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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现代学林点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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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
《现代学林点将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8月第一版 2011年4月第三次印刷
例言
一、正如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与伟人史,学术史亦不等于杰出学人史;但作为文化英雄的学人,仍可谓学术史的关节,从人物切入,不失为总结学术史的方便法门。
二、作为著述形式,“点将录”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看似轻松,但比之一般流水账式的学术史编纂,其实远为困难;因为这一工作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不熟知百家,则不足以论一家。
三、近时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秀,虽不免鲁莽灭裂,但也是触发撰写“点将录”的动机之一。而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
(评选秀之语一针见血。如做文坛点将录,定十分有趣。)
四、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径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
五、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
(以为民国尚有广博者众多,未想胡文辉先生又往后推四百年,打破我之旧印象也。)
六、民国以来学者如林,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见仁见智,取舍为难,不偏不倚,谈何容易。
七、在体例上,“点将录”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
(诗句论人颇精简而有趣)
八、“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一百零九位。...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汉学家之选确实妙想。说现代学林,不可不说汉学家也。)
1.托塔天王晁盖——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罗振玉、王国维。罗、王关系在师友之间,但王氏的出人头地实赖罗氏的全力提携,故不妨亦以师徒视之。
三对组合,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恰成有意味的对照:康、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一方面倾向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一方面以言论为“批判的武器”,开启风气,转移人心,启蒙之功莫大焉。章、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鼓吹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以保存国粹为号召,排斥新材料、新方法,为清代小学(语言文字学)的殿军。与章、黄相反,罗、王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死心塌地做清朝的孤臣孽子,身在民国,心怀复辟;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世称“罗王之学”。
(此段堪称精到,可记之牢固,时时引之,时时对照。)
章氏最严重的毛病,尤在门户之见太深,意气之争太甚。
章氏门人众多,知名者有黄侃、但焘、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吴承仕等;章氏曾戏以太平天国诸王比拟各人:黄为天王,汪为东王,钱为南王(一说翼王),朱为西王,吴为北王。又,据说章氏本人也曾自称“章天王”,此与“康圣人”又成有趣的对比。
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盖将王氏一人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而章氏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家书中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 亦亡矣!”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对记者说:“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章氏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托马斯.曼将自身等同于德国文化,可谓中外之狂略同。
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
(直指章氏之病,注释多引时人后人之论佐证。轶事逸闻,容易记之。)
诗曰:启蒙事业逊康梁,排满赢来举国狂。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
(背诵)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化教主”。而胡氏正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文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属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诗曰:天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胡文辉先生推胡适第一,有理有据,我亦认同。以鲁翁郭老并列,指两大偶像皆沦落,我不认同。鲁翁今日是否沦落且不说,此沦落多少受人利用,如同当年立偶像一般。另一方面,今时今人正可回归冷静看待其人,胡、鲁回到本来,斯人风神长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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