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商，全玩儿过 ～ 我的往事

大连银在墨尔本

今天是个好日子。

祝自己能够尽早写出一本自己满意的回忆录。今天开始，我将把自己正在书写的往事回忆陆续不定期的贴上来，请各位围观。（配图与文字无关。）

～～～～～～～～～～

时间总是在静悄悄的走着，时代总是在波澜壮阔的前行。渺小的个人，平凡的一生，也被夹裹在其中，随波逐流的一天一天过着，从生命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我的一生，也是每时每刻，一天一天叠加，每一天都是实实在在的往事。回头看，有的依然清晰，有的已经模糊。但是，有几个时日是不会也不能忘记的，人生之路，是自己走的，总是有迹可循。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几乎经历了共和国的大部分特色时期。从幼儿园开始懂事，一九六二年 “三年自然灾害” 结束后上小学。四年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小学也跟着停课闹革命，我们无学可上混迹街头巷尾两年。直到一九六八年秋天，又复课闹革命，小学的四五六年级一起上了中学，我也跟着混了进去。刚刚开始在中学课堂之中补习小学课程时又赶上毛主席号召革命干部走五七道路，像中学生那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被响应了号召，于一九六九年底下了农村，全家回到老家水师营。一九七零年12月18日在旅顺武装部里穿上军装，当天坐着工农兵十八号轮船漂洋过海去了宁波，在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部当了兵。那一年我十五周岁。

我的人生转折点应该是在一九七六年。年初，我突然不想待在部队里，申请复员回了大连。6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掺沙子”当工人。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10月4日英明领袖华主席带领全党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并宣布了历经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多亏了众多“臭老九”的帮助教导和自己的拼命努力，短时间内恶补数理化。一九七七年第一次高考只过了体检线，一九七八年居然考入大连工学院分院。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事 “色谱数据库和人工智能色谱仪” 研究工作，负责设计和编写其中的部分计算机程序并负责数据库系统管理。

一九八六年改行做进出口贸易，一九八八年申请出国留学，一九九零年获批5月底来到澳大利亚悉尼。一九九二年回国继续做外贸工作，一九九五年10月持工作签证再次回到悉尼。一九九六年来到墨尔本，一九九七年由雇主提名获得永居签证。

“工农兵学商，全玩儿过。” 这是我在网络时代给予自己的签名，也是我这一生的烙印。

大连银在墨尔本

在东北亚的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顶端，在黄海和渤海大陆架交界处，有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大连，以前叫旅大，是旅顺和大连两个城市的称谓。历史上先有旅顺，后有大连。后来，旅顺一点一点的被变成了大连的一个区，而大连，据说要发展成为大大连。不论旅顺和大连，她们都始于几个小渔村。不知道从何时起，她那优质的海岸线和独到的地理位置，受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注视。在大航海后期的世界地图之中，旅顺口就被标注为Port Arthur。大清朝康熙年间，朝廷在以前叫龙山现在叫水师营的地方建立了水师营。水师官兵们摇橹驾船，从龙山脚下沿龙河从老虎尾出海巡哨，保卫海疆。慈禧老佛爷垂帘听政时期，由李鸿章奠基，旅顺口开埠，后成为强大的北洋水师主要基地。甲午海战之后，北洋水师输给日本海军，俄国人占据旅顺，据此向大连扩张。十九世纪末端，日本人拼力返回旅顺口，与俄国人在旅顺周边大打出手，双方死伤无数。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的胜利者日本人替代俄国人占领旅顺口，并据此逐步经营和建设大连。臭名昭著的关东军司令部一直设在旅顺，而关东州政府则设在大连。直到1945年8月22日，随着空降兵和坦克部队成功的在旅大地区登陆，苏联人又管理了大连十年时间。1949年建国前，民间关东公署下辖旅顺市，大连市，金县，长海县，国民党政府则统治着其它地区。

1955年，苏联人被欢送走了。旅大市终于完完全全的又归属于中国人了。

这一年的春天，我来到了人间，来到了大连。

大连银在墨尔本

大连，以有着众多大小广场而著名全国。其中只有一个我认为真正称得上广场的广场。日本人占领统治时期叫长者广场，在广场上建立起了三栋典型欧式风格的大楼，现在仍然矗立在广场上。一栋是以前的关东州政府后来的旅大市人民委员会文革时期的旅大市革命委员会现在的大连市人民政府，一栋是以前的关东州地方高等法院现在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栋是以前的关东州警察部特别高等警察课现在的大连市公安局。苏联人管理大连时，在政府的对面建了一座苏军烈士纪念塔，塔上竖立着一座苏军烈士铜像，之后被叫做斯大林广场，成为旅大市的首选地标。后来纪念塔被迁去旅顺三里桥苏军烈士陵园前面，而广场则改名为人民广场。

广场的南面，只隔着两条街，过了五四路有一个小区，由水仙街，北京街，新华街和沈阳路环绕。小区内有四栋三层黄砖居民大楼，一栋中国 (楼) 房和一所小学～五四路小学。建民街是条小街，从小区中间穿越而过。那个时期旅大市内按建筑结构体系区分基本上只有两类居民住宅，日本房（包括俄国人的建筑）和中国房。日本房就是各种大小别墅花园洋房，中国房则是二或三层大楼明走廊或暗走廊十几几十户人家公共厕所。这四栋楼和前两类都不一样，周边居民俗称它们为黄大楼。不远处，在体育场旁边还有两栋和黄大楼结构一样的红砖大楼。这类建筑应该叫苏联（楼）房，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建造，分配给当时在旅大市人民委员会（市人委）的工作人员居住。

这样的苏联模式居民楼在大连并不多见。我家所在的楼就是其中之一的黄大楼，在北京街这一边，门牌号码为旅大市西岗区建民街21号，旁边门洞是23号。一栋大楼有两个门洞，一个门洞里有3X3个单元，品字型布局，进门洞左手边和中间单元是两房户型，右手边是三房户型，一间房间和一个套间。每个单元都有约十平方米的厨房和六平方米的储藏室和一个厕所。最小的房间有十六平方米左右，最大的约二十二平方米，一般的房间有二十平方米左右。二楼三楼每一户都有一个带阳台的房间。自来水，煤气，水便厕所，集中供暖，睡房是地板地。

大连银在墨尔本

我们家这个门洞一楼三房单元住了两户人家，一家姓李，三个孩子，老大李勇比我大一岁，住一间房。一家姓陈，老陈大大文革前是旅大市第二十高中的教导主任，四个孩子。大哥北大学生，大姐吉大学生，二姐北二外学生。哥哥姐姐在寒暑假回来家，我们都羡慕的不要不要地。小弟陈家民比我大两岁。家里还有姥姥同住。一楼另外两户一家姓蒋，两个孩子，有一个小伙伴叫蒋岩岩，阿姨是印尼归国华侨。另一家姓金，有一个小伙伴叫金超。

二楼三房单元是当时的市民政局局长，一位独臂老革命黄大大家居住，四个孩子。1963年前后黄大大家搬走又搬来一位张广举大大，市卫生局局长。老大张继宏大我一岁，老二老三是双胞胎，小我一岁。小妹和我小弟同岁。二楼另外两户人家一家姓赵，一家姓夏。

三楼三居室里住了两户，周今乃大大家住一间房，蒋为政大大家住套房。我们都是关系很好的邻居，老周大大家后面还要提到。老蒋大大在企业工作，阿姨是五四路小学的老师。有一个男孩蒋立建与我同岁，上学的时候没有和我同学而是去了家后边的五四路小学。放学后，尤其是在停课闹革命不上学混迹街头那几年，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是我一起长大的发小。后来老周大大家搬到隔壁楼，又搬来孔宪宝叔叔一家。女儿孔爱萍和我同岁，儿子孔庆杰与我大弟同岁。

开始，我们家的单元也住两家，父母住一间大屋，另一间小屋住的是刘兆浦大大和老郭大妈，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母亲告诉我，当时老郭大妈没有工作，还在家里看护了我一段时间。三岁以前，我的老姑从农村老家来在家里看护我。1958年我去托儿所后，老姑就参军去了青岛。后来老刘大大家搬去了旁边楼，仍和别人轧对面房，只不过房间大许多。这样我们家就独住这一套。1957年我的大弟出生，1963年我的小弟出生。

旁边的两居室里也住了两家。一家是我的小学同学刘丽明家，她还有个姐姐大我们一岁。好像她的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父母离婚，母亲带着姐妹俩还有姥姥一起住。另一家是老富大大和老伴，没有孩子。老富大大是个工商业主，他的工厂解放后被公私合营了。文革一开始他就被造反派专政，不让回家，进了“牛棚”。没多久的一天早上，我们上课时间去学校点了个峁10点钟左右就放学回家，我约了几个小伙伴到我家玩。刚一进门洞上楼梯，迎头撞见从上面急匆匆跑下来一个带红袖标的年轻工人，给了我们一种诡异的感觉。上到三楼，另一个年轻工人守在老富大大家开着的门口，一脸惊慌。看我们上来就乱喊大叫，富大大的老伴已经吊死在厨房里。之后，工厂来了许多革命群众，把老富大妈的尸体抬走了，乱哄哄的闹腾了一上午。

大连银在墨尔本

旁边的门洞里也住了我的几位发小和同班同学。一楼王德显家，他的爸爸好像是右派问题，离开了政府的工作。他父母离婚了，但一家人仍然住在一起。一楼另一家是一位老干部，政府秘书长张铎。2013年我回大连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还见到了他的老伴。老人家坐在轮椅上，我认出了她。还有孙琦一家。孙琦比我高一年级，有两个姐姐。他的爸爸是一九六五年由空军转业到市法院搬来大连。他的妈妈是旅大市第十五中学党支部书记。文革开始，孙妈妈就被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专政，还被站在卡车上拉到家门口挂着大牌子游斗。没过几天，这位平时和蔼可亲的阿姨，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了。可怜的孙伯伯，再看到他时头发已经花白。如果没有文革或者他们家再晚一年从部队来到地方，悲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二楼李玉珍家，山东老乡。还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与吴升玉家轧对面房。吴升玉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一家五口住一间屋。三楼张宪家，张世纪大大是市粮食局党委书记。张宪和我一起玩一起上学一起长大。他有一个哥哥张健，下乡回连后在市外贸局工作，后来是市粮油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还有一个姐姐张军一个妹妹张国，住两房单元。

对面大楼对面门洞一楼住有水仙小学金老师家，那时侯她的孩子都是大孩子了。大哥在大连工学院读书，二哥小文是中学生，老三小点儿也是中学生，家里还有一个姐姐。有一次他们大孩子在马路上踢足球，人不太够就把我给带上凑数，没成想抢球中我把小点儿给绊倒，把他的胳膊喀骨折了。二楼还住有王本洛家。王本洛比我大四岁，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一岁，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的父亲王其焕大大是我爸爸的朋友，被打成右派后独自去劳改，不经常回家。还有苏兰家，住两房单元。老苏大大是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大姐苏燕后来与张健哥结为夫妻，哥哥苏宾比我们大两岁，弟弟比我们小两岁。康玉奇家住在苏兰家旁边也是两房单元，老康大大是市水产局党委书记，四个男孩。苏兰和康玉奇也都是与我一起玩一起上学一起长大的发小。

男孩子在一起玩少不了打架或一起组团打仗（架）。有几次我和康玉奇一起和苏宾他们打架。当然了，挨揍的肯定是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子几乎一言不合就打架，但都非常皮实。除非被打的很严重，否则家长不会去对方家里“找家长”的。找家长一般都是母亲去。记得有一次我的眼睛被康玉奇二哥打肿了，母亲带我去他们家找家长，和他妈妈说话的时候我们哥几个在旁边又玩耍了起来。我们同学之间也互相打架。有一次我把张宪打了，晚上他妈妈带着他来到我家找家长。父母好一顿批评我，我当面向张妈妈和张宪赔礼道歉。之后我觉得张健大哥要替弟弟出气一定会再来打我，在大院里玩时看见张健大哥就躲的远远的。后来事实证明我真是小人之心。

大连银在墨尔本

对面大楼旁边门洞里还住着我幼儿园的同班小朋友张文建家。还有发小同学王朋华家。王朋华家和杨小明家共住一套三居室，他家住一间屋。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只有父亲一人在工作，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我的小弟弟三岁前白天由王妈妈看护了一段时间。我和王朋华的关系很好，经常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放学后在一个学习小组做作业，之后一起玩。有时候晚上去他家玩，遇见他们在吃饭。四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粮食哪能够吃啊？晚饭有时只有稠一点的粥喝。

旁边的两个楼也住了很多我熟悉的大大和发小。刘小静家，有两个哥哥刘升运和刘凯运。郑珊大大，一位抗战干部，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一条腿。他的儿子郑小斌和我同岁，但上的是实验小学。还有两个姐姐郑美丽和郑小燕。郑珊大大文革前是旅大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住一套两房单元。文革一开始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经常被造反派们斗来斗去，备受凌辱。还有一家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小朋友曹鸣迁，他的弟弟和我大弟是幼儿园的同班小朋友。他后来也上的实验小学，1978年考入大连医学院，之后在大连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

再有一家是孙桂奇家，他也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小朋友，之后一起上的小学。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和妈妈离婚，妈妈在市政府大楼里工作，带着他们生活。1965年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妈妈带着小妹妹回娘家了。他爸爸来到他们家，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和姐姐和大妹妹杀害了。等到星期天晚上，没等回来他妈妈，他爸爸也就自杀身亡了。警察和殡仪馆的员工往外抬尸体时，我和同学们夹杂在许多邻居人群里默默流泪为他们送行。后来据说是他爸爸劳改结束后要和妈妈复婚，没谈拢，爸爸就决定全家同归于尽。

还有李军，周若宇，王盛兴，张永和，赵秀国等小学同班同学。

赵秀国和张永和家住在那个中国楼房里。那个楼里冬天烧煤球炉或煤坯取暖。在大连有许多日本房冬天也靠烧煤取暖，当时凭票供应的煤不够用而且质量不太好。坨煤坯，就成了大连市的一道风景。大家都在冬天之前买煤，在马路上和楼前空地上用大筛子把煤块儿和煤面儿分离开，再用黄泥加水和面儿煤混合起来坨煤坯，用木模具坨成像砖头一样的长方形，晒干后摞好，供冬天烧炉子用。张永和的二哥张永顺是十二中学校足球队的边锋，1965年全国中学生足球联赛十二中队获得冠军，他是冠军队的队员，后来踢专业队。张永顺二哥绝对是我们这帮子秃小子仰望的偶像。

grattan

你是柏森吗？

我爱猫眯

前排就坐听故事

nuer1327

有故事

穆si林

大哥，我以前在中山广场6号混过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