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商，全玩儿过 ～ 我的往事

大连银在墨尔本

上中学后，学校为了配合革命形势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举办了一次 “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展览会”。我们 “红九连” 也踊跃参加。那个时候老师和同学们已经知道了我画画不错，我们排的参展作品就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候红色宣传画的模式中离不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因此我们就决定选几幅毛主席像拷贝下来。开始老师和同学们讨论了几种模式，最后决定用烙铁画的形式来制出展品。李炳志同学出身于木匠世家，好像在家里用电烙铁在木板上做过烙铁画。因此，我负责将图案画在加工好的木板上。李炳志负责准备好木板，用电烙铁勾画出图案，之后我们一起涂上颜色刷上亮油。文革开始不上课的时间里我在家里也经常画画，画一些当时时髦的东西。比如工农兵砸烂帝修反，天安门城楼红旗飘等等。不过，不像刘少奇的鼻子大点小点无所谓，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可是不敢随便乱画的。就我这样的小学水平也能画毛主席像？能。我用的是比例尺。我运用比例尺的用法，将需要拷贝的图案细分成无数个小方格，将木板按比例也细分成相应的方格，然后用比例尺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拷贝到木板上。参展后，我们的展品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在一起出作品的那些天里，有一天晚上，李炳志需要回家拿工具。他家住在西岗市场斜对面的大浴池楼上。正好孙华信骑着他大哥的自行车来到学校，我们就借他的车子骑回家。当时我们都是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我还没有信心骑车带着他，他就自告奋勇带着我。出校门沿着长春路的大坡开始往下溜，之后越溜越快，他就慌神了。三晃两晃在靠近新华街的地方摔倒在地。万幸我们都没受大伤，但是把自行车圈喀瓢了。我们抬着自行车去到孙华信家，孙大哥原谅了我们。之后我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学校。那时候同学之间兴起外号兴叫绰号。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绰号，大家互相亲切的叫着，绝无侮辱谩骂之恶意。同学们应该是充分发扬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幽默睿智，有些绰号起的堪称经典。比如李炳志叫 “李饼子”，吕连平叫 “小毛驴”或“绿脸平”，梁万昌叫“两碗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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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中学时学校革命委员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对我们进行了一次阶级教育，好像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具体针对的对象已经记不得是谁了，只记得有几位老师同学上台发言，诉说自己家的苦大仇深控诉阶级敌人的剥削压迫。说到悲惨之处和发言结束，总是有老师或同学带头喊一遍文革中的那些革命口号。台上振臂一呼，我们在台下就不得不跟着振臂高呼。自从文革开始，高呼革命口号，就成了游行集会中的标配。人们时不时的高声呼喊，记忆里那一次可能是呼喊革命口号最多的一次，我们振臂了几十次。最后的节目是吃忆苦饭，忆解放前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在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的歌曲伴奏下，每人发了一个小饼子，应该是酒糟和烂菜叶子做的。真的是很难吃，不过为了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我们还是都默默的咽了下去。平生唯一一次忆苦饭的味道，使我们受到了深深的教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九年初，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的军队入侵中苏边境上的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被我解放军指战员迎头痛击。之后，据说苏修在边境线上集结大军，准备发动战争入侵我国，大连是苏修空军必打之地。为防止空袭，学校组织我们在操场后面挖防空壕。在教室窗户每块玻璃上用白胶带粘上个米字，说是炸弹爆炸时能预防玻璃震碎伤人。那时候好像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都贴满了米字。学校还多次组织全校老师学生演练敌机入侵时撤离大楼。空袭警报一响，我们就排队跑出教室，冲到防空壕里蹲着。还有一次防空警报一响，我们排着队跑到北石道街现在的科委和图书馆那边的山上。周边都是多少年杂草丛生的乱坟头，我们在里面蹲了小半天，直到空袭解除的警报响起。为了表达全民皆兵痛击来犯之敌的决心和我们中学生是解放军的巨大后盾，学校让每一个同学1:1的做了一支木头半自动步枪。刷上不同颜色后刷上亮油，还真像个真格的似的。那几天我们头戴草绿色军队样式帽子身穿草绿色军队样式服装一天到晚扛个木头枪满大街走。直到有一天全校学生扛枪集合，参加市里组织的大游行。我们扛着枪排着队沿着中山路步伐整齐地一憋气游过青泥洼桥游过中山广场最后游行到港湾桥。之后，这些木头枪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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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十二中学只待了一年多时间，但却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开始阶段是闹革命阶段。后一个阶段才是正经上文化课阶段，只不过刚刚开始上文化课我就离开学校下农村了。第一个阶段中，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我们班级去大连白酒厂学了一个月的“工”。大连白酒厂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驻扎在我们学校并领导着校革命委员会。去工厂好像是整个红九连三个排一起去的。大连白酒厂在解放广场附近，往黑石礁方向走不远就是。现在已经被历史的巨口吞入腹中。早上上工时我们在解放广场集合，排队走向工厂。白酒厂不仅生产白酒，还生产果酒和调味品，我和我们排两个班里的大约二十个同学被分到了酱油酿造车间。做酱油和做酒工艺差不多，也是用糠和麸子混进曲子在大池子里发酵而成。我干的活是用大铁锨往池子里加料和出料，出了不少劳动力。晚上回家吃饭最少比平时多吃二两。妈妈还要多割两毛钱肉，多做一个菜，以便我第二天中午带饭。大家都是用的铝饭盒带饭，到工厂后将饭盒集中放入一个硕大的蒸笼里。中午吃饭时间各自取出饭盒，坐在车间外面的空地上，狼吞虎咽地将大饭盒吃光。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免费劳动，加上酱油料糟加酒糟味道的混合体烟熏火燎的熏陶，以及多吃多占了家中的粮票肉票之后，我们向工人阶级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他们吃苦耐劳和为革命积极无私奉献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工厂期间，我和我们班的谢平同学参加出版了工厂里一期黑板报。黑板报很大，在工厂的正门。左上角有一副工农兵铁拳砸烂帝修反的大型宣传画，我画的工人，谢平画的农民，一位女工人师傅画的解放军战士。

又不久，春末夏初，我们班级去营城子华侨果树农场学了一个月的 “农”。这一次是集体住在那里，带着行李拿粮票交钱吃大锅饭。两间连体大房大通铺，女同学一间大房，男同学一间大房。干的活基本上是由农场里的职工带着我们给樱桃树除草。旅大郊区是大樱桃的产地，而营城子的樱桃则是大连著名的特产水果，红黄相间，长的又大味道又好。当时果园基本上不打除草剂，由我们学生来除草，给农场省下了不少人工和费用，也算是我们小小年纪为人民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班十多个同学由两个年轻职工带着，给一大片大樱桃树除草。树下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好像早就等着我们来除。开始几天我们不敢偷懒，干的腰酸背痛。后来那两位职工叔叔就叫我们悠着点干。我就跟在大家后面，快一点我就快一点，悠着点我就悠着点。面对着马上就要成熟的大樱桃，肚子里的馋虫很是活跃，不流口水是假的。那两个职工叔叔遇到熟了的樱桃就时不时的吃上几个，还叫我们也尝尝鲜。明面上我和同学们都没有吃，因为一开始老师和贫下中农们就重点强调纪律不能私自偷吃樱桃。暗地里我也没有吃，当时我还属于 “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那一拨的。大脑本能地告诉我，偷吃樱桃被发现被告密是会有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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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家老师，我们三排也就是我们班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首位中学老师。我在两个中学期间有过不少老师，除陈老师之外，都记不得名字了。当时三十五岁左右的年纪，瘦瘦的身材总是穿着一身洗的掉了色的藏蓝色中山装，清瘦的脸庞上面架着度数挺高的近视镜。之前，我很少接触到中学老师以上所谓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进入中学的第一阶段，是陈立家老师陪着我们学工学农和进行其它革命活动。那时候经常以 “红九连” 为单位进行活动，尤其是学习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的时候。三个排一百四十多人挤在一间大教室里席地而坐，听着工宣队师傅或军宣队领导或连长老师长篇大论。我个子高排队在第一排每次走进教室后顺势坐在前面第一排。几个老师经常一起挤坐在我们前面的角落里。这时候陈老师和其他老师就各自掏出香烟开始吞云吐雾。那时候老师们差不多都是老烟枪，一个个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被香烟熏的焦黄。抽烟的老师在一起好像不带分烟抽，基本上是自己抽自己的。陈老师一般和一排 (三年级) 的老师一起抽，因为他们两个抽的烟都是《握手》牌，一种一角几分钱一盒的香烟。那位老师在我的眼睛里也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俩位抽烟的特色是，刚席地而坐就掏出香烟点着火猛吸几口。之后在快要烧到手指时拿出第二支香烟在地上用力敦几下，将顶部敦出适当的空隙后，熟练的将第一支的烟屁股插入第二支香烟上继续抽。抽的差不多了再拿出第三支来将第二支烟屁股插入之后将烟抽的不能再抽，这才抽的差不多了。陈立家老师在我们刚上中学时来我家家访，与爸爸唠了挺长时间的磕。爸爸不抽烟，但是家中常备不错的香烟供来玩的客人们抽。之后，他让我见见世面，和另外几位同学参加学校工宣队军宣队和老师们在晚上举行的批斗那些被关在学校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批判会。有几次批判会很晚才结束，我和同学们找一间有桌椅的教室把椅子对起来在上面凑合睡一晚。陈老师第二天早上带我们去学校食堂吃早饭。我爸爸被关进牛棚后他一直没有在班级里开会学习时提起过，直到有一天全连的全体 “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开会，我被担任连指导员的一位工宣队师傅点名叫出教室后同学们才知道。我去过陈老师的家，在长春路黄河路口的一栋中国房里。陈师母是一位小学老师，他们有两个小孩子，一间住房里简简单单的摆着几样家具。陈老师是一位语文老师，在我们天天闹革命的空隙里，要求我们学写钢笔字，在田字格本里写钢笔字。并教我们练习写毛笔字，在田字格本里四个格写一个毛笔字。我们班后来分来的谢平同学钢笔字写的就非常好，我却写着我自认为比较潇洒的连笔字。陈老师评价我的字时说过一句话，“不会走就想跑” ？当时我没有在意，一段时间之后我在部队里重新开始自学一些知识后理解了这句话并在后来的生活中把它牢记了下来。在十二中学的第二阶段应该是一九六九年暑假后上中学二年级，我们又重新按居住区分班，开始复习补习小学四年级课程。我们在水仙小学的发小同学们又分到了一个班级，我们又换了一位班主任。这个第二阶段我没有多少印象，因为没有两个月我就离开了十二中学，离开了陈老师。一九七六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大连后向同学们询问过陈立家老师的情况，得到的却是非常遗憾的消息，老师已经因癌症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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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农村老家和旅大市第六十二中学的短暂时间里

决定回农村老家之后，应该是觉得解脱了，爸爸的情绪好了很多。每天早上去机关报道后，就回来做下乡的准备。而我在听到父母的决定后，只感到惆怅了一会儿就释然了。通知了学校老师，就不去上课了。当时的社会，除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之外，每一个普通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其它希望和奢望的。离开城市去农村，身不由己，也没有多想今后是不是还能再回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我和爸爸先随着一辆装满家具和日用品的解放牌卡车，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十四年的家，来到了我的老家水师营镇东北街。虽然按规矩老屋的房产也有爸爸一半，但大大家有四个儿子六口人，两间睡房不可能让我们进去凑合。因此，大大大妈给我们在前一条街一位张姓老乡家租借了一间房。那一家四口人，有一子一女，都比我大。那一间房天冷之后不住人，当仓库用。我们去前现砌的锅灶，连门都没有，爸爸弄了一床棉毯子当门帘先挂上。几天后，妈妈带着两个弟弟来了。尽管我们在大连时只是一个普通家庭，但带过来的大部分家具只能堆放在院子的角落里。当时的城乡差别真是巨大。水师营镇离旅顺市内只有四公里，离大连市内三十多公里，但是老乡们很穷。可想而知，那些远离城市的山区农村是怎么样的生活了。在卸车时，不少老乡前来帮忙，也有不少老人小孩在一旁围观。听有些人在闲话，“这是地主家又回来了” ？卸完车，爸爸拿出二包大生产香烟，给了司机师傅一包，其余帮忙的人一人一支烟。之后就有不少老乡陆续来家里串门，年纪大一点的都还记得和认识爸爸。很多人都没有出过远门，甚至连大连都没有去过。有的老乡还问我们：“听说大连街上还有带轱辘的房子满街跑” ？我们讲一些城市里的事情也引起他们的好奇和兴趣。

面对崭新的生活，虽然比城市里艰苦多了，开始几天还是满兴奋的。生炉子，拉风箱，挑水都是我的活。我们很快就和左邻右舍熟悉了，结识了不少小伙伴。白天带着弟弟和新的小伙伴们跑东家串西家的玩，看鸡鸭兔子猫狗等各种小动物，也跑去生产队的牲口圈去看牛马猪羊等大动物。晚上一家五口睡在一起，妈妈睡炕头，旁边是小弟，大弟在中间，旁边是我，爸爸睡在炕尾。当时水师营镇已经有自来水了，只不过只有一个水龙头，在东北街靠旅大北路的街头水房里。大家都可以去买水，两个标准水桶一担水一分钱。水房离我们住处有一百多米远，每次去挑两担水回来能灌满一个小水缸。那时我已经差不多有一米八高，有个大人模样了。第一次去挑水就被路上遇到的老乡们嘲笑个不停。一担水重倒不太重，但是一上肩就走的歪歪斜斜，水花四溅，没走多远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歇了几歇回到家，一桶水只剩下半桶了。后经老乡和新的小伙伴们的指点，不多久就可以像个农村孩子轻松自如的挑着一担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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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借住的那间房在一个大院子里，有四套三间房，以前属于一位本地乡绅。当时那位乡绅的遗孀和她的儿子王仁家大大住一套，还有两家住另外两套。王仁家大大也是从在沈阳的省对外友好协会走五七道路回到水师营。他是一位语言天才，会英语，法语，日语，俄语等几国语言。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来辽宁访问时，是由他做的全程翻译。他回乡前一个人在城里工作，留下媳妇在老家照顾老娘。

不久，就准备过年了。年前，王大大家杀了一头猪。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杀猪的全过程。那时候在农村，年前杀猪，也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当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养得起猪的。猪长肉全凭饲料喂，在必须完成交公粮指标的年代，粮食，人都不够吃，怎么可能用来喂猪？集体的养猪场里也没有几头猪，能吃到豆饼豆腐渣泔水就不错了。私人养的猪，基本上只有刷锅水和野菜吃了。家庭富裕的和有门路的，也能让猪吃点好的。猪也不笨，知道好东西好吃。遇到不愿吃的东西就不吃或少吃，时间长了就不长肉。当时我大姑家就养的猪，也养了一只山羊。山羊产下的羊奶除了给老人喝点儿，就都留着喂猪。猪不吃食，就往食槽里加点羊奶拌一拌，猪就呱唧呱唧地都吃了。这样喂出的猪产出的肉，囔囔踹不说，一股羊膻味道。大姑家每年杀猪都给我们家送一点儿肉，像我们这样胃亏肉的半大小子都不愿意多吃一口。

但王大大家的猪基本上都是吃不错的饲料长大的，因此又肥又大。杀猪的那一天，镇里的屠夫带来两三个小伙子，先在院子里架起案子，支好大锅烧开水，再进猪圈抓猪。那头猪好像知道了要上刑场，就嚎叫着与几个人兜圈子。猪叫声引来左邻右舍大人小孩看热闹，院子里围了不少人。那几个小伙子身手比猪敏捷，兜了几圈后，几下子就把大猪掀翻在地，捆好四蹄抬到案板上。猪先侧躺，被几个人按住，只见一个人抡起镐把，照准嚎叫着的猪耳根子砸将下去，将猪打昏。几个人再将猪翻过仰躺，漏出脖颈，屠夫左手摁着猪嘴，右手操刀一刀插进猪颈动脉，鲜血一下子刺出老远，旁边有人赶紧拿盆子接猪血。可怜的大猪，身子抖了几下就不动了。紧接着就是退毛开膛分割。屠夫娴熟的将黑变白，开膛破肚，不一会儿就把猪的五脏六腑展现在我们面前。后来听说屠夫杀猪获得了两块钱的报酬外加一些下货，而我们则向王大妈买了几斤猪肉。晚上爸爸炖了一锅猪肉白菜豆腐粉条，老王大妈又送来一碗血肠，我和两个弟弟美美的吃了一顿。

后来听亲戚朋友闲扯，才知道王仁家大大的老伴是父母包办来的，两人没啥感情。王大大是个读书人，光复时就已经大学毕业了，之后就一直一个人在城里工作，没有孩子。这次回乡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依然风格依旧。平时仍然是穿戴的整整齐齐，就连下地劳动干农活也不列外，老乡们都管他叫 “翻译官”。我后来在六十二中学上课，外语学的是俄语。因我是插班生，以前又没有一丁点外语基础，老王大大知道后就给我从头补习。后来他被调回市科委。记得再见到王大大是在一九八零年代初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中，他在展会上为日本代表团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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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后爸爸被五七战士们推选为五七连的副连长，这样和公社以及大队的领导接触的比较多。水师营公社下辖有水师营大队，西沟大队，三八里大队，小南村大队，三里桥大队，大王村大队，火石岭大队和前夹山大队。在这里走五七道路的干部们基本上都是从大连和沈阳回乡的。公社有一个车队，几辆解放牌卡车，四爷爷家的老叔是其中一个司机，当时是个好活儿。生产大队也有车队，拖拉机和马驴牛车混搭。在那只有农业而没有副业的年代里，水师营公社不富裕，水师营大队里的几个生产队也都差不多。东北街四队只有薄田，没有多少菜地，没有果园和养猪场。只有一个小铁匠铺，修个农机具打个马掌啥的。一九七零年秋收后算工分好像是六角钱一个工，当时的全劳动力干一天是一个工。因此，公社和大队的领导经常央求爸爸拖关系在大连弄点儿计划外煤炭钢材木材和饲料等等物资，补贴社办企业。一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不去上课，跟着公社的卡车回大连，给亲友送点土产和白菜萝卜，顺便转一转吃点零食解解馋并给家里买一些生活用品。

水师营镇距离旅顺市中心八里地。因一条龙河与大海相连，祖先就将北方最早的水师营建立在了这里。俄国人修建的铁路穿过小南村，从镇里十几分钟走到小南村火车站，就可以坐绿皮火车去大连了。我也经常去旅顺上沟姥姥家。旅顺市区分为上沟，下沟和太阳沟三个区域。上沟为中国人聚居区。下沟为军队聚居区，著名的军港和大 (船) 坞以及哈大铁路终点站的车站都在那里。太阳沟为日本人聚居区后来的军队家属聚居区。我经常一个人去旅顺。骑自行车去，坐队里的牛车去，还经常走着去走着回。沿着旅大北路走到元宝坊左转，走过著名的日本人占领时期的旅顺大 (监) 狱再走过旅顺一中就到姥姥家了。当时水师营镇中心有一个日本人时期建的二层楼镇公所后来的水师营公社办公楼，一个供销社和百货商店，二层楼的医院还有洗澡堂，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集市。离集市不远就是苏军留下的军营，当时驻有军队。旁边就是旅大市第六十二中学。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初，老水师营镇还在。之后，一瞬间就被历史的滔天巨浪吞没。只留有那个有名的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将领会见俄军将领的会见所也是后来重新翻建的。现在东北街只有那个翻修过多次的俱乐部还在，不知为什么还空在那里。俱乐部是个热闹的地方。除了公社开大会用，平时一些农村文艺青中老年们自娱自乐经常在里面唱戏唱歌跳舞和演节目。十天半月的公社放映队也在这里放映电影，远近村庄的老乡们都来这里看。当时也经常去驻军的大操场看电影，操场上两根柱子中间挂个大布单子，便携式放映机把电影打在上面，两面都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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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年后学校开学，我又去了旅大市第六十二中继续上中学。这个学校本来叫旅顺第五中学，水师营公社所属各村庄的适龄孩子在这里上中学。和大连十二中学相比，学校不大，一个学年只有几个班级。那时候已经开始学习文化课，但是比起城市的学校来，上的课少多了。城市里的学生都读书无用没有出路，何况是农村孩子？因此经常有同学旷课，我也经常旷课。还经常有同学退学回家务农。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去干农活。在大连时从小到大我基本没有被同学嘲笑的经历。但在这里因为不会干农活，经常受到同学们和老乡的嘲笑，被称为“大傻个子”。虽然是初中二年级，但平时上课学的只有小学水平的语文，数学。外语学的是俄语，也只有简单的几句口号式的课文。很快，我在学习上就表现的和同学们不一样了。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一个喜欢学习的孩子和一群对于学习无所谓的同学是没有可比性的。由于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没有丰富多彩的课外读物和单调乏味的生活，我那渴望学习和吸收知识的欲望被暂时压抑了下来。只有一次学校的教学活动我还有点儿印象。在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作业，让同学们结合自己在春耕春播时节里的活动写一篇作文。下乡后我们家分到了一小块自留地，春天来了准备种点儿玉米和地瓜。当时分到的粪肥不太够用，爸爸就让我去捡粪。本来我是不愿意去的，正好有个邻家同学经常捡粪，不得已我就跟着他去捡了两次粪。那时候旅大北路上有许多马车牛车和驴车跑来跑去，牛驴骡马基本上都是随时随地大小便。旅顺市内的马路上也是如此。有一次我们就背着粪筐拿着小铲子沿着北路走去旅顺捡了一筐粪。回来以后以此写了一篇如何经过思想斗争如何毛泽东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捡了一筐粪的作文。没成想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这篇作文被当成范文贴在学校的墙报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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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农村学校也和城市学校一样，红卫兵组织取代了共青团组织。我把我的红卫兵关系转到了六十二中不久，学校红代会的老师和同学就找到我，让我参加学校的群众专政队。那时候学校里已经没有牛棚了，群专队员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学校秩序。也经常被公社里的群专队调去帮忙维持镇里和公社下属各村庄的秩序。我记得参加过多次禁止老乡们平时来集市中摆摊儿卖货的活动。水师营的大集虽然只有特殊日期和星期天开放，非集市日平时也有不少老乡和固定摊位在卖货。但是那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做斗争，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好像除了赶集日平时一律不准老乡在集市和镇里卖东西也不准集市固定摊位在平时做生意。因此学校的群专队员经常被公社群专队调去守在通往镇子的街口上，检查拐小筐的妇女和老人，阻止她 (他) 们进入镇里随便摆摊卖货。农村的贫下中农真的是很清贫，辛苦劳作一年只在年底结算一次工分一次钱。自己家一点点自留地里的产出品补贴自己的生活，秋天院子里的菜地和果树产的三瓜两枣自己舍不得吃才能拿到集市上换点零用钱。平时，只有靠GDP里来出点儿油盐酱醋零花钱了。不像现在，那时候只有农村广大贫下中农玩儿GDP，而中老年大妈是个中高手。她们平时省吃俭用，一分钱掰两半花。养几只鸡，闲来就在鸡 (G) 的 (D) 屁 (P) 里抠零花钱。每天鸡下蛋舍不得吃攒着，一般攒十几个鸡蛋就拐个小筐去镇里卖。如果硬性规定只有初一十五才能买卖，平时维持生活的费用就有问题了。有两次我去参加路口堵和查时，堵住了我大姑从北李屯带着十几个鸡蛋来镇上。我不让过吧，她家里等着钱生活。我让她过吧，如果在镇里摆摊儿被公社的群专队发现就麻烦了。最后我只能让她把鸡蛋送到我家。她也不好意思，因为父母每次都付给她高于市场价几倍的钱。镇里平时没有了集市我们平时的生活也极其不方便，有钱买不到东西，只有赶集日才能买点儿新鲜食品。那时候城市里生活用品和食品短缺，农村比城市更缺。东西在城市里凭票供应但是还有得卖，东西在农村里不凭票供应但是没得买。镇供销社里副食品柜台上经常是空空如也，无货可摆。我要离开家的前几日，父母想吃点儿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却苦于没有选择。离家的前一天晚上，上船饺子下船面，家里包一顿饺子为我送行。供销社里却没有猪肉可买，爸爸只好买了两个猪肉罐头包了一顿饺子。记忆里那是我吃的唯一一次用罐头肉包的饺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