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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 十月活动——转发三篇了解明朝货币财政的牛文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8-10-13 12:38 |显示全部楼层
此文章由 JuliusCaesar 原创或转贴,不代表本站立场和观点,版权归 oursteps.com.au 和作者 JuliusCaesar 所有!转贴必须注明作者、出处和本声明,并保持内容完整
本帖最后由 JuliusCaesar 于 2018-10-14 19:45 编辑

按:评价,往往先需要从了解入手。然古代的真实生活离我们千里万里,而电视或教科书里的描述,往往琐屑,甚或误导。

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转发我认为一些高水平的牛文或著作的片段,主题是以明代为显微镜下的切片,看看古代的货币财政。

一共三篇,隔一会儿贴一篇,要不然阅读量太大了。

(一) 饭统戴老板 | 明朝财政不积极


(原文可见于公众号“饭统戴老板”或google此标题)

1597年农历6月19日,紫禁城内火光滔天。起因不明的大火,从金水桥西侧的熙和门骤然腾起,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极、中级、建极三大殿。狂风裹挟着烈焰,卷成几丈高的火舌,但凡舔到木质结构的楼堂宫轩,就迅速燃起一片火海,屋瓦在火中噼里啪啦地爆炸,如冰雹般满天纷飞。

这场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的皇城大火,席卷了半个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全部被付之一炬外,皇极门(今太和门)及其两侧的掖门全部焚毁,群臣早朝广场两侧的文昭武成二阁,连着廊房一起被烧成了灰烬,“自掖门内,直抵乾清宫门,一望荒凉”。只有午门因为隔了条金水河,才幸免于难。

明朝紫禁城五行属火,从建成到明亡的230年间,发生过47起火灾,平均5年一次。而在这次大火的九个月前,乾清宫和坤宁宫也毁于火灾,整条皇城的中轴线都给烧没了。

早在1421年,三大殿就因雷击被焚毁。那会儿朱棣刚住进紫禁城,吓得他赶紧去太庙祷告,以为是生死未明的侄子在作祟。1557年,沉迷修仙的嘉靖皇帝妄称自己是“总掌五雷大真人”,引得雷公亲自拜访,在四月的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雷雨大作,火光骤起,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

重建宫殿,极耗钱财。嘉靖朝主持三大殿重修的是严嵩父子,贪腐和浪费十分严重。嘉靖皇帝的孙子万历已经多年不上朝,因此三大殿可以缓修,但住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工作却刻不容缓。这种领导多、经费少、工期紧的项目,最后落在了工部一个叫贺盛瑞的郎中头上。

贺郎中是朝中清流,不贿赂太监,不勾结官员,还特别能干,是那种杨国强特别想要的项目经理。朝廷给修建两宫拨了160万两白银,贺郎中仅用了67万两就完成了任务,留存93万两上缴。那些想借此捞一把的贪腐势力,自然不能容忍,最终贺郎中被污蔑陷害罢官离京,后来郁郁而终,令人叹息。

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顺利完成,三大殿的重建却最终演变成一场财政灾难,甚至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三大殿起火的1597年,实属多事之秋。这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十二万大军,兵发八路杀奔朝鲜;播州的杨应龙出尔反尔,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和湖广;朝堂之上,刑部右侍郎谢杰直谏神宗“节用不如初,勤政不如初”,刑部左侍郎吕坤更是直言朝廷摊派过重,民不聊生。

在这种艰难局面下,万历皇帝仍然重启三大殿的建设。此时的大明财政,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军费糜耗等日常开支已相当庞大,如何筹措三大殿的巨额修建费用,成了一桩难事。最终还是万历拍板,“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增税。

中国宫殿的大跨度木质结构,对名贵木材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金丝楠木。这种珍贵木材,出产于西南部的深山老林,开采成本极高。朝廷购置金丝楠木的费用,被摊派到地方,各地不得不加赋一年来凑钱。而明朝特有的皇木采办体系,贪腐严重,皇亲和太监在地方上吃拿卡要,各省叫苦不迭。

户部官员韩光祜上书,弹劾监工太监陈永寿勒索物料,“指一倍百”,导致三大殿光木料成本就高达930万两白银,比嘉靖朝修三大殿高了数百万两。最终三大殿的修建,一直到万历的孙子,那个著名的木匠天启皇帝手里才完工,天启年间耗资又接近600多万两白银。

也就是说,1597年紫禁城的那场火,烧掉了大明朝整整1500万两白银。

15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明末辽东的军费支出,支撑几十万兵马的军事行动,一年差不多才是500万两,1500万两可供袁崇焕的部队在辽东支撑至少三年。等到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皇帝号召群臣捐款给士兵发饷,一共只募集了20万两白银。

这三座大殿,在历史上划出一条诡异的曲线,它们的落成、修补、雷击、起火、重建、崩塌,就是明代财政和王朝命运的缩影。


01
1583年,20岁的万历皇帝感到迷茫而困惑。他敬仰信任的老师张居正去世后,形象突然崩塌。百官争先恐后地控诉张居正的虚伪毒辣、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这让皇帝瞠目结舌。这十多年万历在张居正的教导下,生活一切从简,日复一日的学习经史、批阅奏折。这种反转,总让万历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在这一年的殿试上,他亲自向举人们出题: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官僚们就越腐化,法令就越松弛?

这可是旷古难题,读过几本圣贤书的考生哪能回答。万历的老祖宗朱元璋倒是有过答案:凡事亲力亲为。从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精力充沛,事必躬亲地规划国家运行和人民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细节:他用内阁六部制分割相权,用户籍分业制指导民生,用卫所军屯制节省军饷……

这种中央指导一切的自信,往往诞生出生一套硬、僵硬、诡异的体制。这套体制在朱元璋和朱棣这对擅长运维的大神维护下,尚能勉强运作。等到他们下线后,系统便走向了紊乱:内阁废除宰相,阁老成为跋扈权臣;户籍分配职业,王朝中后期流民四起;卫所军制屯兵百万,军备腐败。

这一系列bug中,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那个,被黄仁宇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同时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的官场智慧。他自作聪明的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于是,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朱元璋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往往是开历史的倒车,唐宋的货币税又退化成了实物税。一个消耗部门(需要使用物资的衙门单位)可能要接收数十个县的实物,对县城来说也同样麻烦,十六世纪北京宛平县的一位县长就抱怨,他们县要给个朝廷27个消耗部门缴纳各种实物税,而总价才区区2000两白银。

这种“乌托邦”式纳税制度,在今天看来非常魔幻。1632年,户部尚书向皇帝上呈全国欠税报告中, 还列出某县拖欠宫廷价值二十八两白银的蜂蜜这种琐碎小事。而在广袤的国土上,徭役们车载牲驮着粮食、棉絮、染料等物资,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缴税,运输费用常常高于物资价值。

洪武型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耗部门与纳税人直接对接,而中央不具备调控中枢作用,这直接导致财政分权下的中央没钱。每个消耗部门都拥有财政权:兵部征收军备物资和兵役,工部征收营建物资和劳役,宫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谁更强势,谁就能收更多的税。

明朝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并不好当。据黄仁宇统计,1380年后上任了89位户部尚书,其中25人致仕离职、22人转任他职、16人被解职、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处死、3人被流放、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1人死在战场上、1人自缢殉国,最后三位史书里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下落。

朱元璋将庞大的帝国视作一个自产自销的农村,他以为只需要降低田赋,安抚好农民,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可惜现实很骨感。这种各部门自给自足的财政体系,僵化而没有弹性,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该收税的人群收不上来,就只剩下一条路:把负担摊派给看起来不会反抗的老百姓。

这几乎跟当初朱元璋的设想南辕北辙,“洪武型财政”是最后如何演变成到这个地步的呢?

02
明朝名义上的税率,其实相当低,这跟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穷苦出身有关系。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们奇技淫巧的扩张财政收入,而是给各地规定好了税率,把各省市的税粮收入刻在石板上,树立于户部的门堂之内。意思再明白不过,永不加税。低税收的代价是国家放弃了许多政府职能,例如要求军队屯田自给军粮,推行乡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

大明王朝给官员发的工资也很少。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感慨明朝官员待遇差,“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型财政的实物经济下,官员们的俸禄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胡椒、苏木、衣物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这种制度下,官员很难不贪。

朱元璋的解决方案就是重典。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醒贪简要录》里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但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已经穷的“不能治丧”。

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纲银、办银、兵役、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

官僚系统逐渐异化到无官不贪的地步,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谁就无法立足官场。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明朝官僚,在经历这种“想我冷艳,还想我轻佻又下贱”的思想斗争时,大多都选择屈服。徐阶、戚继光、胡宗宪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既是能臣猛将,其实也都是超级贪官。

这种情况下,朝廷每个人都拼命给自己创收,但中央政权却一穷二白。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货币发行、商业物流、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

这种类无政府状态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一方面,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四处游荡;另一方面,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仅苏州在十六世纪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并不成功。

洪武型财政就像《金瓶梅》里的胡僧淫药,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王朝的不举,最先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田赋一直呈现下滑。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也就是说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居然减少了近2成。

这背后是权贵豪绅们一边广占田地,一边给自己减税免税。平民百姓却不仅要缴足税款,还要面对额外的摊派和徭役。“有钱的不缴税,缴税的没有钱”,极大的挫伤了税制,全国逐渐开始大面积的拖欠税款。据黄仁宇考证,到崇祯年间,整个帝国财政税区已经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县城没有向中央上缴任何税收。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却在与日俱增,朱元璋规定他的龙子龙孙们世代享受财政拨款,这笔起初并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后期已经成为财政的跗骨之蛆了。据隆庆五年礼部报告, 当时“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870万石有奇”,这大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总结来说,就是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这套财税体系,原始而僵化,表面上的低税率和低弹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财政收入几乎固定。万一遭遇天灾人祸,政府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却发现没有一套体系向该缴税的人收税,最后只能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摊派,造成民间负担越来越高。

王朝走到嘉靖皇帝这里,已经举步维艰了,这个时候,历史送来一个张居正。

03
嘉靖年间政治斗争的精彩程度,在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史上绝对名列前茅。嘉靖、严嵩、严世蕃、徐阶、高拱、海瑞、张居正无不是洞悉人性、老谋深算的政治强人。

出身乡村士绅的张居正,以弱冠之龄踏入大明帝国的统治核心,浮沉宦海二十余年,对大明的体制积弊洞若观火。1572年,当他登上权力的顶峰成为大明内阁首辅时,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阻碍他推进改革,他的目标也异常清晰,就是要解决国家“财用大匮”的问题。

张居正的思路简单明了:用“一条鞭法”来开源,用“考成法”来节流。

一条鞭法是对实物税的一次拨乱反正。张居正掌权时,实物税已经运作了很多年,部分官僚和民众开始接受用白银来折算繁复的实物税。1531年,吏部尚书桂萼提出了将税赋和徭役删繁就简合并用白银折算的“一条鞭法”。由于其简化了税收流程,便于操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但张居正在向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时,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因为实施一条鞭法的前提是重新丈量土地,这意味着此前用各种手段减税逃税的地主们,要重新面对清算。当时明朝有详细的户籍财产登记体系,每十年进行一次普查,记录在黄册、鱼鳞册里。但由于中央没钱,地方瞒报,统计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从上表可以看到大明帝国的人口数、户数的总趋势居然是下降的,但田亩总数却长期保持稳定。可见藏匿田亩和户丁已经成为常态。推行一条鞭法的最大阻力在于土地清丈和户籍登记,要收房产税,就必须先要搞房产登记。从上表中万历年间的翻了一倍的田亩数量,可以得知张居正做的相当成功。

斗争经验丰富的张居正明白“改革要成功,理论先搞通”,他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组织起来编纂《万历会计录》。这本明朝财政的百科全书,完整的梳理明朝财政收入的各式细节,成为了一条鞭法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理论依据,土地清丈和户籍登记试点工作开始陆续展开。

1580年,皇帝诏告整个帝国完成了土地清丈,尽管这次土地清丈进行的并不彻底,但一条鞭法的改革却顺理成章了。

考成法的推动要比一条鞭法顺利的多,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削减不必要的政府补贴,将驿站、宗室补贴、宫廷采办降低档次;二是提高行政效率,在六部之上建立六科,强化人事管理,做到“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三是整顿军备,启用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解放士兵屯田,缩减军费。

1582年,随着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这时兵部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户部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北京的存量足以支撑十年。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痔疮久治不愈的张居正去世了。在他去世后六个月,土地清丈工作就陷入了停滞。

黄仁宇在那本著名的《万历十五年》里,这样点评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万历十五年》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冒号前的部分翻译过来就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历史,往往就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中,出现了分野。

04
在这无关紧要的一年里,万历皇帝已经逐渐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无法应对的庞大集体。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被按捺在皇帝行为准则规范的精神牢笼里,事事不能如愿,励精图治的精气神在一天天消退。1593年,万历皇帝开始拒绝上朝,对他来说,与百官的对抗才刚刚开始。

张居正改革留下的遗产,逐渐被消耗殆尽。从1573年到1620年,万历皇帝发动的三次战争使军饷激增,户部太仓库的入不敷出成为常态。户部、兵部的官僚们一开始还能通过在各部门之间借支周转勉力支撑,但万历皇帝恶作剧式的不断从国库中挪用税收,让官员们叫苦不迭。

到了1607年,户部已经欠发边饷及商价164万两。户部尚书赵世卿为此“ 颜欲焦,心欲碎”,他给皇帝上书“太仓如洗……九边之士枵腹告急;额内者之(军饷 )支调尚难,额外者之(宫廷用银)严催又至”。说明这个时候除了皇帝的内库外,国家及地方的财政储蓄基本枯竭。

万历皇帝这个时候才做出了少许的让步,取消了每年从国库支取的20万两买办银。但这已经于事无补了,压垮大明王朝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眼前了。1615年,镇守辽东半辈子的李成梁去世,几个月后,努尔哈赤称汗,建立了后金,三年后在盛京以“七大恨”的名义举兵伐明,朝野震动。

兵部拟出300万两军饷的预算,户部正在东拼西凑时,贵州、四川、湖广三省又爆发苗民起义,三省税银被当地截留用作剿贼,这时大明亡国之相尽露。

最后明庭正式临时宣布加派200万两白银的田赋来作为辽东军饷,史称“辽饷”。本想毕其功于一役,谁料迎来的却是萨尔浒战役的惨败。此后辽饷就再也没有停过,成为明末的财政黑洞,据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从1619年开始,每年仅辽饷支出就接近500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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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宅与美丽  在2018-10-17 00:06  +50分  并说这个汇总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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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3 12:4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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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JuliusCaesar 于 2018-10-14 19:59 编辑

(二)万历十五年——第五章 海瑞 古怪的模范官僚

这一章的后半部分讲了不少明朝的,财政,货币和经济法。字数所限,我仅摘录一部分。建议阅读全文:https://www.kanunu8.com/files/chinese/201105/2691/65046.html

“本朝开国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窗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所占有。虽然它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这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货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  南直隶境内的豪绅富户,最为小户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阶一家。此人曾任首辅,后为高拱排斥而退休闲住。他的家庭成员,据称多达几千,其所占有的土地,有人说是八万亩,有人说是40万亩。上述数字无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为一大家庭,几代没有分家,放高利贷的时间也已颇为长久。“

”  南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稻。整片田地由于地形和灌溉的原因划为无数小块,以便适应当日的劳动条件。这样,因为各小块间肥瘠不同,买卖典当又经常不断,是以极少出现一个地主拥有连绵不断的耕地。王世贞和何良俊都记载过当时的实况是,豪绅富户和小户的自耕农的土地互相错杂,“漠知所辨析”。海瑞自己在海南岛的田产,据估计不到40亩,却分成了93块,相去几里。这些复杂的情况,使解决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除此以外,利用高利贷以侵蚀获取他人的产业,还并不限于富户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为信用借贷的机构并不存在,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他就会设法把积蓄贷之于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其田产的一部分作为抵押品。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去无几,然而当借方由于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贷款来饮鸩止渴,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于自拔,所抵押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风气。(24)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除此以外,他虽然承认明文规定5年以上不得赎还的条文,但却要求有书面契约作为依据,否则这一条文就不能适用。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按诸实际,农民间的借贷,通常却很少有书面契约。据他自己说,对这样的案件,他所批准减还的仅占二十分之一,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

“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摆善条’各一座,前者为村中替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售”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余的地区直接补贴。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则无所研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本生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的。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洲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资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  币制的问题肇始于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赈济灾民等方式流通于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准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钢钱。由于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于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产电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饬,其后果就只能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于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赫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趋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为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同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于农村中的租伯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替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所以,海瑞无视于这些成约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意义,单凭一己的是非标准行事,如果不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那反倒是不可设想的事了。”

https://www.kanunu8.com/files/chinese/201105/2691/650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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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3 12:4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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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JuliusCaesar 于 2018-10-16 22:49 编辑

(三)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为何没有像秦、隋一样成为短命王朝?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182072/answer/374955470

按:这一篇讲了明朝开国时期户籍的制定,特别多的细节。这套制度在强人朱元璋手里是很666,包括很多前面两篇提到的弊政,其实在朱元璋手里都原本不见得全是弊端。但后世子孙不可能有开国皇帝的能力和权威,而文官集团弄权的空间则一百倍得扩大。而朱元璋开国制度的制定,期望太高,弹性太小,到了后代那里完全不适用了。又如“空印案”(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5%8D%B0%E6%A1%88),原本也是因为在没有技术通信人才的支持下完全按规定做是做不到的。朱元璋以这个事件大肆诛杀,也算是“开国不正”。一个好的制度建立者,要考虑到执行者的监督制衡可替代,以及政策的可执行性和弹性。

正文:
我曾经写过一个专题,叫做《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贴一部分内容过来,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很长,可以直接先看结论:老子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 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煎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煎糊了。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户籍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注脚。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贴”到“赋役黄册”,从“一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紊。朱元璋别的施政成败姑且不说,至少在地方户籍建设上,他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理性、精明且极有耐心的政治家手腕。经常有人很奇怪,朱元璋在国初那么折腾,为何国家没怎么乱?答案就在户籍建设的细节中。—————————————详细解说的分割线—————————————————

这篇极其精彩,但挺长的,我就不复制粘贴了,请移步知乎阅读吧。

作者:马伯庸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182072/answer/37495547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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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斑竹 2012年度奖章获得者 2009年度奖章获得者

发表于 2018-10-13 22:21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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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再写点读后感吧

发表于 2018-10-14 14:24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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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干好干的,好看!
数字总能给人严谨而必须认真对待的感觉。

请问楼主原著的reference都有哪些?可不可以麻烦列一下? 谢谢

发表于 2018-10-14 20:45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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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的漂流瓶 发表于 2018-10-14 13:24
好干好干的,好看!
数字总能给人严谨而必须认真对待的感觉。

1].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1974

[2]. 天启年间故宫“三殿”重修与晚明政局,彭勇,2014

[3]. 明清皇宫火灾概述,王铭珍,2007

[4]. 明朝万历时期内库财政运行中的公与私,苏新红,2012

[5]. 明朝衰亡的两个因素:财政体制与基层自治,郭垍,2010

[6]. 张居正改革,一个神话,毛佩琦,2017

[7].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

[8].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1982

[9]. 明末财政危机与三饷加派,杨涛

[10].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郭建龙

[11]. 如果张居正改革不被反攻倒算,明朝能撑得过1644么,蚍蜉王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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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5 11:06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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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是清的错,你自己不成,人打倒怨谁?

发表于 2018-10-15 11:20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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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usCaesar 发表于 2018-10-14 19:45
1].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1974

[2]. 天启年间故宫“三殿”重修与晚明政局,彭勇,201 ...

太感谢了。多亏楼主是和数字打交道的才能不厌其烦 回血缴税

2017年度勋章 2018年度勋章

发表于 2018-10-15 15:4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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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usCaesar 发表于 2018-10-13 11:42
(二)万历十五年——第五章 海瑞 古怪的模范官僚

这一章的后半部分讲了不少明朝的,财政,货币和经济法 ...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也是很诧异作者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讴歌海瑞的清廉上,而是更详尽地分析了海瑞在那个背景下的悲剧之必然性,以及行为的局限性。

我还印象作者分析的,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拥有一个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明朝的法律重点肯定在于对农民的治理 ,很少会有涉及商业的条文,这不可避免的使商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何况商业的发展,本来就不在地方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商业发展依据的私人财产的绝对性,也是与四书倡导的伦理纲常所违背的。这一点在海瑞的“刚正不阿”中也可以体现。

发表于 2018-10-16 23:5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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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三篇都齐活了。第一篇是简单的梳理,第二篇是进一步总结,第三篇极生动地分析了一个截面。读完这三篇,对明代的了解就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国人了。

唯一就是阅读量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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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勋章 2018年度勋章

发表于 2018-10-17 00:0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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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usCaesar 发表于 2018-10-16 22:53
正文三篇都齐活了。第一篇是简单的梳理,第二篇是进一步总结,第三篇极生动地分析了一个截面。读完这三篇, ...

楼主辛苦。想来也是百忙之中。
去年读了万历十五年就激发了很多重新研读历史的好奇心。这次从楼主在读书会的发言到这几篇的分享,对于有明一朝的很多问题,头绪果然清楚多了。

这期历史专题真是收获多多!尤其对于我这种说不上热爱历史的人来说。

对了,你的红楼梦读得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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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7 00:29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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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宅与美丽 发表于 2018-10-16 23:03
楼主辛苦。想来也是百忙之中。
去年读了万历十五年就激发了很多重新研读历史的好奇心。这次从楼主在读书 ...

红楼梦啊,明天开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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