　　
　　最为惊恐的当然是南韩。自从南韩「民主」以来，政权一届比一届左倾，对金正日，得了「斯德哥尔摩恐惧症候」，前总统金大中向北韩实行「阳光政策」，南韩大学生最爱掷燃烧弹反对美国「霸权」，把金正日当做偶像。北韩试爆核弹，拜「阳光政策」输送的物资和金钱，南韩大学生理应跳舞唱歌，请Rain上台扭动身躯一起轰趴庆祝才对。世界上竟有如此愚蠢的政府，南韩拥有白痴总统如金大中、卢武铉之流，令曾经也有过董建华的香港，觉得无限自信，在世界上昂首挺胸，香港人绝对抬得起头。
　　
　　因此美国反应克制，先让北韩用核试把卢武铉吓得尿一裤子。南韩今天还在做白日梦，拚命叫喊美国跟金正日举行「双边会谈」，美国岂会上当。北韩今日之核弹讹诈，南韩的金大中、卢武铉和把这等总统用选票捧上台的南韩人，须负全责。
　　
　　美国低调，全数推给安理会。除了「经济制裁」，安理会也没有甚么新意。然而要请问一句的是，美国经济制裁伊拉克多年，受到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和许多华文舆论反对，指经济制裁，只会害苦了伊拉克人民。那么如果安理会经济制裁北韩，全球的「正义之士」，是不是也该反对呢？
　　
　　经济制裁，众所周知，只会饿死更多北韩儿童，金正日照样吃人参、看从香港深圳进口的盗版荷李活电影。难道北韩的人命价值比伊拉克人民更贱？
　　
　　美国不要给东北亚当「世界警察」，让东北亚实现「多边主义」国际政治的「理想」，反应克制，完全正确。索性连六方会谈，美国也退出，然后宣布由南韩撤军，全力应付中东，日本自然会「执生」上位，俄国的普京，正忙于脱亚入欧，一百年前的日俄战争，是日本的手下败将，对东北亚也有所忌惮，如此则东北亚军事均衡，有望重组，一个美国「霸权」衰退的东北亚区域，理应有助于世界和平。
　　
　　剩下中国的「牵制」，金正日哪会放在眼里？下一步，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裁。中国的狠话出了口，如果投票赞成制裁，即进一步背叛挑衅金正日，小金性情难料，比中国更没有「理性」，如投票反对，袒护小金，则在全世界的「中国形象」，恐怕比放出十亿自由行游客到罗浮宫去吐痰喧哗，更加富有灾难性。北韩的核弹危机，是国际政治集伪善、自私、愚昧、天真于一身的一场集体创作。

ieal

中国菜在海外的丰盛和衰落
　　
　　去了一次英国，发现伦敦的饮食市场版图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泰国菜、越南菜、日本菜，三雄并立，相继崛起，中国菜渐渐受到威胁。今天，伦敦的中产阶级舍得花钱，光顾一家亚洲餐馆，中国菜很可能不再是首选了。
　　
　　有这样的趋势，也并不奇怪。十年来，中国菜在海外不思改革，许多还继续贩卖五十年前的咕噜肉和扬州炒饭，一味狂洒味精。从前，鬼佬没得选择，中国菜鲜红艳绿的色香味俱全，今天已经优势不再。
　　
　　首先，是越南菜和泰国菜都懂得包装了。许多泰越菜馆，花了许多本钱在装修上，餐厅刻意经营印度支那的风情，洁净的白桌布，淡黄色的藤椅，在桌上放一盆清水，泛着一瓣清荷。越南菜和泰国菜对英国和欧洲的优皮一族，奉献了一股特别的风情，令情侣和夫妇坐下来，觉得这样的一夜过得很性感。
　　
　　就是这个字眼。中国菜一直与性感两字无缘，除了口腹之欲，无法刺激顾客在饮食之外的延伸的情欲。一顿浪漫的晚餐，通常是一夜激情的前奏，一枝红烛，一盘海鲜，一道半熟带血的牛排，都可以是「情欲的对象」（Objects of Desire）；越南春卷放在一张绿叶上，搁在一只精致的碟子，佐以一片柠檬，色香味都直击一对男女顾客的情欲密码，这样的排场，就叫做包装。
　　
　　欧美的中国菜馆，几十年来欠缺的就是这些。荷李活的文艺爱情喜剧，男女主角邂逅，情挑黄昏后，有几多场戏是在中国餐馆里发生的呢？绝少。法国餐厅和意大利餐厅是最热门的选择，因为中国餐馆虽然色彩丰盛，却不浪漫，只适宜一对中产父母带着子女庆祝学年的结束，不是谈情说爱的理想场所。
　　
　　其次是健康理由。中国菜味精多、油腻，在纤体成风的今日，一盘干烧龙虾伊面，一道乳猪拼盘，单端上桌面，顾客凝视五分钟，恐怕眼球的水晶体就薄薄地泛起一层油光，老是令人想到血管堵塞、糖尿、中风；不知不觉间，中国菜在海外没有留意欧美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健康价值观的一场革命。如此下去，不但边缘化，而且死路一条。
　　
　　在伦敦光顾过一家越南菜馆。头盘是一大碗越南沙律，蔬菜、绿叶、青葱，像一丛森林一样端上桌面，那一团丰富多姿的绿色已经令人心花怒放。香港的越南菜，从来没有这样开头，但越南菜在外国瞄准了西方小资产阶级的口味，先上来一枚绿色炸弹，抓住市场心理学的主流。
　　
　　因为欧美人士的头号最爱，始终是地中海的健康风情。希腊和意大利菜，头盘沙律多用青菜、西红柿、芝士、风干火腿，佐以一两枝黑橄榄，这种配搭，就像看《北非谍影》一样，唤起的激情，是永恒的。
　　
　　欧美人士早已跑离了农村饥馑的历史诅咒，他们追求美食，不在于一个「饱」字，也不仅限于味道好，而是健康和气氛。这一层，餐馆东主如果有想象力，最容易做到，花一点创意的心思，餐牌的标价就可以很贵很贵，开一瓶红酒，一夜获利甚丰。
　　
　　中国餐馆的经营手法太保守了，麦当劳是即食的垃圾食品，今日成为跨国食品工业的一哥；中国是美食之邦，今日却没有一家跨国的中华美食集团，可以跟家乡鸡、必胜客一争短长，我认为是巨大的国耻。
　　
　　因为海外的中国餐馆，开来开去，始终是自我中心，开来给自己品尝，拒绝与国际接轨。譬如广东饮茶，一笼虾饺，一笼叉烧酥，一碟干炒牛河，卡路里已经严重超标了。在五十年代以前的广州，「饮茶」限于清晨，一盅两件，品茗为主，欣赏笼子里的画眉为次，尝一笼叉烧包又次之，上一辈人，一早就了解粤式饮食之节制。七十年代的香港，饮茶的排场有如自助餐，十多种点心一桌子铺开，而且还有廿四小时通宵饮茶营业，怎能不暴食成肥，滥欲成疾？
　　
　　粤式饮茶，在欧美仅限于唐人街，外国的情侣很少光顾，除了气氛喧哗，高热量的点心，也是令人却步的逆流。加上西方传媒往往不怀好意，指中国人捕食鲨鱼翅，指中国菜多油烟，可以致癌，说着说着，中国菜就会变成了有害食品。
　　
　　越南菜、泰国菜、日本菜近年在欧洲的兴起，正是针对中菜馆的种种弱点，像不讲卫生，厨房不敢开放，我加强烹饪的透明度。你的食谱高脂肪，我的选择是低卡路里。中国菜之中，蔬素是最弱的一环，越泰烹饪都在餐桌上加强绿色。粤菜的蒸鱼，整条连骨带鳞上桌，日本的鱼生却精致地都切好。粤菜的白切鸡，吃完时鸡骨啃吐一桌子，卖相狼藉，更属其它烹饪所收敛之尤。一碟乳猪，端出来时全场关灯，剩下眼眶里一闪一闪的两只电灯泡，场面诡异，对于三五岁的小鬼仔鬼妹，心目中留下恐怖印象，更是不在话下。
　　
　　中国菜在全球的危机，其实正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崛起的困难。中国人不屑了解世界，永远把自己困在天朝大国的一座梦幻荒岛。二十年后，欧美的中国菜将被赶向唐人街，我想，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菜在海外从不肯投资做市场调查，餐馆老板的子女，也逐渐离开这个行业。中国是否崛起，不得而知，但中国菜在海外二十一世纪将会适逢日落。


生涯原是梦
　　
　　方今这个社会，有点令人怜悯的行业，是所谓政治版记者。打开一份华文报刊的所谓政治版，入目的那几十个名字：政党人物和「问责高官」，还有在场外不时曝光喧哗的一干过气男女，他们的脸孔和名字二十年来耳熟能详。一个政治版女记者，从大学走出来，耗半生的青春，吊在这帮酒会和议事堂常客什么哥某姐的屁股后面「追新闻」，如果我是女记者的父母，会隐隐有点心痛。为什么要陪伴这号男女虚耗光阴，做他们的公关绿叶？政治新闻，在殖民地时代，是记者学本领的良机，因为其中一方是英国人。他们何时把新闻曝光，字眼如何斟酌，英语的外交词令话中有话地有什么饼里带馅的天机，当一个政治记者，能跟彭定康这一级人物及其手下周旋，是一种福气。
　　
　　因为这个行业，上承民主故乡幽深的殿堂。英国的大报，都有一项专业，叫做国会记者（Westminster Correspondents），平时他有一张上下议院的派司，在国会的酒吧和休息室跟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六百多个议员串门。国会记者与政客交谈，层次很高深，有时像交换摩斯密码。他说三分，记者猜出余下的七分，他没有泄密，记者却知道了真相。这种政治记者，像皇家特务，一直做到他自己变成了传奇──穿一套旧西装，著作等身，戴卓尔夫人刚进国会时他就有了交情，贝理雅当议员助理时，几乎还叫他Uncle。首相和国防大臣在记者会直呼他的小名，七十二岁那一年退休，他得到女皇的CBE。但是他不是谁的走狗或喉舌，他从来不报道这位议员冬天携同子女去哪里度假，或那位女高官今天上班换了哪一套Prada新衣。当一个城市的「政界」的上位之路，给上头的主人用水泥封了顶，他们变成在泥浆里打滚浮沉的一群泥鳅，不见天日，你骂我不「爱国」，我指责你不民主，这个奇怪的圈子，眼看着这个哥那个姐一年比一年苍老，在电视新闻的屏幕前瞟一眼就够了，犯不着用Full-Time的青春，追随在他们后面亲自来验证。政治女记者变成这样的靓妹仔生涯：在闪光灯的公关场合，这个大叫：「唐唐，望望左边！」那个大叫：「当奴，望望右边！」在一大堆咪高峯闪光灯之间，被称为唐唐和当奴的两位名人，像时装节的名男模，站在一块宣传板前，望望这边，微笑着，然后望望那边。当初误入歧途，中了一种毒，叫做「见证时代」，入行要谨慎啊。叫唐唐「望呢边」，他望了，摄影师拍了照，你也「扑了咪」，交了功课，但夜深人静时，你会觉得：What a life，真是好寃好寃。


香港「中华教育枢纽」大泡沫
　　
　　特区的假大空DNA发作：又叫嚷「打造」香港为「中华教育枢纽」，以香港为基地，吸引中国「尖子」前来受教育，口水泡沫，各自精采，「蓝图」不可谓不鼓舞，梦境不可谓不迷人。
　　
　　戳破一个美梦，有时是很残忍的事，但评论时事，必须秉持真相，尤其要了解中国国情。香港这个「大中华教育枢纽」的口水花绮梦能做到甚么时候？不妨看一看大陆新华网的一段南京报道：
　　
　　「南京仙林国际高教已规划方案最终敲定，使用美国RTKL公司的设计方案，『高教园』区将在今年正式建造，二○一○年建成，区园还将引进国外知名大学合作办学，让中国孩子在国内实现留学之梦。」
　　
　　美国的RTKL是甚么先进教育的最新配方？亲美崇洋的香港上流社会、「爱国爱港」和中产阶级的各位家长，站定，仔细看看新华网的「国际视野」：
　　
　　「美国RTKL公司设计的方案，创造性地包括：图书讯息中心、体育中心、生活服务设施，方案设计，以低矮建筑为主。融入自然山水，利用自然景物形成校内公园。园区的设计，使用了美国知名高校的校园模式，营造自由随意的氛围。」
　　
　　有此天堂般的「国际」教育环境，阁下如果是大陆学生，如果有点志气，是选择去鸟语花香，国际名校教授处处的南京，还是来珠三角空气污染、维园阿伯遍地的香港？
　　
　　「教育枢纽」之梦，至此如果尚未醒，则请再看下去：
　　
　　「南京仙林国际高教园区将引进国外知名大学，采用『二加二』模式，合作办学。学生两年在中国分校学习，两年到国外母校学习，引进母校的管理、教学方式，保持『原汁原味』。」把美国的名校口口声声昵称为「母校」，这一点，最令人欣赏。原来英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势力」，一早就纷纷杀进大中华，纷纷领养各地「尖子」，搭建「大中华英美二毛子教育平台」了。新华网又指出：「目前已正式引进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其中滑铁卢大学今年招生，南大── 纽约州立大学明年招生。据悉，最终将引进十所国际著名高等学府。」香港中产家长请留意：把子女送英美，汇率高昂学费贵，把子女送南京，在五星旗下，以人民币结算学费，接受英美文明优质教育，不要去甚么英国文化协会、加拿大留学教育展览迫爆玻璃，北上神州，化算得多。新华网指出：「近几年，出国留学的中国孩子愈来愈多。家长期望孩子能在国外增长见识与能力。现在，南京的这个举动，让中国的学生，不出国，就能『留学』了，享受世界水平的教育，不但花钱少，也让家长放心。」如此便宜的美事，读之令人油然神往。中国的南京，早有此一华丽的「国际教育枢纽」，不了解中国的开放和进步，在空想中建构甚么「大中华教育枢纽」，笔者想代「内地」尖子请问一句：南来香港这座「国际城市」，在香港大学读两年，可不可以接轨英国剑桥大学三年级（不是九龙的剑桥护老院），多快好省，取得剑桥的英国学位？若是一时「口哑」，则香港搭建「中华教育枢纽」，把大陆尖子往一条掘头路上推送，略嫌无良，又是一场董式假大空无疑。

ieal

良心老板
　　
　　「最低工资」不立法，改由「约章」来规范，曾荫权说，相信全港雇主，大部份是有良心的。最低工资干预市场，不应立法，但是怎样召唤起全港雇主的良心？既称「无良雇主」，就是说他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就像讲粗口，不可以把问候别人老母列为刑事罪行，但可以加强反粗口宣传。最低工资也一样，特区既然已经「中国化」了，不妨「中国化」澈底一点，宣传最低工资（以下简称「低工」），学学五十年代的大陆。首先写作一首《最低工资歌》，每天新闻时段前在电视台播映，请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名家作曲填词：「最低工资好，最低工资好，最低工资是个宝。
　　
　　低工好积谷，养儿要防老，伙计干得勤又欢，老板不炒鱿也不开刀，雇主员工和谐社会乐陶陶。」（用普通话重唱二次）然后，由特区政府每月颁授「低工良心光荣户」证书，由曾荫权签署，「香港良心」陈方安生颁发奖给带头实施最低工资的商户。低工光荣户的老板，可以襟戴大红花，由政府派出锣鼓中乐队，用花轿把良心老板抬上半山，享受在前港督府与特首曾荫权午膳，并参观特首鱼池与特首共同喂饲锦鲤之光荣待遇。
　　
　　全程开放政治记者采访，曾荫权一面喂，一面笑着说：「嗱，我喂啲鲤鱼，每条至少都畀两粒面包屑。畀一粒都饿佢唔死嘅，但我会畀够两粒啰。」以推广全民教育。「低工良心光荣户」老板芳名，自然每月由特区政府以全版广告方式在华文报刊公布，良心老板即可接受香港电台访问，大讲其创业心路历程，忆述其读中学时，是如何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受到感召，已经立志将来做了老板一定要带头搞最低工资的往事，成为香港劳资好人好事的典范。「中央」全力配合特区政府，对港方的光荣户有志北上创业者，实施「CEPA九加二之低工阳光政策」，凡持有特区政府签发之「低工良心光荣户」证书，经验明绝非伪冒之后，该雇主进军大陆投资，除可享受五年免税待遇，还可以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照顾，在当地雇用民工盲流，准予用日薪低于人民币一元的超低劳工成本，开拓大陆市场。
　　
　　除北上投资的国家级优惠之外，光荣户的良心老板，也可以享受以下优惠：一、经营食肆者，当食客在鱼蛋粉内发现曱甴或厨师体毛等物，得免食环局检控，为期三次。二、老板既已付出最低工资，如心有不甘，向女雇员包括清洁中年阿婶「抽水」等性骚扰行为，可不受妇女及劳工团体追究，配额三次。三、实施低工后如商户仍生意不景执笠，凭光荣户证书，可接受特区政府「良心津贴」，协助打本东山再起。重赏之下，必有良心，在一条狗面前晃晃一块更大的肥肉，那只狗才会把吞进肚的良心血淋淋地吐出来。


职位和薪金
　　
　　劳资关系，也就是伙计跟老板之间，是不必势同水火的。薪金少低一点不要紧，只要这位老板深受尊敬。从前有一家新闻机构，员工的薪金不高，但老板的名气大，他靠一枝笔创业，写小说，办企业，他的名字在公司是一个传奇。新来的小记者不会见到他的脸孔，都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几楼，关于这位老板，在办公室的大楼流传许多小故事，他的字条，他赶写社论时的神态，他有时不乘电梯，在楼梯三步迈成两步地奔上赶下，只为了校正一个不太完善的句子。谁敢跟他要什么最低工资？
　　
　　只知道拿着他的企业的卡片，在社会上，可以昂首递出去，在公司的招牌下，阁下的名字和职位，抵得过一字大学的硕士勋衔。薪水不算高，但在英国外交部的亚洲司当一个年轻的部长助理，薪水也很微薄，比起港督相差几倍。但这位助理却随时可以署理部长，给远在几千里外的港督礼貌地发出指示。薪水很低，出洋刚毕业，是甘于这份淡泊的，真正的补偿，是人已经进了这个权力的圈子，可以浏览每天各国大使发来的电报，汇报当地的局势，然后上午八上点正，在外交部的会议室开会，膝上一个活页夹，向外交大臣汇报。
　　
　　真正的报酬在哪里？在这个工作环境殿堂般的气氛：宽长的石梯，走廊的一边挂着，由查理一世到艾登，历史名人的油画肖像。工作清苦一点不要紧，每天下午冬日的阳光从窗框透进来，这时刚好有一刻小息，冲一壶格蕾伯爵的红茶，进食两块曲奇，思考一下，泰国发生政变，大使邀泰皇之约，明天的午宴，时局敏感，是应该向大使推荐改期，还是照样赴约？这份工作，即使下达命令，也叫做「推荐」（Recommend）。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经历这样的处境，三五年之后他会有更远大的前途，当前的要务，是学会低调，谦卑，以及一点点悠然自处的孤独。干这样的差使是没有人会嫌低薪的，因为老板是相当值得尊敬的人。他的沉默，他用铅华蝇注的批示，他主持会议的简约，他紧抿的嘴唇。
　　
　　无一不是精深的世故学问。当一个小文员，叫做Clerk或者学徒，叫Cadet，在英语中的份量很重，虽然职位谦低，薪金微薄。然而在这个骨节眼上，真的，钱不是一切。不是清高，而是在人生的舞台，跟从一位名角出场是幸运的。就像今天的一些沧桑的记者，会很自豪地说：查先生曾经是我的老板。他仍记得那一夜开动印刷机之前，在楼梯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最低工资的宪制危机
　　
　　销售税一波未平，最低工资纷争一波又起。前者是曾特府自招的风暴，后者则是遭到反对联盟咬住不放。
　　
　　最低工资的问题，不错，英美加都有立法保障。然而，不要那么崇洋媚外好吗？英美欧洲，政府都是民选的，订立最低工资与否，一个政党列为政纲，挟选票上台，名正言顺地立了法，一点纷争也没有。
　　
　　但香港的国情不同。香港的特首并非民选，一个八百人的选委会小圈子，利益山头众多。除了普选是王母娘娘指定的蟠桃，不可触动，其它水果却可以「任攞」，于是八百食客，这个伸手要西瓜，那个不依，也要梨子，曾荫权只有能派就派，能给就给，遂出现本届施政报告斥巨资三百亿之「务实派片」，「进取拉票」的奇特现象。一个非牟利的明爱幼儿园的家长，对特首无投票权，却无端端多了一万几千元塞给仔仔或囡囡的「学券」。此一「冇选票、有学券」的意外收获，如同一个人，根本没有去马会投注站排过队下过注，忽然马会的女职员，打电话到他家，通知他刚中了六合彩的一个安慰奖，奖金一百元，叫他马上来马会领钱一样，充满超现实感。
　　
　　但是，碰到「立法保障最低工资」之争，这条「片」太大，对八百人小圈子，曾荫权派不了。理由很简单，不是怕佛利民隔洋再炮轰，而是立法保障最低工资，触犯了《基本法》「总则」之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注意，这一条是「总则」，即份量比其它更重。确立最低工资，就是社会主义政策。大陆有，因为中国实施社会主义。香港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基本法》公布于一九九○年，据中方一贯立场，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一九九○年为准。一九九○年的香港既无最低工资这回事，二○○六年如果有了，香港任何一个雇主，都可以寻求司法复核。李卓人和娴姐的反对联盟（以下简称「人姐盟」）一定不服气，就会喧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泛指炒股票、赌马、嫖妓，最低工资，不在此限。但谁来决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具体范围」？《基本法》据说集中华民族精英智慧结晶之大成，理应是很神圣的，也是很清晰的。但遇到「最低工资」这道王八翻不过的门坎，看来除了问米于阴间的邓小平，就是有劳人大常委，再次释法，指示一下特区的终审庭的五大真假洋鬼子，是偏帮捍卫《基本法》的「当奴」，还是袒爱秋菊打官司的「娴姐」了。况且最低工资问题，千里来龙，结构复杂，八十年代，有外来劳工涌入；九十年代，有大陆移民之掩至。其后又因为金融风暴加八万五，香港工资一减再插水，董建华及其团伙天才地解释：香港的工资成本愈低，愈有利于对周边地区的竞争。按照董朝理论，绝不可设甚么最低工资。任由工资跌下去，有一天，当特区的保安和清洁工作的工资比东莞的楼盘的民工工资还低，香港的经济就会正式恢复竞争力了。最低工资还要立法？笔者的智商低，想不通。

ieal

同居

同居不一定浪漫，因為問題總是從洗手間裡開始。
　　當初相愛得那麼濃稠，搬到一起住吧。然而，一個星期下來，隱隱開始發覺有甚麼不對。
　　因為男女的性格真面目，在洗手間裡，是沒得掩藏的。他的情話多麼醉人，但他去了廁所永遠不沖水。她每次都很體貼，你打一個噴嚏，她立時在街上給你買一件薄毛衣，然而她上了廁所之後，從來不會把廁板豎起來放好。
　　他卻從來不主動抬起廁板，把廁板滴濕了一大片。她當然很不滿，笑罵他：「污糟豬，看你把廁板弄得多髒呀。」他也笑著答：「是你用完不先把廁板放起來的呀。」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廁板之事，往往是一段情開始異變的第一個癌細胞，出現的時候，彼此還情在濃時，誰也沒有發現。
　　然後是用牙膏的習慣。他的父親從小教導，用完牙膏一定要把蓋子蓋上，無論多麼小的事，也該有始有終。然而她用完牙膏從來不蓋上牙膏蓋。冬天的時候，牙膏凝結了一小塊，他用力擠，卻又擠出了一大團。她看見了，笑彎了腰，而他開始不悅：不過一個小蓋子，她為甚麼就是如此之粗心？
　　她用牙膏喜歡從尾端開始擠，因為這樣最Cost-effective，把擠光了的尾巴一點點捲起來，最終會把每一滴都擠光。他卻不一樣，喜歡在上部開始擠，結果每一次都用剩三分一。她告訴他：可不可以改變一下擠牙膏的習慣呢？他說：他從小就是這樣子，不認為這樣擠牙膏有何不妥。然後，小小的洗手盆台，她堆滿了自己的護膚霜、洗頭水、護髮素，大小凡三四十種。他連一瓶剃鬚膏也放不下。有一次，他多買了一瓶古龍水，鏡前的空間太小了，無意中把她的一瓶面霜擠下來，面霜竟然掉進水廁之中。他沒有把那隻瓶子撈起來。
　　這是他們第一次爭吵。吵得很劇烈，很傷心，也吵得很荒謬。原來從洗手間開始，彼此都向對方憋了一肚子的仇怨：「我的護膚品堆放得多，那麼你在浴盆上晾的背心底褲呢？用牙膏不上蓋子有礙觀瞻，那麼你那條從來不洗換發黃穿洞孔的洗面小毛巾呢？」
　　而那條毛巾是父親送給他的，用到現在，那麼神聖的信物，她卻視為眼中釘。他盛怒了，開始懷疑同居的這個女子，跟自己原來是那麼陌生。
　　同住而又分居，癌細胞由兵家必爭的洗手間開始擴散，然後深入各處。摩擦多，因為廁所太小，廁所小，因為樓價房租太貴，地產商是禍害都市同居男女關係的元兇。多麼叫人惋惜啊，一個廁所毀了一段情，而曾經以為世上真有地老天荒。


高潮

巴西一個小鎮女人到警察局報案，控告她的男朋友沒有帶給她性高潮。
　　據說她的男朋友有一點怪癖：他自己一到了高潮，行動立時停止，就像電影武打動作突如其來的一個定格，即是俗稱的Freeze，女方難抵如此荒誕的一次次羞辱。
　　南美洲的男女是為性慾而活的，老派的拉丁男人起碼的禮儀：女人不滿足，男人不可以下床。正如豬的一生只為了溫飽，該巴西女士因高潮而入稟，正如香港人在一碗叉燒河裡發現一隻小蟑螂，投訴食環署，在一個民以食為天的城市，一樣的平常。
　　因為上帝造人，在這個骨節眼上施了一點點惡作劇的詛咒：剪接一部電影，鏡頭動作和配樂永遠可以一起Hit中，不差分釐，也就是所謂的Synchronized，但是男女不容易在千分之一秒的千鈞一髮之間同時達到高潮，正因為這樣地老天荒的遺憾，人生才多姿多彩。
　　男女在床上為甚麼一定要同時分秒毫巔地共同抵達高潮？往往是猴急的男人先到，慢熱的女人遲來，因為這是一種宿命──誰叫在約會的時候，遲到的總是女人？一段男女關係，序幕時女人享受遲到，樂見男人等她半天的那種焦慮和痛苦，男人得手之後，等到這齣戲做到高潮，他自然懂得報復，讓女人暗暗咬牙切齒，拉扯著一床被褥，正想告訴他真正的感受，更令人肝腸寸斷的卻是，他竟已呼呼大睡過去。
　　然而人生不需要事事都Synchronize得那麼完美，例如一起攀石的時候，讓男人先到，讓他匍伏在崖邊，伸出手臂來扶你一把。他先到，你遲來，讓他擁有那一份會登凌絕頂的英雄感。一對情侶一起攀山，有甚麼比一起到終點更加掃興？你當然會樂於見到，在雲天之下，在海拔雄峙之上，重重插下那支勝利的旗幟的是他而不是你。
　　還有共同潛水時分別跳下的一刻，跳傘時的著地，還有在中學裡相戀，你多希望當你才是F.3的時候，他不是跟你同級，而是F.5，他為你補習，借給你筆記，他比你早畢業。愛情有點像龜兔賽跑的故事，俗套，卻很合理，一個幸福的小女人的幸福感，往往是因為擁有一個比自己永遠先到而肯等你又扶你一把的男人。
　　既然已經天長地久在一起了，又何須追求那電光石火的圓融？做人留一點點餘地是好的，一起到達高潮，不會在白頭到老的恩愛夫妻之間，而只會是婚外情的孽緣，卻短暫而刺激。人生很無奈，是不是？因此世上有一種玩意叫過山車，一排兩個座位，供一雙男女坐玩，不管身邊的是丈夫還是情夫，百分之百，你們一定同時到高潮。


玫瑰就是玫瑰

戴安娜死了，私隱瑣事像一盒打翻了的水果糖一樣，橘紅瓜綠的統統曝光。傳記作家西門絲最新的一本書，披露戴安娜給屬於過自己的十名男子床上功夫評分，如果評級為一至十，小甘迺迪得了滿分，查理斯只有一分。
　　看厭了數不清的「國際評級機構」給香港上海之類的「國際城市」評分了，面對一群面目模糊的中老坑港男，戴安娜的男人評分教人在懨懨的睡意中靠直了背稍微一振。
　　但是，王儲查理斯是怎樣叫人聯想到床上評分呢？論及性這一回事，查理斯太過董建華了，他的老派和暮氣，古肅和平庸，連走兩步路都披帶著深宮裡的一股霉舊的厚地毯氣味，一切是那麼Anti-romantic，是如此之缺乏想像的空間，正如沒有人會想觀看英女皇和菲臘親王的一盤被偷拍下來的四級光碟。
　　性可以評分，愛卻不可以。鄧麗君的時代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這樣唱：「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全世界的華人跟著KTV唱了又唱，但是有沒有想到這幾句歌詞是廢話──首先，「愛你有多深」和「愛你有幾分」，意義重複。其次，「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深」，情跟愛，不就是同一回事嗎？一句能說完的，多搭上一句，一個茶包沖了三杯水，味道愈來愈淡。
　　真正的問題在「月亮代表我的心」：從初一到十五，就像隆胸效果，月亮的線條都不一樣，你的心是初一的月亮之寡薄，還是初七初八的只有一半滿，還是十五的渾圓呢？
　　歌詞既累贅，也不通，就像十九世紀一個三流的英詩人寫過幾句：「紅玫瑰呢喃著感情，白玫瑰呼吸著愛，啊，紅玫瑰是一隻鷹，而白玫瑰是一隻鴿子。」（The red rose whispers of passion, and the white rose breathes of love. O the red rose is a falcon, and the white rose is a dove.）
　　美國現代詩人絲坦恩（Gertrude Stein）指出：這幾句詩的譬喻太重疊了，紅玫瑰像感情，白玫瑰象徵了愛，感情跟愛不就是同一回事嗎？不同的顏色，有甚麼不一樣的意義呢？為甚麼忽然就變成了一隻麻鷹和一隻白鴿呢？
　　因此，「玫瑰就是玫瑰，也還是玫瑰。」（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還脫那麼多條褲子放屁幹甚麼？
　　就像中國的巴金老來才領悟，文學就是「講真話」：玫瑰就是玫瑰，毛蟲永遠還是一條毛蟲。

ieal

三大战争
　　
　　女人的一生有三场战争：十六岁的时候，芳华像春天，跟女同学比漂亮；三十六岁的时候，风华像盛夏，跟女同事比老公，到了五十六岁，年华到了深秋，这时跟一伙麻将牌友比儿子。三场战争，一场比一场惨烈，也一场比一场深沉。上天是公平的，女人输了第一局，还有第二和第三局，即使输了头两场，年少时不够她仙杜拉蒂，成年后不及他嫁得那么奥纳西斯，但至少老来，儿子长大了，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你的儿子，比他的那个不长进的王八蛋更加杨致远。三战全捷的女人，古今有几许？三盘两胜已经很难得，即使三比一，如果有得选择，许多女人都宁胜第三场，守得云开，苦尽甘来，一场恶斗，在麻将桌上见真章，通常是洗牌的时候：八只手，数一数，共三只金镯子、两只钻戒、两只芝柏表、一只金劳力士，噼呖啪嘞的一阵推墙，刚吃出一铺大四喜的那位太太，因赢得太尽，为显示风度，通常都会给对家出冲的那位失败者送上这样一顶高帽：「我说陈太太，侬儿子真聪明啊。在哈佛毕了业，进了摩根斯坦利当Fund Manager，啥辰光当了Vice泼拉斯登，可弗要忘记在马会请我们吃顿夜饭啊。」
　　
　　陈太太是广东人，一夜输了几底，本来蹩着，听到对家一夸奖，一胸怨气平息了一大半：「Daisy，你老公重叻喇，间建筑公司成个西九龙Project都赢埋，听讲阿当奴连任咗，重想请佢做埋局长，真系好 Powerful喎。」陈太太很识相，知道对方的儿子是一个二世祖，从加拿大回来不久，就撞毁了两辆波子、一辆林保坚尼，周末进出Pink猫猫，搂着三线女明星，曾经两次荣登狗仔队八卦周刊封面。活到这把年纪，隐恶扬善的一番体贴之心总是有的。一副茶褐色的老花眼镜片，映照着一排翡翠玉造的麻将牌子，一条熨浆过的桌布，最新这一局，牌刚搭出来：八九万、四五索，还有两只白板通通都齐全了：「计我话，嫁番个好老公先至系真嘅。」「哪里，还是儿子懂事体重要。」那个叫Daisy的上海婆，低声答一句，一双手熟络地搭牌子。一刻无话，其余二位太太不再答腔了，也都听得出其中的无限沧桑。
　　
　　当女人活到这把年纪，把儿子的成就用来争面子，也都到了收割哀愁的金秋。大半生就这般过去了，在学校的舞蹈团里，你比我漂亮；在慈善晚会的夫人夜宴中，你偏偏跟我撞了衫。我的老公的上市公司给清了盘，破了产，庆幸最后手上还剩下一张王牌：那个远在纽约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儿子──他跟克林顿是同级校友──大半生，只剩这么一口气了，她抿着嘴唇，眼镜片幻映着自摸来的一只白板，恨恨地，她叫一声：碰。


见山仍是山
　　
　　富商已经离婚，他的太太，也就是三十年前选美的冠军艳后，不但搬出夫家，而且主动把名字删去了夫姓，她的姓名，从四个字，变回了三个字。冠夫姓的香港女人，都是事业成功的女人：陈方安生、范徐丽泰、罗范椒芬。姓名有四个字的香港女人别有一种半山的气派，单那个夫姓，不是隐含珠光宝气，就是流闪着一座三千呎连阳台豪宅水晶地板的一抹油光。住在天水围和将军澳的女人，例如在鱼档工作的那个苏翠娥，她的丈夫是一位行走皇岗的货车司机，名叫赖七，那么她不会叫做「赖苏翠娥」的是不是？有四个字的女人，永远有一副中环、深湾游艇俱乐部、马会妇女银袋赛的气质，秘书、司机、花王，然后才轮到菲佣，而且由于冠的那个夫姓，不必细究了，她没有用几千万包养一个南美洲的舞男，不是没有这等财力，而是终究要对她的姓名的那第一个字，赏赐一点点面子。
　　
　　名字由三个字变成四个，是一种社会增值。当然，当初她还年轻，尚未如此之世故，她的男人向她求婚，把一枚钻戒套在她的无名指：「你是我的人了，从此，在你的名字上加上我的家姓，好吗？」在迷醉之中，她半瞇着眼睛，点了头。她的名字从此不一样了，不是戴上了枷锁，也不是附属的意思，而是两位一体的圆融。曾几何时，出席校友会，她以她的夫姓为骄傲。女人一生争的是什么？十六岁的时候比谁的成绩好，三十六岁的时候比谁嫁得好，而到了五十六岁，才轮到比谁的儿子哈佛牛津的有出息。校友会聚旧的时候，她的全名比起她佩戴的珠宝胸针更加亮晶晶。因为这样，她跟老校长坐在Head Table，这个世界很现实。但是有一天，忽然她的名字回复了本相。一个名女人的夫姓不见了，在城中的名媛社交圈，以至政界都可以是一宗大新闻。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切为何那么低调？一个女人的姓名，从四个字低调地变回三个字，其中曾经沧海，其实经历了一场日殒星焚的巨变。
　　
　　然而到了这一天，她的年华老去了，四减一等于三，这条算术要到天凉好个秋时才知道真谛。当一个女人的夫姓不见了，她的人生升华了──少女时代，她的姓氏从父，她有一双清纯的大眼睛，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少妇时代，她的婚嫁是上流社会的盛事，筵开百席，她的姓氏冠了夫家，见山非山，见水非水。最后，她回复了本姓，不再浓妆，对外间的传言一概不答，浮华过眼，云烟敛尽，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这是重拾羽毛球拍的时候──还记得F5那一年，毕业前跟一位老同学在操场上的一局？那时我们的名字，昂然只有三个字，日子多么快乐？你纵身一跃，露出了肚脐，一截古铜色的小腹，没半点多余的脂肪，两人都笑作一团，她递给你一条毛巾，眼神中的友情是那么忠诚，因为那时你们都年少，而且名字只有三个字，从来没想到以后的日子，那么多事情，是叫人怅惘而唏嘘。


黑衣女人
　　
　　话剧《黑衣女人》公演，伦敦西区原班人马来香港，把鬼魂搬上舞台，垂下一层薄薄的纱幕，幕后有一把摇动的安乐椅，几件玩具，一只叮当行走的旧钟。一切只是声音和光影的玩弄，两个人物，成就了一台阴森诡谲的气氛。英国舞台剧的鬼戏传统悠久。像《王子复仇记》，莎士比亚是剧作家，在台上客串演过鬼魂。英国的戏剧和小说，鬼故事题材很丰富，气候阴寒，秋冬雾气森重，连英文里一个「鬼」字，也有很多叫法，不算吸血殭尸、科学怪人、午夜人狼，就有Ghost, Spirit, Apparition, Phantom；脑海幻生鬼怪的错觉，也有两个字：Illusion和Hallucination。把这两个字乘以鬼魂的许多名词，就有数不清的鬼戏了。在英国读鬼故事，要选在深秋的日子，住在阁楼，点着暖炉，窗外蒙上一片霜霰的寒气，一杯红酒搁在案头，读着读着，眼前的那张摇椅就隐隐的动起来了。
　　
　　《黑衣女人》只有一两个场景，两小时的戏，两个男演员的对话。对于惯于节奏快的香港观众，可能一时无法适应。但如果嫌太慢的话，为什么要看话剧呢？一出戏才三四幕，连同台上转移的布景，至多七八个镜头，玩惯了计算机游戏，开场十五分钟就呼呼睡着了。重新认识话剧，不妨先从一出鬼戏开始。一台话剧，尤其是声音和光影的特技，每一次演出都要计算得妙到毫巅，穿崩了一场就会砸锅。
　　
　　伦敦西区的戏一演就是二三十年，演员日换星移地一代代更替，从来没有出过一天岔子。看一场英国老话剧，不止是这一夜，谢幕的时候，观众想到这同一出戏二十多年夜夜的重复，那一份岁月燃烧的专业的坚持，缺乏一分唯美主义的意志，是没法子熬得过来的。因此谢幕的一刻最为动人，这么多个日子了，一台戏是如此天荒地老般熬过来的。英国的戏剧，虽然小本制作，也让人有不朽的感觉。对于艺术创造，不因亿万金元的奥斯卡泡沫，只从小处做起。演戏不求大，只追寻完美无瑕玲珑的小。把小事情做好，灯光、音乐、道具，还加一个紧凑的剧本，到头来盖棺论定，一位剧作家、一个演员，在 《泰晤士报》的讣闻版换来四分一版篇幅的赞颂，这就是大了。一个岛国建立了一个全球帝国，其实凭这种精神。英国的话剧只三五七个演员，三四台布景，把每一场眼前的功夫做成绝活，渐渐就酿成了口碑。不讲什么远景和蓝图，这些空话，留给别的假大空社会来吹作好了。Just do it──参加过一两台话剧的制作，有如服兵役，这一生，可以做其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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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风云的外国月亮
　　
　　月亮是外国的圆？随着《无间道风云》，老掉了牙的俗话，新的论证，永远令人着迷。
　　
　　首先，港产片的故事受到荷李活的垂青，购买版权重拍，无论如何是全体香港人无上的光荣。半世纪以来，只有日本片有此礼遇，黑泽明的《七侠四义》就改编成《七侠荡寇志》，当然，黑泽明也是改编莎剧的能手：《蜘蛛巢城》、《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无间道风云》公映，香港人火眼金睛地把马田史高西斯的新作跟原作比较，指出这里改了，不好；那里加了一些，好。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论。《无间道》本来出色，但不是圣经，以港版《无间道》的标准来审阅史高西斯版的《无间道风云》，犯了一个毛病，叫做「无间道原教旨主义」。
　　
　　什么叫原教旨主义？就像塔利班和拉登，他们视可兰经的一字一句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有现代化的诠释。原教旨主义的回教国家，人民生活悲惨，小偷要被砍去一只手，奸夫会被砍头，偷汉的「淫妇」会被埋在地洞里，露上半身，被群众用石头活活掷死。看《无间道风云》，首先要把原来的港产包袱卸下，不然就永远学不到新的经验。
　　
　　因为港版《无间道》是一道快餐：香港观众没有耐性，看戏但求快速进入状况，许多重大的人物情节，不求详实的背景。史高西斯版的《无间道风云》，是一客全餐：汤、头盘、主菜，而且把餐酒的产地和牌子说得清清楚楚。
　　
　　把麦当劳的快餐，跟一客法国全餐相比，是没有意义的。快餐首重饱满，以有限的材料，紧迫的时间，一只汉堡包的烧牛肉配一杯朱古力奶昔，也可以很可口。但如果时间充裕一点，腰包胀一点，谁不想吃全餐呢？《无间道风云》把刘德华的角色交代得比原作好：在一家杂货铺，黑帮头子积尼高逊收保护费时看中了这个小孩，只是一场戏，故事更加圆满。囫囵吞枣、粗枝大叶，是许多港产片的通病；荷李活讲认真，一个剧本审阅得很透彻，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麦迪文的样子「太奸」，比原版的刘德华，造型肤浅。然而，这一点却引证了港产片的通病：天王挂帅，票房孭飞，天王巨星有很大的发言权，首要注重自己在影迷心中的形象，怕造型太「奸」，流失拥趸。这点顾虑，怪不得天王，是中国小农观众的幼稚。中国人看戏，从小是为「捧明星」而买票进场，多过欣赏戏的本身。像京剧《借东风》，观众不看剧本、情节，只为了追捧马连良、谭富英，中国的戏剧很落后，原因在此。
　　
　　因此，《无间道风云》里最敬业的演员就是李安纳度狄卡比奥。从《铁达尼号》的帅哥画家，沦为蓬头垢面的黑帮小厮。狄卡比奥的「形象」，一点也不讨好。但美国的女观众是成熟的，她们不会因狄卡比奥偶尔的「样衰」而离弃他。大导演史高西斯一言九鼎，叫你装孙子，谁敢逞强充王子？这是荷李活制度的伟大和合理之处。
　　
　　然后很多人投诉，港版之中的一场好戏：「琛哥」曾志伟带领一帮手下进警署，跟「黄Sir」黄秋生讲数，一手把一桌子饭盒扫到地上的一场。在美国版中，这场戏删去了，改为双方在火车桥下对峙。
　　
　　史高西斯改掉这场戏，是对的。首先，在美国，没有黑帮有如此毛胆，带着一批手下进纽约的警署跟警探如此放肆。其次，「民以食为天」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连警匪相互交流，也以一场「饭盒会」来维系感情，这一点，根本不符合美国国情。港产《无间道》这场戏很自然，但荷李活的版本，不可能让积尼高逊带着他的手下「法国佬」等人，踩进波士顿的警察局，咬着热狗，跟几个警探讲话，美国人看了，是会发笑的。
　　
　　史高西斯的改编，主要是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要把波士顿的背景，故意「抹黑」，让警匪两帮人满嘴的粗话。这等粗话很有地方特色，因为波士顿是美国人文荟萃之地，不但有一个交响乐团，连 MIT和哈佛大学也在那一个区域。史高西斯把波士顿糟蹋成这个样子，是故意的讽刺不明就里的外国观众，不要随便批评。
　　
　　曾志伟的角色，加重了戏份。除了因为积尼高逊是史高西斯的老友，史高西斯还把这个黑帮头子烘托得很立体。他走黑道，不光是为了贪财，而是要建立雄霸一方的权力。积尼高逊在片中有一句话：「当一柄手枪装上了子弹，那么手枪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什么分别呢？」这句话，暗中骂的是总统布殊：不错，拉登是恐怖分子，但布殊却挟精良的武器轰炸伊拉克，布殊一样滥杀无辜，拉登是混蛋，那么布殊呢？
　　
　　这一点，是马田史高西斯知识分子的包袱，是免不了的。史高西斯的电影有这个毛病：喜欢在片中写其美国东岸知识分子的哲理和洞见，把片子拍得很深，「东岸色彩」太浓，是拍给《纽约客》杂志的读者看的，由于太有「见解」，史高西斯的票房不算太好，有的作品，不知道他拍来做什么，像七八年前一出名叫Kundun的西藏戏，暗中支持藏独，不要紧，但拍得沉闷不已，一片劣评。
　　
　　《飞行大亨》反而出色，但在全球不卖座。讲的是美国富豪侯活晓士的秘辛。他的自闭症和风流史。电影里有太多的「今典」——什么叫「今典」呢？就是指一个特定的时代，一个小圈子里的人物和交情的掌故，外面的人不知里头的脉络，就看得一头雾水。像李商隐的诗，许多是谓叹当时牛李党争的人和事，一千四百年后，这个政治小圈子的人物都不见经传了，后人就觉得李商隐的诗隐晦了。
　　
　　马田史高西斯的毛病是不够通俗，但他又不屑，或不能走史匹堡那条路。《无间道》落在这样的导演手上，肯定弄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菜式。是不是完美之作？当然不是。积尼高逊的夸张，二十年来已经令人生厌，这个人演戏演到「鬼上身」，变成了一个魔头。结局的时候，几个人互轰，死得太过干净，很震撼，但没有什么余味。一部好电影，主题明确，但不要表达得太尽。如果我是史高西斯——如果，仅仅是如果而已
　　
　　——会把狄卡比奥放一条生路，让他最后反而成了真正的黑帮头目。「无间道」扮演得太深刻了，当身边一切人都死光，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了。让狄卡比奥变成积尼高逊的接班人——他的警方的资料，不是都被删掉了吗？于是，这个世界正邪莫辨，邪恶的力量，生生不息，这才是最令人惊怵之处。
　　
　　两部《无间道》都各有优劣，是一部通识的教材。通识，就是横跨东西文化：叫全香港的教师带领学生看这两部片子吧，看完之后，叫教师引领讨论，但有几位教师上得了这样的通识课？这是我对香港前途从不乐观的理由之一。


红酒和孖蒸
　　
　　同样是酒类，感谢上天，这个世界，有红酒，也有孖蒸。红酒属于蓝天碧海之间的山庄和幽谷，红酒是巴黎的灵魂，配一小碟鹅肝，一卷尚未读完的普鲁斯特《往事追迹录》，一段巴黎第七大学旁听的回忆，一座多风的小阳台，下面是红磨坊掩映的灯光。而孖蒸，属于七十年代新填地街的大牌档，是旺角的血脉，配一盘黄油蟹，一本好运马经，连同一枝斑马牌原子笔，一张《红绿日报》半版的一凤楼会客分类小广告，搁在一张大牌档消夜的木桌子上，还有一只插满木筷子的竹筒，桌下有一双人字胶拖。红酒和孖蒸，其实无所谓哪样高贵，哪一等贫贱。
　　
　　酒入愁肠，酒精跟肠胃一旦恋爱起来，高潮的欣喜都是一样的。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Market，赚起钱来，孖蒸不一定比红酒逊色。虽然红酒是嘉芙莲丹露，孖蒸是彭丹；红酒是playboy，孖蒸是《龙虎豹》；红酒是法国的骑士勋章，而孖蒸，像河南省郑州市人民大学的市场管理系荣誉教授。香港自称国际都市，但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今天的香港，到底是红酒还是孖蒸？地处珠三角的出口，周边的城市，是深圳、蛇口、珠海、樟木头，这些名字五十年来，其实都流露着一股孖蒸烧酒的醇香。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插的是另一面旗：苏丝黄的世界、德臣西报、何东家族，香港一度是孖蒸酒庄门外青石地砖上端放着的一杯红酒。然而方今已经不同。
　　
　　自由行、工商银行上市的热潮、心系家国的宣传片、建构和谐社会、打造以民为本，渐渐不叫做香港，叫做特区，香港曾经是一杯红酒，变身为特区之后，就幻化为一瓶孖蒸。对于这两种饮品，我绝无偏见：同样是酒类，视乎在何地浅酌，在何时牛饮。红酒很精致？孖蒸有孖蒸的粗豪。红酒很杜鲁福和存在主义？孖蒸也很黄飞鸿和十四Ｋ江湖。这个世界之好玩，就是凡事都有选择，正如你喜欢穿CK名牌内裤，不，我比较爱国，我偏好国产的菊花牌。红酒和孖蒸是不可以模拟的，包括欣赏红酒和品尝孖蒸的两般酒客。长期受到欧洲名牌的影像广告洗脑，总以为喝红酒的男人，都像穿晚礼服的阿伦狄龙，而孖蒸的知音，是一伙「你精我都精，饮杯竹叶青」，穿一件汗衫，咧着一嘴巴的烟屎牙，大叫「胜嘅」的维园阿伯。这只是幻觉。
　　
　　为什么要如此妄自菲薄？红酒虽然是情妇，而孖蒸是二奶，但两者其实同样是女人，情妇有风韵，但二奶也很实惠。连特首的施政报告也强调务实。那么请面对这个问题：香港，不，特区，是一个很刺激的赚钱的城市，这里一点也不悠闲，生活节奏逼人，交谈喧哗，吃白切鸡时把骨头唾满一桌子，但世界上没有一个雷同的地方可以如此之无拘无束。毕竟，一群殴打议员的凶徒很快就落了网，而在俄罗斯被暗杀的那个女记者，刺客终将逍遥法外。岂能尽求事事如意，人家有普京，这里有曾荫权，得意须尽欢，何必非要红酒不可？不要忘记，可以醉人的，尚有孖蒸。


历史教科书的恩怨心盟
　　
　　今年秋季开始，法德两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开始使用经两国政府联合审订的共同课本。两国共同审订历史教科书的协议，二○○三年由法国总统希拉克与德国总理施罗德签订，而且坐言起行，三年之后，两国以不同的语文，出版了同一课程的教科书，实现了理想。

　　法德两国都是优秀的民主国家，文化传统悠久，虽然有过普法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拉侵略的历史创伤，但这两大民族的品味和器度，两国都认为，不但同为欧盟会员，而且共用一套教科书，是今后衷诚合作的新起点，然而在审汇课程期间，双方也不是没有争执：法国政府教育部最初坚持在教科书中强调五十年代戴高乐反美独立外交路线对欧洲的「贡献」，德国政府表示拒绝。

　　德国教育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是美军登陆诺曼第之后解放的，一九四八年苏联封锁西柏林，西德的民主政体一度告急，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执行马歇尔计划，捍卫了西德，使之免受赤化。德国要求教科书多讲一点法国殖民主义的「罪行」，法国也有点尴尬。

　　历史虽然共同审订，但在文字和教学方式方面，法德两国也有过异议。例如，德文的教科书课文比较长，因为德国教育对语言的思维逻辑一向要求严格。法国版的课文写得简洁一些，因为法国人比较感性，性格激昂一点，不太喜欢噜苏。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德文版留给学生一点点想像力的空间，例如纽伦堡大审这一课，德文版教科书有一条考题：「如果要在纽伦堡大审的法庭外竖立一座纪念碑，请拟写一篇碑文。」这样的课题，集理性分析和创意想像于一炉，对中学生是很好的训练。法文版却没有这一条，因为法国中学的历史教育，一板一眼，法国人的艺术气质很重，对历史的诠释，却没有想像力的余地。法德合作，隔海的英国也见猎心喜，考虑分别与两国合撰历史教科书。然而法德可以合作，不等于英法和英德之间也能分别共度历史教育的蜜月。首先，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宿仇比法德之间长久：英格兰的立国，即由法国诺曼第的侵略催生；十五世纪，英法百年战争，英军杀害了圣女贞德，且不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邱吉尔接到消息，二话不说，马上下令直布罗陀的皇家海军抢先击沉法国在地中海的海军精锐舰艇，以免落入希特拉之手。英法争夺亚非殖民地，德国没有份。德法多次战争，法国大都输得心服口服，包括贝当元帅接受德国扶植，成立维希伪政府。战后戴高乐的反美情绪，隐含吁邱吉尔罗斯福结盟以来对英国的一份醋意妒恨。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胜纳粹，邱吉尔为了报复希特拉空袭英伦，派皇家空军狂炸汉堡和德累斯敦，一时滥杀的平民妇孺多达六七十万。德国历史学者有为此而指邱吉尔为「战犯」者，德国如何能与英国合写教科书？法德合作，有意把英国排除在外，但以欧盟为基础，历史教科书的三国合作，相信只是时间问题。法德合作成功，是一段文明的佳话，今日东北亚局势紧张，北韩在玩弄核武器，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上台，急谋与南韩改善关系。为了东亚和平，日韩两国，不妨也由合撰历史教科书开始。两国都是民主国家，对于人权和自由，拥有共同的信仰基础，然而日本不肯面对百年前侵略朝鲜的历史，韩国的自尊心太强，一早把汉城日治时期的旧建筑拆光，也未必肯如实承认日本明治维新对韩国现代化的贡献──例如催生甲午战争的朝鲜「东学党事件」，东学党就是一群朝鲜知识分子，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就，希望摆脱满清的藩属地位而走上日式现代化的独立之路，结果满清出兵，日本干预，爆发一场日清战争，其后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占领之后，以武力平定朝鲜的民族主义势力，则屠戮甚酷。凡此种种历史血债，韩国人至今的情绪尚未平复，日本则因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也难以妥协。然而，欧洲的民主国家能做到的，亚洲的民主政府为甚么做不到？日韩的历史教科书为甚么不可以共用一套？如果不可以，则日韩又何能奢望与欧美平起平坐？化解宿怨，由建立一套科学、宽容、理性的历史观开始，法国和德国率先做到了，而且垂范文明社会，在这个战云密布的世界，这是一线微弱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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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
　　
　　喝红酒，要看年份，然而有一些古远的年份，虽然没有真正活过，像天眼通一样，遥遥可以感应到隔世的苍茫。
　　
　　例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和苏彝士运河危机，在十月同时发生。就像一九一四年令人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一九四五年令人看见原子弹的昙云，一九五六年有两件历史的大事在发生着：在匈牙利，人民起来反抗苏联共党的专权，在中东，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对英法两国殖民主义宣战。匈牙利人民的反抗失败了，但苏联为日后的覆亡埋下了伏笔的裂痕。英国的艾登和法国的戴高乐也碰壁了，他们知道殖民地独立的大势不可以阻挡。
　　
　　一九五六年，这两件大事在发生着，五十年回首，那一片吶喊之声还是如此喧闹，好像一出好戏，虽然落了幕，高潮的冲击力仍长在心怀──我们看完了戏，就像《雷霆救兵》，到酒吧去喝一杯马天尼，一直把电影讨论到深夜，酒吧敲响了钟声，还令人忘记了时间，看看腕表，已经打烊了。
　　
　　一九五六年有这样的震撼，像一道现在进行式的英文文法，半世纪过去了，一九五六年在「发生着」（It's still happening），历史的铁轨平交道在这里转移，火车轰隆的一下冲过去了，车上的人，在窗外看见一片急速退逝的树影，然而探头窗外，回望一下，还会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改道，一九五六年这关键的年份，那盏在雾气和夜色中的红色讯号灯。
　　
　　一九五六年的女主角，是多瑙河边的布达佩斯，因此一九五六年的记忆是深蓝的，还加上一盏艳红的玫瑰。
　　
　　一九五六年的男主角，是尼罗河畔的开罗，因此一九五六年的视觉效果是棕黄的，点缀着几株翠绿的棕榈树。一切视乎阁下取的是欧洲的角度，还是中东第三世界的视点。
　　
　　一九五六年，如果你是香港的一位富家少女，这是一个青春无限好的年份：你爸爸刚买了一辆汽车，你家白加道的大宅装了洗衣机，你是叶枫的影迷，这一天，你穿一袭花裙子，搁下圣士提反女书院的功课，跟一个貌似张扬的小男友去浅水湾喝下午茶，而晚上的节目，是到他家Uncle举行的晚宴，船王董浩云也会来，这个男仔，希望你做他的Partner。
　　
　　一九五六年，我还没有出生，但感觉好像遥遥地活过。如果有前世今生，从前的许多年份，像旧唱片机中无数仙杜拉蒂和法兰仙纳杜拉千页的缝隙的选择，神差鬼使般，我会挑一九五六年这一张黑胶旧唱片。不，那一年我没有出生，只为了一丝似曾相识的吸引，这就是所谓的 Deja Vu？据说，是一种灵异的情狂。


残缺的制度，自虐的政治
　　
　　特首争取连任，任何施政，皆与「博取连任」的政治动机挂钩。幼儿园学券制有软化迹象，立法会三读通过禁烟条例，亦遭民主党给特府翻旧账，质疑为何特府本来拒绝在食肆和娱乐场所设置「烟房」，现在又转軚，是否与争取连任有关。
　　
　　即使为了争取连任，一个强势政府，对此不须否认，不要理会争取连任的动机，只问政策是否符合大多数市民利益。八百人选委会，品流复杂，要「瓣瓣通买」，顺得工商界，又不可得罪工联会，尽情缩骨，左右逢源，特首「韦小宝化」，是必然的结果。
　　
　　香港地方太小，利益矛盾尖锐，因为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曾荫权必须买八百人之票，立法会各路政党又何尝不为了各区选票而生存？地产商、工会、教育界、医疗、电影人、性工作者，社团压力团体排山倒海，需索不断，且内有亲中保皇势力之小报告北京天线，外有陈方安生叶刘等前公务员首长级魅力人物有效「监督」，加上传媒叫板，「民调」追击，董氏前朝，对于内廷外院的千重喧闹，掩着耳朵一概不理，结果「脚痛」引退。
　　
　　曾荫权上台，一心「去董建华化」，以韦小宝精神，东烧香、西磕头、南讨好、北说亲，安抚了这一头，却又得罪了那一厢，刚上台，就碰上任期由五年硬生生改为两年的「用中带疑」政策，似是嫌曾某还折腾得不够，由是连一个「烟房」之设置，也招来一片「博取连任，意欲何为」的声讨。这样的社会，由于制度的先天残障，今后任何人当特首，都陷于「不可管治」（Ungovernable）的状态。
　　
　　如此发展，早在意料之中。曾荫权刚刚接任，就应该以「无欲则刚」的态度，向中方晓以利害，讲述条件：只两年任期，我已经六十岁，没有跟各路势力折腾骂战的精力，香港如果需要和谐稳定，接任董某半途离任，按《基本法》，任期必须是五年。此一交涉，并不是要向中国「Say No」，只是「Yes, but……」的商讨。这一点坚持，是为了保障特首这个高级打工仔的切身利益。中国政府不明就里，中南海的九名常委，不在香港这个「热厨房」办公，他们感受不到香港此一「民主政制」的煎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曾荫权没有向中方解释清楚，这是一错。任期两年，当然要博取连任，各路势力，此时不抢攻曾某，更待何时？要向小圈子到处拜票，就要准备受尽侮辱，堂堂特首，此时不沦为尤二姐，也Downgrade为平儿、晴雯之流，向王夫人、赵姨娘、王熙凤、探春等各房人氏，端参茶、抹骨牌、揉肩膊，中国政府这个贾母，躲得远远的，闭目养神。最好笑而寃枉之处，是特首连任，明明是一场内定的虚假嬉戏，曾荫权却当成西方民主般的真选举来拉票。中国主人在上，曾荫权若无法连任，中方其实比你曾某更紧张，但这个折腾人的戏局，却由中方设计。特首真正的强势行政主导，是根本不「竞选」，只派一个传话人，向除泛民之外的各路亲中保皇建制利益人物，发放强硬讯息：「够胆你哋就唔好投我票」，抱着只干到二○○七年的决心，来个鸡飞蛋打，玉石俱焚。低估了小圈子的奴性，把一个戏局当做欧美民主的真章来玩，明明必连任，却提早把施政的主权一块块割让出去，天下岂有这等儍事？如此不中不西的政治自虐，只有香港有，令人相当惋惜。


钱从哪里来
　　
　　为了销售税，官员跟民间，吵了起来。主理财政的高官赌气问：税基狭窄，不抽销售税，那么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这种对白，是粤语残片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张活游跟白燕讲的。男主角是一个小文员，养了三四个子女，白天给老板点烟干活，夜里接些文稿回来抄写，灯下抄写得咯了一口血，他的妻子心疼说：「唔好兼咁多份喇，顾住身子至好呀。」
　　
　　这时这位敦厚老实的中年男子，愁眉苦脸地说：「唔接多啲嘢返屋企做，点得？柴米油盐、水电房租，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对于香港人，就像「难为了家嫂」一样，这个问题洋溢着一股怀旧的辛酸，很有李晨风和吴回的「中联风格」──这一类揭露香港资本主义赤贫黑暗面的粤语残片，多半是中资的中联电影公司摄制。据说这一类电影比较拍得认真，以苏联戏剧理论家史特拉什么斯基的著作为指引，加一点点镜头调度，有力地控诉了「港英」时代香港底层的惨况。
　　
　　只是这句话出自一位西装骨骨、胸前插有一小角丝巾、一身细皮白肉的这位什么少的理财高官的口中，令人觉得时空交错，有点突兀。
　　
　　「港英」时代，香港也经历过库房困难的问题，像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动，一九八三年的黑色星期五，但那时的港督、布政司、财政司，都是好样的。他们一句也没有反问过我们香港人：「不加这个税，不收那个费，那么请你们告诉我们：钱从哪里来？」
　　
　　钱从何来？身为市民，怎么知道？只知道销售税会煎烤了低下层贫民的一张皮。已经没有了最低工资的法例保障，一个大厦保安，夜间十一时上班，干到翌晨八时，一星期工作六天，在劳工处的招工网站，工资为每月二千八百大元。征收了销售税，这位伯伯每月的柴米油盐，就多克扣了一百几十，乘地铁，搭巴士，车费一文不减，「钱从哪里来？」问得真好。
　　
　　一个社会，不是危难，就是安逸。政府在危难的时候，叫市民「同舟共济」；到了安逸的时候，又叫人「居安思危」。照这样的逻辑，危的时候，固然不可以减税，安的时候，更加要征收新税，就像从前武侠小说的宣传语句：「最新出版的一本《江湖奇侠传》，是《杏花女侠》的姊妹作，两者一气呵成，又独立成篇，读过《杏花女侠》的读者，固然不可不读；未读过《杏花》前传者，更应一读。」总之无论如何，你就是要掏腰包。那时有这样的广告，因为在那种年代，商人把顾客当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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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门的一刻
　　
　　在外国的杂志时常看到这样的广告：「本人有志前往阿马逊河森林，考察当地土著习俗生活并摄制纪录片，因缺乏资金，征求赞助。」还留下网址，详情即可约洽。因为有了Discovery这样的电视频道，需要大量节目内容。英语世界人才遍地都是，从南太平洋圣诞岛的皇帝蟹生态，到墨西哥玛雅金字塔的史前图案，无论大学专家，还是业余学者，数据和热诚都不缺，有时只欠一笔赞助的资金。年轻人想闯出一点名堂，只要有一份真诚的意志，资金是可以一家家地敲门的。首先，在欧美社会，这样做不叫做「𢱑烂脚」，许多基金会，有很公正的财务总裁，他们愿意花一小时听取一个年轻人在办公室里讲述他的探险大计，二三十万镑的资助，只要在他签支票的职权范围，他会很乐意地挥笔OK。因为人与人之间，还有一份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叫做Honour System。你上门来要求赞助，我绝不会把这位年轻人先当做贼，假设他提交的一份计划书全是假大空的吹水，他只想为自己谋利。
　　
　　这位批钱的人物，手操财政大权，他也不会眼红嫉妒：你今天来求我，要我来当你一生事业转折点的贵人，跟阁下非亲非故，万一你吃了碗面，将来反了我的碗底，我怎么办？当然，因为一见如故，孤男寡女的由此发生一段婚外情，还是很有可能。然而在欧美，这一类交易没有那么多步步为营的设防，也没有鬼影幢幢的阴谋论。计划书很详尽，来人口才出色，马上找到知音，钱批出去，这位年轻人，因为是伦敦大学动物系毕业，他的品格和诚信都有起码的保障，他不会把钱去澳门赌场通通输掉，然后潜逃珠海无踪。在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是人民先个个做了贼，严密提防，只因为受骗上当太多，所以形成一个男盗女娼的野蛮国，还是，掌权的人把一切蚁民无一例外都当做贼公和娼妓，致使一个清白的年轻人，处处碰壁，最后把心一横，他觉得不诈骗，他自己无法生存，于是这个国家真的越来越腐烂，变成一个贼人国？这样高深的问题，留给忧国忧民的文人去研究好了。只知道，打开英语频道的Discovery电视台，春花秋月，鸟啭虫鸣，考古寻秘，探月问星，有那许多眼花缭乱的好节目，许多都是一个穷大学生，刚毕业，走进华尔街一家企业的大亨办公室门外，鼓起勇气敲他的门开始的。活在二十一世纪，懂得英语，就看通了许多世情，感觉很幸福。


念博士
　　
　　读博士学位，不是等同考状元，很奇怪，两千年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思想上拒绝进入二十一世纪。首先，性格活泼、喜欢创新、外向而富有事业野心的人，千万不要读博士。这种生涯，不一定是为一个精伶的天才而设的。读博士短则三年，长则五七年，早出晚归，天天耗在图书馆、计算机室，一个月一回，跟所谓论文指导教师见一面。在香港，到处有K场、马会、酒廊，猪狗朋友这个SMS，那个留言，欢乐时光加BBQ，如何可能专得下心，写一篇关于珍奥斯婷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的第二只脚趾生得是不是比拇趾公长两分的研究论文？就算写得出来又怎样呢？把全球关于该大师的研究论文当做堆填物，已经够填满三个维多利亚海港。
　　
　　增加阁下这一篇，最多只令伦敦珍奥斯婷学会给阁下写一封很外交的致谢信──他们的会长，邀请你明年二月出席他们的一百周年餐会，旅费食宿自付，即使你去了，席设某古堡，那三五十位宾客，平均年龄六十二岁，有一半人坐着轮椅到会，你发现自己是唯一的亚洲人，不知道是格外有满足感，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阁下是不是需要这样一份资历，去吓唬崇洋的中国学术界，谋取中国青海大学英国文学研究所一个海外客座教授之职，准备北上西宁，跟那边的市委书记碰十来杯茅台，然后共同研究如何开发更多的教育商机呢？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国心，那么读博士，替珍奥斯婷这个陌生的英国女人写一篇生理特征的论文，又所为何来？
　　
　　如果在外国念博士，秋季日短夜长，虫鸣啁啾，在研究生宿舍开了暖炉，天天泡一个公仔面，如果已婚，巴巴的叫夫人从上海飞来「陪读」；如果未婚，大学校园的鬼妹不太可能对一个幽灵有兴趣，转眼都三十一岁了，把青春葬送在一口天地间的活棺材里，如果你的前度情人知道了，还是很心痛的……至于学理工，念博士，除非向诺贝尔奖的方向迈进，不然，挟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衔头回来，你会发觉，本地学院帮派林立，谁是院长的马房，那一个又是美国帮的元老，好似进监房一样，向各大单位拜码头，真材实料的人，不一定有回报。读博士不是考状元，大学毕了业，够了，青春结伴好还乡，何必非要那个Doctor的帽子？不要把时光耗在那么灰暗的角落，看看窗外，草地上的一只小松鼠，牠多快乐。


穷人为什么比富豪更快乐
　　
　　一家机构调查显示，香港的三十八家家族企业之中，有二十二家传给下一代。调查指出，全球的家族企业，如欲传承香灯，必须及早以专业人员辅助下一代，把家族企业置于现代化的管理轨道。
　　
　　家族企业与中国的宫廷统治一样，系出同源。中国的政治和贸易，是一对孪生兄弟。明朝的朱家皇朝，就是把一个国家当做自己的产业，把满朝文武当做家臣，此所谓「家天下」。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穿了西装，剪了辫子，「家天下」的诅咒，依然在血液中附存。
　　
　　这家机构的报告书，规劝家族企业的老板，及早为下一代提供专业的培训，问题也出在这里。任凭「专家」是哈佛MBA的第一流人才，只要空降到一个中国家族的企业，马上像明清两朝的官制一样，成为「顾命大臣」。专家和富豪之子第二代的关系，永远不可能「正常化」。「太子」受顾命大臣辅弼，视之为掣肘束缚，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位「专家」面目可憎，一待时机成熟，例如「父皇」龙驭上宾，就是太子政变诛杀「专家」的时刻。
　　
　　此一剧本，在中国的历史血脉中躁动了两千年，形成了民族的遗传基因，也就是俗称的DNA。诸葛亮扶助刘禅，「临表涕零，不知所云」，这八个字，就道尽了哈佛MBA的行政总裁也「顾」不了「命」的千古悲痛。
　　
　　因此二○○六年，香港的许多家族企业，都把老板的儿子叫「太子」，把老板的女儿叫「公主」，女婿叫「驸马」。这类陈旧的名词，今天仍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焕发着巨大的生命力。第一代创业，历尽艰辛，他可能是一代英主，但毛病正是：「先帝」创业之间，疏忽了对子女的照顾，连大禹治水，也三顾家门而不入。许多商贾第一代名人，年轻时在灯下赶工，码头卸货，拼搏之间，儿子不知不觉长大了。父亲为了补偿自己少年时的艰苦，以为把一切最富裕的物质条件提供给儿子就是最大的关爱；中国皇帝的下一代每多阿斗，通病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
　　
　　其次，即使下一代本性纯朴，老实忠纯，「父皇」也不敢轻信「专家」。对于任何顾命大臣的丞相，英明的君主总要留一手，丞相与太子有歧见，父皇的心，总不会百分之百认为丞相的意见英明。在双方纷争的时刻，父皇往往忘记了，这位丞相，是你自己请来提点儿子的。你之所以看中他，是因为你觉得他具有太子、甚至自己也没有的一点点智慧。这短暂一刻的失忆，往往造成顾命的丞相与太子之间不可弥补的嫌隙，最终必然是「专家」自认难再侍候下去，黯然引退，「专家辅业」的大计，多半中途夭折。
　　
　　有这样的结果，也不能全怪大老板，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奸臣太多。「顾命大臣」教坏少主，甚或自己有一套篡朝的阴谋，例子太多了，像明末天启年的魏忠贤。算来算去，还是自己的骨肉最亲。大老板往往有这样的恐惧，此一恐惧，也是中国历史在血液中的遗传，正如到了今天，为什么中国只有文人，绝少西方类型的知识分子？因为明清两代的文字狱，不知何故，总潜伏在文人的隔世记忆之中。
　　
　　西方也有许多家族企业，「接班」往往不成问题，因为大老板一早就看得开，成立慈善基金，把身家捐给社会。由于耶教信仰，西方人对一个钱字比较放得下，他们的亿万富豪第二代，从小往往也受到西方教育的磨炼，风帆、攀石、滑浪，培养坚毅的意志，很少像中国式的太子一样，自小骄奢恣纵。
　　
　　家族企业一旦上市，一切交给公众。汇丰银行当年在上海的创办人，他的后人，难道今日是汇丰的主人吗？不是。狄士尼的国际企业开枝散叶，和路迪斯尼的孙子，难道今天还坐在董事长办公室，亲自决定在远东的迪斯尼乐园，该最新开在上海还是香港？还有西门子、劳斯莱斯、菲利浦，不论英、美、德、荷、大西洋两岸的国际跨国名牌，都有同一特征：它们绝不是「家天下」，它们的创办人，虽然是国王（King），但不是皇帝（Emperor），在适当的时候，其管理制度，已经变身为君主立宪，或者成为共和。
　　
　　英国今日的制度，由亨利八世之后，不就是一间家族企业上市的演进史吗？国会的下议院，六百五十多个议员，就是上市之后全民控股的「持份人」（stake holder）。欧美的企业解决不了继承人问题，走的就是这条路，西方的企业十分成功，比起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人家的DNA，无论如何高一皮。
　　
　　《泰晤士报》是哪一个太子掌控的家族喉舌？你看看台湾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吧，今日仍是报阀王惕吾和余纪忠的后人在掌控大局。王惕吾和余纪忠，都是台湾著名的好老板，是一代君主，他们的员工，有一大堆关于他们老板的动人故事和佳话。总老板逝世之后如何？新的政局，台湾民主的潮流，两位太子显然都缺乏触觉。创业容易，守业难，因为无论第一代如何智慧，不能保证第二代同等英明；第二代也很英明，但能指望第三代一定不出事？亿万富豪对此都牵肠挂肚，他们的精神压力太大了，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血缘诅咒。
　　
　　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不是没有例外，但因缘际会，决策的这位父王，必须豁达睿智，辛苦经营的事业，如何能化为捐款一笔一笔送出去？不读一点点佛学，从宗教寻求一点慰藉和指引，是不可能摆脱中国家天下思想的诅咒的。因此在香港社会，做一个亿万富豪，比一个领综援的失业者更苦。
　　
　　比中产阶级更苦，因为后者不必太过担心下一代，只要家教得宜，多花一点时间叙天伦，让孩子「幼承庭训」已经足够。不必「子承父业」，这一生人，但求「椿萱并茂」，不要「克绍箕裘」，不要被这套酱气熏人的封建成语搞得家无宁日。在英国置一所乡居，在温哥华买一座公寓，然后把银行的存款花光，两座物业，分别留给两个子女，然后在睡梦中逝世，这就是一种理想的终极幸福。

ieal

反目成仇
　　
　　法国与美国日渐闹翻。隔着一个大西洋，本来是惺惺相惜的好友。没有理由变成这样子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者，法国派将军拉法叶去美洲协助华盛顿抗英。法国被德国纳粹侵略，美国知恩回报，罗斯福派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解放巴黎。法国人庐米埃兄弟发明了电影，美国荷里活把法国人这项伟大的发明发扬光大。法国把自由神像送给美国做礼物，竖立在纽约港口，变成了美国的标志。
　　
　　法国人曾经很喜欢谢利路易，而美国观众都情迷嘉芙莲丹露。美国的警匪片叫做Thriller，而法国的同类作品叫做「黑电影」（Film Noir）。最懂得欣赏法国的，本来是美国人。美国人喜欢巴黎的那一股带点香水的淫荡味。小说家海明威在巴黎浪迹了几年，美国犹太作家索贝娄有一篇散文，叫做《我的巴黎》：「上帝如果来到法国，会乐透了，因为祂听不到祈祷的滋扰，也没有神学理论的种种纷争要由祂来作主。上帝会发现祂置身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可以在黄昏偷懒一会，就像巴黎人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一样悠闲。」虽以英语为主，美国人毕竟觉得英国人城府太深，美国人喜欢法国人的坦率。他们觉得爱尔兰是一个拘谨的母亲，英国是富于持家之道的贤妻，但要寻求一点生命的野趣，不可以指望这两个老女人的慰藉，法国才是夜夜风流的情妇。知法兰西者莫若美利坚，然而法国人的狂妄，却把美国渐渐当做敌人。
　　
　　因为强势的英语？但谁叫北美洲是爱尔兰和苏格兰人后裔的天下？而且战后英法撤出殖民地，英国人比法国人懂得留一手精妙的布局：今日世界上有英联邦，从加拿大到肯尼亚，从纽西兰到尼日利亚，英国人用计高深，一网包揽；法国撤出印支和非洲，什么也没有剩下，撤退得干干净净，就像法国人的一夜情，高潮过后，第二天清晨形同陌路。今日的世界语是英文，法国人只能怪自己的冲动和激情。英国人不懂享受，有时很闷蛋，但他们比法国人的脑筋精密。法国总统希拉克摆出一副酸醋的模样，不如整理一下本国的北非移民吧。连日本人来一次巴黎，回去也要接受心理辅导。日本人不明白：为什么唯美的法国人会沦落到这个样子？巴黎满街是抢匪，老鼠横行，售货员粗野。日本人去其东亚的邻国旅行，不会有如此痛惜，因为连那里的大闸蟹也注射了激素和春药，这一切是常态，但是，Come on，这是巴黎，才教人搥胸顿足。法国人病了，病在心理，坏在精神，不要让这个国家Downgrade成第三世界，法兰西，你这个坏女人，让美国人来挽救你的堕落吧。


恋法癖
　　
　　日本人去过巴黎，要接受心理辅导，受不了巴黎街头到处是北非新移民，售货员态度冷漠。对于法国的一切，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慕恋者，叫做Francophilia，这种人，叫做Francophile。这个phile的字根，来自古希腊，往往不太正常，像「恋童癖者」； Paedophile，也是同一个字根，指爱慕一种事物，迹近变态。日本人有许多Francophile。日本人喜欢法国印象派的油画，八十年代，梵高的向日葵，就是给日本的收藏家炒到七千多万美元的。梵高的画很动人，但不值这个价，日本人的一股恋法狂，让法国人觉得有点好笑。
　　
　　在法国的美术馆，常见到日本的旅行团，一干老头子老太太，全神贯注地听着日本导游用日语讲解着一幅德拉夸的露胸自由女神战斗图。瞇着眼睛倾听，用敬畏的眼光盯着油画，跟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排队参观「主席遗体」的一列陕北老农一样虔诚，虽然他们不会一面喃喃自语「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真伟大啊」、随时膝盖一软扑地便跪拜的激情，日本人毕竟懂得一点「旅游文明」的「素质」。去日本的书店看看，一切关于法国的书籍，从普罗旺斯的摄影月历，到巴黎教堂的建筑绘本，都用最精美的包装。日本美少女看见阿伦狄龙的照片，永远开心得像一群饥饿的小鸡，发现了一条粗黑的毛虫那样，发出一阵阳光灿美的吱吱喳喳的叫声。虽然阿伦狄龙早已老去，法国从大鼻子谢拉狄柏度以后，时兴的都是一代代丑男人，但日本的少女，跟上海的女中学生一样，拥着阿伦狄龙的一靥醉笑的美梦，像一个婴儿咬着一个塑料奶嘴一样沉沉睡过去，一直拒绝醒过来。
　　
　　在法国的美术馆，还随时会看见日本东京大学西洋美术系的女学生在一幅拉斐尔的作品前，竖着一个木支架，一板一眼地临摹。她们喜欢法国画廊的殿堂气氛。日本人一旦迷恋法国，都十分温柔情深，跟海上自卫队向「保钓」船射水炮的硬朗风格，有一点点的不同。恋英的人，叫做 Anglophile，但有些人觉得当一个Francophile比较高级。日本人都开化到这个水准了，北京上海的年轻人还在崇哈佛、恋牛津，崇洋只停在 Anglophile那一级，大陆暴发户的扫货族，只会迷恋LV一类名牌和路易十三，未识法国的建筑和美术之堂奥，一切只想到钱和做生意，明显地被日本人比了下去，我认为，这是比钓鱼台所谓沦陷更甚的国耻。


封杀放生不如狩猎记名
　　
　　特首选举即将展开，挺曾阵营忽传出「两派意见」。对于公民党推出之「候选人」，一为「封杀论」，主张不容其取得百票入场资格，立时击杀于门坎之外；另一为「放生论」，主张「准许」其取得百票，跨入门坎，待八百人小圈子之乱箭毙之。
　　
　　无论「封杀」还是「放生」，该公民党「候选人」，下场都是一个「死」字，分别只在于现杀还是缓剐。此一充满满清皇帝热河避暑山庄围场狩猎特色的中国港式「选举」，可谓别开生面，新鲜刺激。
　　
　　「封杀派」认为，中国政府决不肯打无把握之仗，一旦准许猎物进入围场，八百人小圈子居心层次复杂难料，各人投票不记名，如内有反曾暗流，则随时发生意料之外的裂变，弄假成真。公民党候选人无缘无故黄袍加身，特区「一夕变天」，到时即使中方「拒绝任命」，则会惊动国际，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之一的英国对此表示「关注」，则会狼狈不堪。
　　
　　然而「放生派」却认为，让公民党猎物进入围场，由曾荫权以实力亲手击杀之，有如当年康熙一样，可以显示圣上胆识膂力过人，从此坐江山多了一重群臣山呼万岁的资历。天下归心，又有何不可？
　　
　　平心而论，两派都有道理。不过以中国的心理，必定是力主「封杀」居多。在中共历史上，对待政敌，绝无放生的先例。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叛将张学良以下犯上，活捉蒋中正，延安的毛泽东力主杀蒋，全凭苏联史大林下令放生。「放生论」者，绝不了解中国国情。「封杀论」却会令曾荫权赢得「唔够靓仔」，一人竞「选」，为国际讪笑，此后五年，曾某面对议会，也经常会受到政党揶揄。
　　
　　不过，「放生论」也不完全错。准公民党「反贼」进入围场，只要把八百人的投票由「不记名」改为「记名」，即可消除任何顾虑。
　　
　　《基本法》只规定特首由「选举」产生，没有说明一定要不记名投票。投票不记名，完全是英美政党选领袖的方式，不合中国国情。中国人讲：「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做事光明磊落，支持曾荫权，理应是光宗耀祖的好事，为甚么要沦为像做贼一样，不敢公开，闪闪缩缩？为何要崇洋媚外，抄袭英美的不记名投票这种破规矩？一旦小圈子投票改为记名，则公民党猎物入场，四周即杀声震天，人人出来抢先动手。投票记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谁挺而投曾，有票可稽，将来酬答有所依据。不记名投票，则人人事前都笑着脸向曾荫权拍胸脯「一定支持你」，进了场背后使坏，了无痕迹，将来照样可以欺骗曾特首，伸手拿索好处。那时重组行政会议，特首派位两眼一抹黑，酬答不分真伪，拜谢不辨奸贤，浪费资源，引狼入室，把两面三刀的小人，当做三生不遇的恩公，则岂非笑话。因此在「封杀」与「放生」之间，可以有第三种方式。不如开名投票，入围击杀，让八百人投票投得开开心心，曾荫权赢得欢欢喜喜，最后把猎物即场烤烹，举行一场庆功BBQ，则宾主尽欢，皆大欢喜不题。

南飞雁

太长，先mark，以后在看。

ieal

其實不長，都是短篇的評論，按加粗的字找自己喜歡的主題看就是了，(*^__^*)

ieal

謝謝各位圍觀的朋友（尤其是加分的）哦，特別謝謝大版的慷慨解囊！！

ieal

猫狗语言学
　　
　　对于一个灵魂里崇洋的社会，首先典当出去的，是自己的语文。越来越多自称为中国人的动物，开口说话，执笔为生，用英文来表达他们的思维内容。不是他们天生就是英国人的二等奴才，就是其实承认：中国语文不足以表达一个思想层次繁复的二十一世纪。例如「零容忍」，来自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 Zero Tolerance。中国人在后面跟着学舌，说「交通零意外」、「治安零犯罪」，这是中国的人话吗？他们以为这叫做「与国际接轨」。一部中国电影叫《好奇杀死猫》，片名直接由英文硬译：Curiosity Kills a Cat。但这句话，不是属于中国的：对于动物，中国人一向缺乏观察的兴趣，猫因为好奇，才误送了一条命，这样的心得，是英国人在喜爱宠物时千般观察的结论，化为一句英文成语。
　　
　　所谓「好奇杀死猫」，用华文来讲，没有文法，是一句无厘头。语言是文化的结晶，在英语世界，关于动物的成语很多，像「捉取狮子的配份」（Take the lion’s share），意思其实是广东人说的「独食难肥」；「麻鹰的眼睛」（An egle eye），意思是「明察秋毫」；「把猫赶进鸽子群」（Set the cat among the pigeons），意思是「搅屎棍」等等，而且关于猫和狗的成语特别多，因为英国很早就有了中产阶级，以猫狗为观赏的宠物，对于猫狗的神态，英文有一座很丰富的成语宝库。华文的猫狗成语，出于对动物的残酷，往往带有暴力，缺乏了英文的人情趣味感，像：「打落水狗」、「狗仗人势」，还有一句广东话：「阿崩叫狗，越叫越走」，狗是人类天生的朋友，应该一叫牠就过来，这个叫阿崩的主角，他的狗为什么怕他？
　　
　　令人联想到，阿崩在背后提着一把刀子，把狗哄过来，宰掉吃狗肉。关于猫，华文的成语很少，英文最多，像「看猫怎样跳」（See which way the cat jumps），指「静观其变」，「肥猫」（fat cat），指肚满肠肥的富商。最近病逝的一位，在七十年代，殖民地香港的英文报纸就称之为「红色肥猫」（The red fat cat），这个花名在香港的会所很流行，后来成为华文报刊的一句中译。一头肥猫，已经很趣致，何况是红色的，更充满谐剧细胞。一个对猫狗和动物充满敌意的文化，是不可能领会「好奇杀死猫」这句话的意思的。出于崇洋，把中国语文的皮肤漂白，把中国式思维的眼珠染成蓝色，不是不可以，但不要整天高喊「爱国」。英文说下雨下得像猫狗（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下一次，照照镜子，辨认好自己的肤色，跟我重复这句原创的广东话，叫做「落狗屎」。


嫁一个医科毕业学生
　　
　　香港经济泡沫化，就业市场转型，以前的手工实业百花齐放，像纸扎铺赶制盂兰节人像，饼店手做月饼应市，五金扎铁，编藤织篮，年轻人都没有兴趣投身当学徒了。本土经济蒸发消失，剩下来的，就是「Sale屎」。
　　
　　除了当「Sale屎」可以「搵快钱」，其它的「传统优质行业」都在没落。例如七八十年代，大学报名抢进医科，因为医科毕业进政府医院实习，起薪三万，收入优厚而稳定，十年下来就可以成为「高级医务主任」，也就是SMO。耐心排队下去，只要不医死人，再过五年就可以做Consultant了，薪水由十多万三级跳，暴增至二十多万。长期聘用，六十退休，即可跟从殖民地长俸制度在英国买一所房子，订一份《星期天观察家报》，喝下午茶，养一只牧羊狗，在星期天的报纸中寻找伦敦阿尔拔大会堂有什么交响乐团上演的最新节目，印印脚咬其长粮。
　　
　　可惜此等精英风光，今日不再。政府医院，人心惶惶，一个医科毕业生走出校门，能抢到一份三年的实习合约，已经不错。医疗融资问题八年来吵得不可开交，公帑接受监管，浪费引起争议，议会骂战，烽烟投诉。做一个政府医生，复又面对每天浩荡涌来剖腹产子的大陆孕妇，工时朝七晚十一，不担保有得续约，视乎办公室政治仰对院长系主任之类的擦鞋技巧而定，怎能怪今天政府医院的新秀医生十之七八穿一条破牛仔裤、蹬一双波鞋返工？他们虽然青春可人，但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偶然一两位女医生还穿有鼻环，手臂纹刺了上任男友甜心的名字。如果阁下心脏病突发，正等待急救，躺在病床上，由这样的一位医生，连同两位美少女看护，推进手术室，几位年少有为的医护专家似昨夜卡拉OK宿醉未醒，一面嘻嘻哈哈在争论到底是方力申靓仔，还是吴彦祖有型，病人半开的眼睛瞄得见她们涂得五色灿烂的指甲油，这一刻不知是恐慌，还是为香港下一代精英终于冒头上位，而为这个社会的前途深庆得人。
　　
　　中国父母栽培儿童，受科举传统思想影响，总以为供他们念大学非医科不为首选。还记不记得八十年代有一部港产片，叫做《停不了的爱》，女主角温碧霞，是一名黑社会老泥妹，竟然爱上了在港大念医科的刘德华。医生刘华不知就里，把𡃁妹仔带回片中住半山的豪宅介绍给父母相识，在一张仿荷李活中产文艺喜剧的长餐桌边，两小口子支支吾吾，刘华向有钱佬父母介绍这位未来媳妇，情感真挚，场面尤为动人。
　　
　　在台大医学院毕业，戴一顶方帽，长相有三分像马英九，七分像当年国语片的小生，也就是张艾嘉的前度男友金川，在李行白景瑞的文艺片里，就是一部琼瑶小说改编作品的当然男主角。港台美少女皆以下嫁医科毕业生为对象，自然有其道理。可怜天下父母心，难道想自家女儿嫁一个写新诗的文艺青年？
　　
　　贵为医生夫人，拖男带女，星期天去会所吃自助餐，下午在泳池叙其天伦，这是香港人一度最向往的优质生活方式。但是医生这个行业，讲的是科学和理性，在政府医院开工，昏天蔽日，回家又要看Journal，夜晚要为明晨的一宗手术做足功课，这样的男人嫁他三年，还可以像一只精致的花瓶托着腮对着看，看着看着也觉得眉开眼笑。三年之后，这位科学家丈夫生活枯燥，节奏刻板，就叫人心痒起来，不禁怀念在文学院一年级的时候那位偷偷给自己写新诗传情的英文系小男生——不知他今日身在何方？以他的学科，或许他今日没有一份高薪的保障，但那份浪漫体贴的情怀，却叫人那么舒服而感激。
　　这是不是今天有大量富婆，愈来愈喜欢找一个拉丁情男学跳Tango的原因？没有统计，茫不可考。但香港的医生也不尽都沉闷的，聪明人自然会意识到这个行业的精神危机：每天看着垂死的病人的职业，虽然高薪，却很容易得到精神抑郁症。就像猫自己病了，懂得往山上找青草当中药来吃，调理肠胃，一个精明的医生一早就会培养一两样嗜好，例如收藏古董、摄影、绘画、看歌剧，文理平衡，艺术和科学相冲，只为了寻找一份精神的慰藉。
　　
　　朋友陈求德医生是骨科专家，平时关心国是，早在港大时期就是认中关社的活跃一员，他北上大陆是为贫童穷家行医赠药，成为香港的非洲史怀哲。我的家庭医生何耕博士早年师从港大名教授Stephen Cheung（港大有史以来，出过两位响当当的Stephen Cheung，一个是今日在大陆为中国经济问题把脉的张国师五常，另一位是台湾前总统蒋老中正的宫廷御医），平时以驾私人小飞机为乐，在生死之间营生，早把生死看破，及时行乐，没有谁比这两位，一个出世，一个入世更懂得享受人生。
　　
　　至于行医能喝名酒，赏名画，喜欢游山玩水，更是不在话下。医科太精确了，有时需要难得胡涂的一片感情，把黑白分明的生死人间调和一下。就像吃肉，吃得多了，也要一点素食来平衡。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味填鸭，叫学生死刨理化生物，将来进大学当医学系的天之骄子。但外国的许多名医，一生创造了两三辈子的事业，如七八十年代前外相欧文本身是脑神经的专科医生，三十七岁却官拜英国外相，还一度成为来港出任末代港督的热门人选。
　　
　　行医风流，当如事者，下次如果你不幸（大吉利是兼touch wood）得了急症进政府医院，看见主诊的那位貌似锺欣桐的内科女医生，足踏一对Nike运动鞋，如果你还有一口气，不妨礼貌地告诉她：做一个医生，有时也要讲究一点Dress Code，不是妨碍你的个人自由，而是一份行医的尊严。当你断断续续说出这句话，可能也是你临终的最后一句遗言，迷迷糊糊让她打了麻醉药，生死有命，哪管得这许多？只能交给阴阳界外那另一片空茫了。


膳恩
　　
　　国际小厨神占美奥利华抗议英国学校的膳食，不满学童吃太多垃圾食物。香港的学校，中午让小孩吃饭盒。即食而浪费，饭盒只为了填饱学童的肚子。有没有想过，小学的一顿午膳，也是教育的一部份？还记不记得一年级，上学去，背一个水壶，书包里自备一张塑料的桌布，一副刀叉餐具？为什么这是教育？因为水壶是妈妈买的，盛餐具的盒子，也是夜夜由母亲放在书包里的。对于小孩，这是一种责任和叮嘱。午饭的时候，在课室外的走廊排好队，午膳的流动车，在走廊的尽头，小学生一个个走上前去，领一只碟子，让女工把饭菜倒在碟子上。今天是粟米肉粒，明天是窝蛋免治牛肉。捧着一碟子饭菜，走回课室，在自己的位子坐好，把书包里的桌布拿出来铺好，对着同学一起用餐。我的桌布是蓝色的，跟刀叉是一套，对面的那位小女生，金黄的桌布有许多朵红花，却带了银制的餐具。班主任走过来，笑着轻声说：明天，请像对面的同学一样，带塑料的刀叉回来。
　　
　　一年级，上过哪几节课，长大后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几样颜色：深蓝的手提行李书包，浅蓝的桌布，深绿色的水壶，洁白而微温的碟子，以及开学后头几天，战战兢兢领着饭菜坐下来，看看邻座的小同学，那一份生怕犯规患得患失的浅浅的惶恐。小学一年级的午膳，一个小孩子在蒙眬中学会照顾自己。妈妈不在身边，但她昨夜为你折得方方正正的那一块餐桌巾却在，看见这片温暖的颜色，母爱彷佛像一朵莲花绽开在心头。在小学里，好好地进一顿午膳，这样的教育，是一场小小的感恩。午膳是一种仪式，不要简化，不要用快餐来代替：一只饭盒，大家乐或大快活集团经营的一客叉鸭饭，除了填饱学生的肚肠，应当明白，在一家学校里，超越动物的饮食，尚有一层勾留半生的记忆，叫做温情。
　　
　　占美奥利华看不过眼：英国的小学生爱吃薯片，他要为孩子亲自下厨。不止是食物的质素，还有包装，还有领受午膳的过程，以及在进食前那一刻低声的祈祷。不要小看这一切，让孩子经历这套温暖的仪式，到他长大了之后，这一层记忆将成为他的人格的基础，他不会在海鲜酒家的贵宾房里把伙计呼喝过来，以上市公司主席的霸气说：鲍鱼太韧，普洱太凉，一拍桌子，高声问：你知不知道我系边个，叫你们经理过来。

ieal

白恤衫
　　
　　当满城的营业主任──也就是「Sale士」行政人员──都时兴穿一身专业的黑衣装，在一片时装的黑海洋里，教人格外怀念一件白衬衣。不错，穿黑色看上去更加清减一些，白色却何尝不令人清秀？一件熨过的白衬衫，配一条米黄的灯芯绒裤子，秋凉时加一件灰色的单吊外套，永远不过时，有谁能把这一身永恒的潇洒穿在身上。
　　
　　白衬衣，要讲究配搭。首先是年龄，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子最好。这个阶段，无人再怀疑是一个刚踏出校门的中学生。白衬衣很青春，反衬步向三十岁的成熟，这一层感性的Cross-over，打一个底，把女人看得迷醉。不可以有肚腩。这个年龄，一个男子尚未在酒色财气之中学坏，虽然他正在上位，当了一个主管，最多下班Happy Hour喝一杯马天尼，应该有一个在热恋中的女友，他尚未堕落到每周末就要北上东莞按摩嫖妓的程度，这个时期的男子，七分朝气，三分理想，对女性还懂得体贴，浪漫的追求还没有完全磨损，穿一件熨得有骨纹的白衬衫，令人想到他家里那位住在愉景湾的美丽的同居女友，熨衣板放在卧室的窗户边，亲昵地叫他「老公仔」，黄昏时等着他回来。会穿白衬衣的男子，跟一身珠三角暴发的Armani麻甩一族不同，他的衣钮虽然也敞开两颗，但胸前不会戴一块碧坠的翠玉，用一根幼黑绳捆得摇摇晃晃。
　　
　　白衬衣就是白衬衣，It’s a merit on its own，孤高成一种绝色，不要翠玉、纹身和腕上的一圈蜜腊来相衬。白这个颜色，对男子是莫大的挑战，天可怜见，切不可以穿白裤子和一双白鞋，因为这固然不是大盗歌王林冲或播音王子邓光荣的时代，连阿B和陈秋霞的青葱岁月也已成为历史，白衣白裤子，穿得这个样子，走在街上，会引起公愤。最后是背景。电影《尼罗河谋杀案》里的一幕，男主角穿一件白衣，米黄的外套和裤子，与女主角一起骑马在蓝天之下奔向黄色的金字塔，香港没有这般的天气和建筑来反衬，穿白衣，原来香港不宜。至于女人来穿，亦以二十三四岁为最佳，而且穿她们心上人那件，松巴巴的，只穿内裤，在周日的清晨，打开冰箱，取出一只青苹果。这样的白衬衣是让她的男人从后面一把环抱起来，从后颈一直吻下去，然后开始解她的钮扣的。白恤衫就是幸福，如果有一环浅浅的碧海，星期天同居的男女，还拥有一座乳白色的阳台。


经济地陷和记忆断层中的「古迹」困境
　　
　　天星码头拆卸，搬到海岸不远处的另一座新古典大楼，社会的文化人士纷纷喊寃，指政府不懂保存「古迹」。
　　
　　天星码头只有四十八年历史，其钟楼也是一座很平庸的建筑物，用混凝土造成，比起中环的旧邮政局、旧尖沙嘴火车站的红砖钟楼，材料相当粗陋。
　　
　　比起伦敦的大笨钟、巴黎的罗浮宫，恐怕不算甚么「古迹」。对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香港的主要交通工具早已不是渡轮，而是地下铁路。对于新移民，这座钟楼更没有甚么殖民地情感的「地标」意义，天星码头之「蜚声国际」，因为五十年代末期的荷李活电影《苏丝黄的世界》以天星渡轮取景。这部电影只是三流作品，今日的欧美游客，恐怕也没有几个会为电影开头威廉荷顿追寻苏丝黄的一幕专门来香港看一看这座旧码头。
　　
　　世界上旧建筑，不应该为游客而保存，而是社会本身有实用和欣赏的需求。社会的欣赏和需求，则又与这个城市的经济形态有关。例如意大利北部的塔斯坎尼近年成为欧美中产阶级人士旅行的天堂，是英国首相贝理雅和美国明星汤告鲁斯海外置业的至爱首选。塔斯坎尼不但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大画家达文西和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在此地出生，而且塔斯坎尼没有工业，至今经济仍以酿酒为主，其出产的「奇扬提」（Chianti）举世闻名，还有牛肉和橄榄油。塔斯坎尼的居民家中都有电视、计算机，城镇都有戏院，他们都看过荷李活的文艺时装电影，知道纽约和洛杉矶的美国中产阶级不是住市中心的公寓，就是新泽西的花园洋房，拥有两三辆汽车。然而塔斯坎尼的绝大多数居民恐怕并不羡慕这样的物质生活，他们安逸于田园农家的悠闲野趣，看见纽约和洛杉矶的银行家、富豪、退休外交家来到塔斯坎尼，赞叹城镇无数中世纪教堂的建筑瑰宝，觉得非常自豪，他们大概都觉得，生而为意大利人，已经是上帝最大的眷顾，生在意大利的塔斯坎尼，不必富裕，已经拥有美食、佳酿、阳光、绿原，更是三生修来的六合彩头奖。
　　
　　意大利各地城镇竞选市长，不必提出甚么「发展经济」和「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一类的口号，也不必浪费时间讨论意大利的「现代化」，到底该由米兰、翡冷翠还是罗马来做「龙头」，西西里应该如何「开发」为高科技密集的「先进工业」特区。悠闲、快乐、知足、拥有此一共识，意大利全国的古迹名胜，就没有甚么保育不保育的无聊争论。这种全民认同的共识，就叫做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香港的「意识形态」跟意大利不同。香港缺乏艺术和音乐品味教育，与珠三角和大陆各地城市一样，全民追求「搵快钱」，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中一齐呼喊「抓紧机遇」。香港的四大经济支柱是金融、物流、旅游、服务，而旅游又以「购物」为自由行的主流。香港的捕鱼业早已没落，大澳渔民的下一代不会留在大屿山的西陲继承晒咸鱼和制虾酱的「祖传食品工业」。香港的青少年视听粤剧为「老饼」趣味、看中医和跌打为落后过时的习俗。天星码头的两三辆黄包车将会在几年内完全「淘汰」。香港人喜欢「变」，因为变而聚财，变而生气，香港是动态的，令东来的一个欧洲人惊叹其活力。但塔斯坎尼是静态的，香港人去到那里，除了扫购红酒，会觉得意大利的乡下生活十分「闷」，香港的「文化精英」，组团去塔斯坎尼饮红酒者不少，在那里置业定居，重寻老庄无为生活之乐的，一个也无。香港的「发展」动力是地产经济，这就决定了香港一切「古迹」最终必然要全部拆毁的历史命运。不但香港、北京、上海、杭州、广州，也步上「香港式经济奇迹」的后尘，西湖将会填掉一半「发展」房地产，故宫太和殿和午门之间的空地，只要出得起钱，也将能兴建几座独立的西班牙别墅，这只是时间问题。全民「奔小康」，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民，心中「小康生活」的定义，是纽约多层高楼的公寓和美式的花园洋房，在此「意识形态」的洪流之间，没有给「名胜古迹」预留一席位。
　　
　　十年前我刚从外国回来不久，也强烈主张香港的旧建筑一幢也不要拆，以为巴黎、罗马、塔斯坎尼，也是那样的。今天我看开了。新界的稻田变成卫星城镇之间怪异的「西班牙别墅」的丁屋，也是一种「市场民主」。香港和欧洲不同，中国小农的暴发式消费欲，跟塔斯坎尼田园居民的清静之心，也属于两个世界，各有各的吸引力，对于古迹的保养和维修，中国人的能力和才华也无法跟意大利人相比，不可把欧洲的一套价值观强加于东方。英国在全球殖民地留下的旧建筑，香港的那几座仅属末流，例如印度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与香港的前立法局大楼同期，但气派和风格却以加尔各答的那座为优。新加坡的富莱敦酒店和人文博物馆前身的殖民地议会厅，维多利亚风格比香港残留的任何一座都更为华美。身为地球村的国际公民，有时不必拘泥于甚么「文化定位」、「香港儿时记忆」，这一切，执着也勉强不来，因为中国和香港的意识形态主流是「发展」两个字。市场的力量跟民意一样，是阻挡不了的，何况香港是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中国的下一代，许多连毛泽东是谁也不知道。一个香港的「文化」中产阶级，如果拥有成熟的消费力，可以在香港赚钱，去曼谷度周末，去北海道过圣诞，在伦敦买房子，因为机票愈来愈便宜。香港的草根阶层，更没有「文化怀旧」的闲情，喜欢家小同逛沙田第一城的冷气商场，多于去「喜帖街」和「雀仔街」跟欧洲白人游客一样回头驻足欣赏香港的「本土传统」。香港的特首并非民选，区议会则虽是民选，关心的议题似乎是修建新公厕、扩阔马路多于保存大佛口的一座色彩怪异的「蓝屋」。真正的「文化人」，先要学会超越填海的维多利亚港，放下地域的包袱。四十八年之后，新的那幢仿古典的天星码头也会成为「古迹」。


第三性
　　
　　女强人佩萝西当了议长，跟布殊总统平起平坐，握手拍照。于形象，布殊先输了一仗，因为一个美国女人──尤其像希拉莉和佩萝西这一类型──在世界上的男女之间，哪一方都不属，其实是「第三性」。美国女人切不可以娶来做老婆。她们在二十四岁以前，在生理上虽然属于雌性，在三十六岁之后，心理上完全属于雄性，中间过渡的十二年，有点不男不女，不阴不阳，是一种性别上的「中阴身」，是男人受活罪的开始。美国女人之男性化，不但见诸身高和骨架，还在于一层妇权的霸气，每一个美国女人，在潜意识的深处都仇视男性，她们认为每一个男人都是所谓「潜在的强奸犯」（Potential Rapist），因为由明星珍芳达到知识分子苏珊宋塔，美国女人在越南战争和白宫群英这二十年之间自我变身催眠，她们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害人，又是家庭的统治者。很难想象一个美国女人「嫁」给一个越南男人：她的硬朗，他的阴柔；她的粗犷，他的精细。
　　
　　在床上脱光衣服，美国女人一身芝麻沙糙蔚为奇观的皱纹和雀斑，她的越南情人吹弹欲破的细皮白肉，就像一只菠萝，放在一盘豆腐旁边，是一幅构图奇特的静物画。因此美国男人喜欢往泰国和峇里岛乱跑，在布吉找妓女，在芭堤雅找娈童，当了跨国企业亚太区代表，则进而来香港的兰桂坊猎奇菲佣，或去上海住在四季酒店的行政公寓，到衡山路去泡章子怡。不是美国男人特别急色，而是格外可怜，他们四处迁窜，是一股反抗美国女人统治的流寇。一个美国女人跟一个苏州女郎玩起女同性恋，其实是一场异性恋。是一场Lesbian吗？不。她俩拥有一样的生理构造，但美国女人的性格，比起像胡兵、陆毅、黄磊、王力宏一类的江浙男子更加富有侵略性和保护性，因此，如果我是中国政府，决不会在十年前批准希拉莉以第一夫人身份来到北京的怀柔县，主持关注妇女权益的世界妇女大会。
　　
　　太过怪诞了，美国女人这个品种。她们教导了我们：这个世界，绝对不是非黑即白，除了双性恋、太监、人妖之外，这个中间地带还容得下如此一个杠上开花的层次。人生是何等的多姿多采，在东西方之间，在阴阳的边境，有那么一道壮丽的彩虹，可以远观，却不可近亵，一个美国女人爱上了你？齐大非偶，在攀上那道六呎的天梯之前，要想一想，幸勿堕下那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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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跟德国一样，奥地利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家。既生瑜，何生亮，跟德国人的自信和张扬相比，奥地利人心底永远有一点忧郁。但是这一点点情结，却是奥地利魅力迷人的地方。去过奥地利，就会知道奥地利人如何把低调活成一种高等的艺术。奥地利人比德国人浪漫，却拥有德国人的一切优点：理性、守时、整洁，维也纳街头也有露天咖啡座，却少了巴黎人喝咖啡时那种快乐的颓唐。维也纳这座城市，每天都像星期天，维也纳人毕竟比散漫不羁的巴黎人多几分阶级意识。因为他们的奥匈帝国，迟至八十年前方才解体，虽然比不上普鲁士的跋扈张狂，维也纳人都多少沾染了一点帝国残余的王侯气派。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奥地利被德国兼并，也算「受害国」，但希特拉却是奥国人。
　　
　　分摊战争的创伤，奥地利跟波兰和捷克一样，然而希特拉第三帝国的民族豪情，奥地利人在心底里却可以有一点点藐视德国。奥地利巧妙地两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败之利，奥国人虽然很矛盾，但他们热爱哲学和音乐，时至今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少是外国朋友跟奥国人之间的一点禁忌，但奥地利人懂得把这份复杂的感性慢慢化解。奥地利是一个洁净而斯文的法国，同时是一个不羁而自卑的德国。他们的自杀率很高，其中不乏考试失败的学生少年，因为优生学的理论还是隐藏在血液里，但是奥地利人依然崇拜和爱慕天才──奥地利向人类文明无可置辩的巨大贡献是音乐家莫扎特，他们不必长期纠缠印刷术指南针之类的古老发明来弥补一种不平衡的心理。
　　
　　奥地利人心里非常的高傲，虽然对于香港的李小龙，他们也会含笑点点头，确认（Acknowledge）这样的一位功夫人物。然而维也纳有一家小小的餐厅，叫做「金高氏」（Kim Kocht），是一个日韩裔的亚洲女子开的，座落在市中心的酒吧夜总会区。她叫金素瑛，把东西方的厨艺结合，尤其是海鲜。日耳曼人的口感比较迟钝，只要新鲜，把银鲳鱼略煎一煎，佐以酱油，已经惊为天膳，但这位亚洲女子却把更精致的心思放在食物里，高傲的维也纳人对此是会欣赏的。维也纳的冬景，有许多公园教堂和宫殿，披上一层雪花，更见空潋的灵气，不若伦敦之沉浊，适宜散步，但勾留不宜超过三天。像一杯冰冽的香槟，只付唇舌浅尝，用肠胃仔细斟酌，要从奥国太子在塞拉热窝被刺的那一天细说从头，是奢华太过了。


大澳故事
　　
　　大澳的渔村是很怀旧的地方，二百年来，晒咸鱼、制虾酱，也许还有一些地下的渔炮制作坊，是摄影师和画家取景创作的至爱。譬如在五十年代，把范丽、于倩、狄娜这样的肉弹请进来，叫她在一所渔棚上，脱得精光，躺在一张斜斜挂着的渔网上，让盐田背景的日落柔柔地照在那一弯身材精丽的曲线之上，一只手勾着渔网的一端，另一只手，指尖搭在嘴唇边──这样的沙龙，由唯美大师何藩操机，题目就叫做「情网」，构图、命意、人物，虽然略嫌老土，怀旧终究是一层不菲的情感。但是到了今日，要保留大澳这片渔村的「古迹」？
　　
　　首先咸鱼和虾酱，大澳人的下一代早已搬到市区，去科大读计算机或去城市大学念工管。人望高处，这位大澳之子，设想是你的男朋友，他读书有成，在毕业礼的一天，他忽然告诉你他很怀念大澳的那一抹盐田的夕阳，他立志回到大屿山那一角偏僻的家乡继承虾酱祖业，把科大的毕业证书用镜框嵌起来，挂在艇户里他爷爷的黑白炭照侧邻，然后换回一身唐装，打着赤足，在潮退泥泞的滩头摸泥鳅，说要亲手为你滚一煲「泥鯭粥」。对这样的一位男友，业已把头发染成啡色、还一度穿了一副玲珑的鼻环的妳，会觉得他好Cutie，还是觉得他神经病，该勿再浪费时间，匆匆过档分手？
　　
　　保留「古迹」，是很现实的事实。法国的普旺斯，一片蓝油油的葡萄园，酿酒的传统工业，到今天还有当地的年轻人不想去巴黎读大学，不想去美国念 MIT，而是留下来学酿酒，对这片土地快乐地继承。法国南部的红酒是环球的精品，但可惜大澳出产的咸鱼和虾酱不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国南部的十七世纪在小教堂和十六世纪的马廐榖仓，都可以保留到今日，但大澳的渔村，必定难逃拆卸建高楼的宿命。上述这位大澳青年，只是出于想象，在现实中，不会有这般浪漫的个案。这样的情节，在远东不是不可能，譬如可能会发生在白景瑞年代的台湾：《蚵女》、《养鸭人家》，还有孤悬海外的兰屿，在那里，都会有像唐宝云一类的台北美少女，爱上一位身型黝黑结实的山地青年，在台大的毕业礼上，他告诉她：我要回到花莲，如果你爱我，那么请你告别台北这片都市的红尘，跟我私奔。
　　
　　她会果断地点点头，一双大眼睛充满蓝天白云的憧憬。但是在香港没有这样的男女主角，因此大澳会消失，喜帖街、雀仔街、旧湾仔，通通一样。这是香港不容「古迹」的其中一个理由。还有就是何藩已经移居美国。范丽和于倩俱已物故，狄娜女士也老了，在夕阳的渔网之间，再也摆不出叫人如此心旌摇荡的甫士。


橄榄油和熏衣草
　　
　　世界上许多事物，本来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般的天生一对，例如太阳和月亮，花和叶子，蓝色和红色，在植物里，一副很完美的对偶，应该是橄榄油和熏衣草。
　　
　　橄榄油像一个体贴的男人：含有脂肪酸、多种天然的维他命，不但可以用来拌沙律、涂面包，也可以润泽肌肤。橄榄油可以吸收紫外光，防护晒伤。
　　
　　一个完美的男人像一瓶橄榄油，滴舌醇甘，弹指温柔，他的情话是心田的维他命，他的幽默感是一种带点呵痒的营养。他在女人危难的时候永远守护在身旁，他的 Commitment很实在，从发尖到耳垂，从腋窝到小腿，当他厚实的手掌追循着你身体的每一线弧度轻轻摩挲，这一层油光幻绽的音乐，是多么有保护力，可以防止俗世中一颗毒热的太阳任何晒伤。
　　
　　如果要求一个男人做你的橄榄油，那么你自己是不是熏衣草？你的性格虽然并不是四时都一样怡人，但七月是你最迷人的季节，一地紫色的花海，散发着诱人的情香。熏衣草比较孤僻，却散发着普罗旺斯的阳光，可以平衡油脂的分泌，安抚情绪──当他急躁时，你总会在他身边，奉献一丝轻柔的抚慰，稍安毋躁，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这件事，冷静一下，让我替你沏一壶茶，危困中自有千机的应变之道，为他吹拂一岸地中海淡紫的晚风。
　　
　　连颜色原来可以都能互补：浅绿衬配紫红，一个温婉，一个含蓄，在画家和设计师的调色版上，正好是春夏两季生命繁茂的精华，是几世修来的圆融？两样植物的产品，供奉在心里，是两般阴阳交缠的至爱。让橄榄油的芳香拥抱着熏衣草的精柔，这样的人生充实得多么完美，而又轻盈得多么无憾。
　　
　　岂止是金童玉女？当他们璧合成一对橄榄油和熏衣草，就像塔斯坎尼和普罗旺斯的一场草香四溢的婚宴。世上的事物，往往有许多如此天造地设的奇配，除了郭靖和黄蓉，毕竟还有陈玄风和梅超风，在剧毒的另一个世界，也盛开着许多鲜艳的绝色，就像天使和撒旦，冥冥中还有另一对，叫做孔雀胆和苏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