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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澳洲华人 [复制链接]

退役斑竹

发表于 2019-7-25 20:0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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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飞儿 于 2019-9-14 19:56 编辑

链接:http://www.mh.sinica.edu.tw/MHDo ... tionDetail_1405.pdf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71 期(民國 100 年 3 月),157-20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二十世紀初澳洲都市化下 華裔社群的「華僑」敘事與政治結社*


郭美芬**

摘要


本文從澳洲華裔的「華僑」敘事和政治結社,論證二十世紀初都市 化、白澳及中國民族主義三方面對澳洲華裔認同政治的影響。1905 年 後,隨著中國局勢和澳洲社會的轉變,「華僑」一詞逐漸被雪梨及墨爾 本兩大城的華裔社群所接受,並藉由強調其在白澳下的受難形象,與其 他海外華裔社群共通聲氣。1909 年後,「華僑」成為澳洲華裔爭奪社會 領導權的政治修辭之一,兩大城華裔領袖不約而同地希望透過報紙的力 量,爭奪「華僑」的詮釋權,以此修辭凝聚華族的歷史記憶和文化民族 主義,藉以整合全澳洲的華裔族群,並鞏固其領導權。1911 年中國新共 和革命前夕,澳洲華裔建立了第一個政治結社:「少年中國會」,並將 現代時間意識和澳洲經驗重新嵌入華裔社群的歷史意識中。本文認為這 段歷史發展,彰顯了澳洲華裔藉由現代報刊和政治結社重整社會網絡與 領導權的方式,進而呈現該社群對於政治價值、社會想像和社會動員方 式的轉變。此外也說明了:「華僑」的政治修辭重新詮釋並界定了新的 人際網絡,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依據的不再只是傳統的人際網絡,但也 不是純然法制上的歸屬意義,相反地,現代時間意識、華族歷史記憶和 澳洲經驗所交織的歷史關係,才是凝聚澳洲華裔社群認同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澳洲華裔、華僑、現代化、白澳政策、中國民族主義
*
** 澳洲拉特博大學社會科學院暨澳洲研究委員會博士後研究員
收稿日期:2010 年 3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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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洲華裔社群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使用「華僑」一詞,而這一詞多半被研究 華人史的學者詮釋為與中國民族主義有關。1近年來有關澳洲華裔歷史的華文 研究也多半指稱,澳洲華裔受到中國民族主義和中國政治局勢發展的影響,進 而將澳洲華裔社群的政治結社簡單地理解成中國保皇黨和革命黨勢力的延 伸。2而同時間澳洲學者的研究則強調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華裔社群, 深化了澳洲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進程,然而卻未能探究這段時期華裔社群的「華 僑」論述和具有強烈情感的中國意象。3這兩派學者的研究也彰顯了海外華裔 社群擺盪在兩種文化和歷史認同下的處境,其多元的認同無法被簡單地分類。 而本文則希望探討自 1901 年澳洲聯邦政府成立到中國辛亥革命期間,華裔社 群對「華僑」的論述和政治結社,與其所彰顯的對於現代化的反應、離散的認 同以及其中國的意象。透過這些政治言辭和結社,本文希望強調政治對於海外 華裔社群的社會意義。
本文重新審視澳洲華裔之所以接受「華僑」一詞的緣由,認為此詞無法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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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華僑」這個字彙的出現和使用參見 Wang Gungwu, “South China Perspectives on Overseas Chines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3 (January 1985), pp. 69-84,以及莊國土,《中 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和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 民族主義(1912-1949)》(台北:國史館,1997)。 參見趙令揚,〈辛亥革命期間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梅光達,邱菽園與康梁 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頁 46-67;趙令揚、楊永安,〈晚清期間澳大利亞 的保皇活動及其與革命思潮間的矛盾〉,《明清史集刊》,卷 4(1999 年 10 月),頁 1-31;楊永 安,〈二十世紀初澳大利亞華人果業的發展與危機─ 由 1904 年「仇視華人會」談起〉,《明 清史集刊》,卷 7(2004 年 11 月),頁 213-260;楊永安,〈論清季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的設立 與其外交人員觸犯刑案之始末,《東方文化》,卷 40 期 1、2 (2006),頁 163-180;邱捷,〈從華 文報紙看清末的澳大利亞華僑〉,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與世界: 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頁 367-380;趙令揚、楊永安,〈救災與救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澳洲華人之中國情懷〉,收入 《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二卷)》,頁 381-401。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Question of Racial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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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理解為對中國的忠誠和認同,就像研究東南亞海外華人的學者王賡武所 言,由於「華僑是革命之母」一詞經常被引用,使得許多中外人士視華僑為革 命的力量,但王賡武提出,對於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其實我們所知有限, 儘管有些華僑真的受到強烈的愛國情操所驅動,但有時華僑的角色被誇大與誤 解,4因而忽略有些華僑從來都不是革命者,也不特別愛國,只是因為需要一 個強大的中國保護,才會支持革命運動。5這些華僑多元的意象,也說明了無 法以單一的角度觀察海外華人的歷史。王賡武更提出,如果想要瞭解這些華 人,就必須將他們的多種認同一併考量,並且提出規範以進行有效的探討。6也 因此 1950 年代前海外華人的認同意識,儘管王賡武將之區分為中國民族主義 認同以及歷史認同兩種,但是其多元和複雜的歷史經驗,需要研究者審慎地處 理。近年來王賡武更提出,必須觀照華人所處的當地社會政治對於辛亥革命前 後的海外華人世代的影響,因為這些影響導致部份華人已經不再是傳統的老百 姓,他們開始有新的政治考量和理解。7
「華僑」之於澳洲華裔社群,也同樣彰顯了多元的意象和認同方式,但與 王賡武研究下的東南亞地區不同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東南亞華人受到來自中 國的教師和報人的宣傳,掀起了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和認同,但澳洲華裔 社群在白澳政策的箝制下,為了適應現代化與減輕排華運動的壓力,更傾向彰 顯其對於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認同。是以本文並不探究澳洲華裔是否愛國這一議 題,而是關注以愛國或是民族之名的論述和結社背後的社會意義。本文將以辛 亥革命前後澳洲華裔的華僑敘事和政治結社為例,闡述二十世紀初澳洲華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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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賡武,〈前言〉,收入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頁 1-2;Asian Affairs, “Asian Affairs Interview with Wang Gungwu: Diaspora, a Much Abused Word,” http://www.asian-affairs.com/Diasporas/wanggungwu.html (2009/12/15) 王賡武在此文中提出六種華僑的意象,並指出這些意象間甚至彼此矛盾。王賡武,〈前言〉, 收入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 2。 王賡武,〈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之研究〉,收入氏著,《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 書館,1991),頁 234-262。 王賡武,〈「黨國民主」與三代海外華人的「進」與「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期 67(2010 年 3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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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新的政治取向和認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對中國或是澳洲的政治表態, 白澳和都市化下的社會變動也成為影響澳洲華裔社群認同變遷的要素。本文更 將探究澳洲華裔如何以「華僑」一詞去敘述其在白澳下的歷史經驗,包括白澳 政策如何影響華裔社群使用「華僑」一詞來詮釋自己,這些詮釋又反映了什麼 樣的社會聚落和政治價值觀的變遷。概言之,本文將從都市化、白澳和中國民 族主義三方面,探究澳洲華裔社群認同政治的敘事和結社。再者,本篇文章將 論證,澳洲華裔社群的認同政治是建立在新的社會網絡與歷史詮釋之上,也因 此二十世紀初澳洲華裔的歷史樣貌,比起以往傳統中國民族主義的詮釋,來得 更複雜深邃。



從礦區到城市: 「保皇會」、華文報紙與都市化下的公共意識啟蒙,1894-1903



1848 年首批華工來到澳洲,從 1850 年代開始許多廣東籍的華人遠渡重洋 到他們口中的「新金山」來淘金,直到 1861 年時澳洲華裔人口達到高峰,共 有 38,958 名,8約為澳洲總人口數的 3.3%,然而因為各礦區陸續發生排華衝突, 各州開始制訂限制華人的規定,華人的人口數便逐漸下降。但到了 1860 年代 晚期各州取消限制條例,加上昆士蘭又發現金礦,於是大量的廣東華裔勞工再 度湧入。1881 年時,澳洲華裔移民總數達到 38,533 名,其多半從事勞工等行 業,但也引發當時勞工階級排華的情緒和運動,也影響各州政府再度制訂限制 華人入境的相關法規,是以華裔入境澳洲的總數從 1880 年代後呈現逐年下降 的趨勢,9然而直到 1921 年前,華裔依舊是澳洲最大宗的外來人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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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Year Book of Commonwealth Australia, No. 18, p.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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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5 20:0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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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斑竹

发表于 2019-7-25 20:35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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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飞儿 于 2019-7-25 22:05 编辑

華裔社群的統計數字在 1880 年代後顯示其朝向城市遷移的歷史現象, 1880 到 1901 年間,因為採礦的式微,居住在城市中的華裔族群成長了兩到三 倍,而且多半集中在雪梨跟墨爾本等東部大城。12因淘金而增加了財富,1880 年代起墨爾本經濟起飛,並在短短的數年間,發展成能與歐陸大城並駕齊驅的 城市。13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澳洲的商業和進出口貿易起飛,雪梨更成 為大英帝國的第四大商港。14雪梨和墨爾本因為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許多 華裔移民開始遷移到這兩處從事農業以及蔬果供應販賣,以銷售給十九世紀末 都市中逐漸成長的勞工與中產階級。15以雪梨為例,1881 年華裔人口為 2,232

11 Year Book of Commonwealth Australia, No. 18. Lindsay M. Smith, The Chinese of Kiandra New South Wales: A Report to the Heritage Office of the New South Wales Depart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i.e. Affairs] and Planning (Sydney: Heritage Office, N.S.W. Dept. of Urban Affairs & Planning, 1997), pp. 17, 43.
12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 Records on Travel,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s, 1860-1975 (Canberra: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05), p. 17; C. 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9, 52.
13 十九世紀末墨爾本的經濟起飛和繁榮,請參見 Graeme Davison, “Marvellous Melbourn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Marvellous Melbourne (Carlton: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29-288.
14 T. A. Coghlan and T. T. Ewing, The Progress of Australa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W. & R. Chambers, Ltd., 1903), pp. 185, 447.
15 華裔人口數參見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Richmond: Raphael Arts, 1977), p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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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到了 1888 年則增加到 4,202 人,1901 年澳洲聯邦成立時,雪梨的華裔 人數為 3,680 人,佔新南威爾斯州華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16而另一大城墨爾本 則有 2,500 名華裔人口,佔維多利亞州華裔總人口的 38.3%。17
但城市中排華運動者的排擠和壓力,依舊如影隨形地跟著華裔移民。尤其 在澳洲都市勞工階級興起,以及十九世紀末澳洲經濟蕭條的影響下,越發加劇 都市中華裔社群的困境,雪梨史家就指出,短短幾年間城市華裔人口劇增,導 致了另一波的排華運動。18然而,澳洲華裔並未像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華裔從都 市走向內陸;19為了適應都市生活以及減輕排華的壓力,城市中華裔社群的經 濟型態、社會網絡和生活節奏也逐漸改變。華裔的時間意識就是一例,都市裡 逐漸高漲的「八小時工制」的勞工運動,影響了華裔移民,開始以時鐘和西曆 為基準來規劃他們的生活作息,20生活使得華裔社群更迫切地需要學習英文, 以利與澳洲人做生意,這不僅增進了都市中華裔的雙語能力,也改變了他們的 結社和社會領導權方式。211890 年代之前,華裔社群多是聚集在鄉村以及礦 區,他們以方言群做為結社的主要對象。22迥異於傳統方言群等以血緣和地緣 為入會基準的新結社方式,開始出現在十九世紀末的雪梨,具有雙語能力的華
16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 p. 16. 另參見:Shirley Fitzgerald, “Chinese.” http://www. dictionaryofsydney.org/entry/chinese (2011/1/3)
17 Paul Jones, Chinese-Australian Journeys, p.16. 另參見:“Chinese.” http://www.emelbourne.net.au/ biogs/EM00338b.htm (2011/1/3)
18 Shirley Fitzgerald, Red Tape, Gold Scissors: 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Sydney: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1997), p. 27.
19 Peter Kwong, Chinatown, New York: Labor and Politics, 1930-1950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1, revised edition), p. 38; Sucheng Chang,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San Francisco: Pettit & Russ, 1986), p. 76.
20 Q. 14052, 14198, 14407, 14473, 15744 and 15799,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lleged Chinese Gambling and Immorality and Charges of Bribery against Members of the Police Force, 1891-1892 (Sydney: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Printer, 1892); Graeme Davison, The Unforgiving Minute: How Australia Learned to Tell the Time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2-93.
21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Melbourne: La Trobe University, 2008), chapter 2.

22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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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斑竹

发表于 2019-7-25 20:3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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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飞儿 于 2019-8-22 20:01 编辑


裔傳教士、新聞記者、零售商和貿易商人等逐漸建立其社會地位,成為華裔社 會新的領導階層;這個新的領導權不像傳統的同鄉會領袖,專以協調華人宗親 派系間的利益分配與衝突為主,而是轉變成為溝通澳洲社會與華裔內部的橋 樑。
1890 年代具有雙語能力的領導階層,代表財富不再是唯一建立社會領導 權的方式。雪梨華商如梅光達(Quong Tart, 1850-1903),曾經採取類似東南亞華 商的做法,以捐購官銜來鞏固在華裔內部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另一方面,西 方教會傳教士,例如雪梨的周容威和司徒千、墨爾本的張卓雄、維多利亞州的 楊官彩等,則代表了以西方法治和人權觀念推動華裔權益的新興領袖。此外, 十九世紀末開始,具有雙語能力的新聞編輯與記者也逐漸發展其社會影響力。
1894 年雪梨的第一份華文報紙《廣益華報》,在華裔編輯以及兩位澳洲 人士的支持下正式出版。此份報紙對於增進華裔移民的城市公共意識,扮演了 相當關鍵的角色,也帶動了其他華文報紙的出現。新聞報紙的敘事和其所扮演 的社會角色,影響了澳洲華裔的現代時間觀念、生活形態、公共參與和文化認 同,也成為動員和凝聚華裔社群的重要工具。23而報紙的出現,更增進華裔社 群參與澳洲的公共生活與事務,除了介紹澳洲社會外,新聞報紙更報導一些澳 洲的公共節慶,向讀者宣傳不同於華裔社會的風俗。1897 年,《廣益華報》 推動華裔社群參與維多利亞女皇登基六十週年的慈善遊行活動,就彰顯了報紙 的力量如何影響雪梨華裔社群去改變他們的公共形象,他們希望從投機的淘金 客轉變為被澳洲社會接納的新移民。24


1894 到 1902 年,雪梨與墨爾本一共發行了三份華文報紙:《廣益華報》 (1894-1923)、《東華新報》(1898-1902、1903-1936 年改名《東華報》)、和 《愛國報》(1902-1905、1906 年後改為《警東新報》),到 1923 年時則共
23 進一步的討論參見 Mei-fen Kuo, “The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 and the Shaping of a Modern ‘Imagined’ Chinese Community in 1890s Colonial Sydney,” Journal of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2, pp. 34-53.
24 Mei-fen Kuo, “The 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 and the Shaping of a Modern ‘Imagined’ Chinese Community in 1890s Colonial Sydney,” Journal of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2, pp. 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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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份華文報紙在雪梨及墨爾本出版,這也意味著報紙開始成為華裔移民社會 生活中的一部份。社會學者 Craig Calhoun 提出印刷文化接連了現代社會中個 人與國家社會體系的關係,過去傳統社會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人際網絡聯繫方 式,隨著報紙等媒介的普及而逐漸改變,都市中的人際關係也不再需要透過傳 統的社會網絡,這便使得個人生活和國家社會體系間的聯繫成為可能。25都市 中的華裔移民透過報紙的敘事與討論,增進其公共意識,同時參與公共事務, 他們不像過去的華裔移民,需要靠血親與地緣等關係奠定其社會網絡;相反 地,以職業、宗教、政治等名目的新興結社方式,開始逐漸蓬勃發展。
而澳洲第一個華裔政治結社也在華文報紙的宣傳與支持下,在二十世紀初 建立。1898 年雪梨華商創辦《東華新報》後,又於 1900 年建立了澳洲第一個 「保皇會」(全名為:「澳洲鳥修威省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這一個政治 結社一開始雖起因於雪梨華商梅光達與康有為和新加坡華商邱菽園間的私 交,然而以梅光達為首的舊有華商勢力並沒有成為此組織的重要成員,相反 地,《東華新報》和保皇會的主要成員為一批新興的華商階級。26事實上,從 十九世紀末開始,一批專營香蕉批發事業的華商與小販商佔了新南威爾斯州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香蕉市場。這批逐漸增加財富的蕉販,打不進去舊有的「聯益 堂」組織,進而轉向成立保皇會。雪梨舊有的社會領導權是以「聯益堂」為主 的商會團體,這個團體建立於 1875 年,由代表同鄉會的八個商號所共同組成, 主要辦理船務代理等商務;也就是說,聯益堂組成和運作,是由八個同鄉會代 表商號採取聯議制的方式,27與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中由單一同鄉會壟斷特定行 業的方式有所差異。28都市中逐漸興起的新興果商階級,並不依賴舊有的同鄉

25 Craig Calhoun, “Indirect Relationships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 Large-scal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Pirre Bourdieu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1), pp. 95-97, 102-103.
26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pp. 145-149.
27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 82;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p. 182.
28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 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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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相反地,他們希望建立跨越同鄉會與宗族的社會網絡,去尋覓更大的 商機。而保皇會在海外建立的組織網絡和聲望,吸引了這一批新興的果商與階 級。1900 年,此組織宣稱在澳洲擁有數千名成員,29並且希望透過康有為的到 訪,擴大組織在澳洲的聲望和基礎。
梁啟超在康有為的指派下,於 190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01 年 4 月 14 日間 訪問澳洲。1901 年澳洲成立聯邦政府之際,通過《聯邦限制移民法案》,以 「聽寫測驗」阻隔非歐洲的新興移民,而已經定居在澳洲的中國移民則被要求 申請「回頭紙」,以控制他們出入澳洲的自由權利。梁啟超剛好在限制移民法 案生效之前入境澳洲,也見證參與了澳洲聯邦政府成立的歷史時刻。梁啟超在 澳洲的這一段經驗,不僅影響他的政治思想,也影響了雪梨華裔社群的民主思 想與海外華裔團體間的聯繫。在梁啟超的牽線下,《東華新報》成為《國民報》 和《開智錄》的代理。30梁啟超原有意由《東華新報》將他在澳洲的言論集結 出版為《中國近十年史論》一書,31但因故最後只出版約兩萬字的《中國積弱 溯源論》,這本小書原先是以文章形式,透過《東華新報》在華裔社團間首次 流通。32梁啟超的到訪,不僅提高了保皇會的名聲,也宣揚了康有為和他自己 的民權與民主等政治理念。33雪梨保皇會成員的熱心捐款與參與,更讓梁啟超 向康有為建議,將保皇會在海外的總部設立於雪梨。34
梁啟超所帶來的政治影響提供了宣傳與鼓舞人心的作用,更促成了墨爾本 另一份報刊:《愛國報》的創刊。墨爾本的社會結構跟雪梨不一樣,梁啟超觀

頁 162-165。
29 《東華新報》,1900 年 2 月 7 日,頁 5。
30 〈清議報告白〉、〈代售開智錄〉,《東華新報》,1901 年 2 月 9 日,頁 3。
31 〈孝廉著書〉,《東華新報》,1901 年 3 月 13 日,頁 3。
32 〈誘掖深心〉,《東華新報》,1901 年 4 月 17 日,頁 3。
33 舉例來說,《東華新報》連續刊登康有為的〈代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覆湖廣總督張之洞書〉,
以宣揚法國革命中的民主與自由,並提出中國要強大,唯有建立民主體制,而沒有一個民主不 是靠革命獲得的。《東華新報》,1901 年 2 月 9 日,頁 3;2 月 13 日,頁 2;2 月 16 日,頁 2; 2 月 27 日,頁 2。同時參見〈論二十世紀之中國─ 轉錄《國民報》〉,《東華新報》,1901 年 7 月 17、20、24 日,頁 2。
34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1972),頁 111-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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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墨爾本兩大同鄉會組織:四邑會館和岡州會館,獨佔了十九世紀中葉以來 的社會領導權,他進而指出,這兩大團體所影響下的鄉土主義和情感認同,將 會阻礙保皇黨勢力的擴張。35梁啟超的感慨突顯墨爾本華裔對於政治結社不若 雪梨華裔來得熱中,然而梁啟超對於民主與革命的言論影響了《東華新報》的 編輯鄭祿,他於 1902 年在墨爾本創辦了《愛國報》。36《愛國報》能夠成功 出刊的關鍵之一,是因為得到墨爾本華裔領袖黃世彥的支持。37黃世彥不僅是 岡州會館的成員之一,他在 1901 年籌辦華裔慶祝聯邦政府和約克公爵來訪的 慶典,以及 1902 年歡迎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的歡迎會,也顯示了他整合華裔 不同團體的領導能力。38
與梁啟超 1903 年前對支持革命的傾向相似,《愛國報》一開始就展現其 支持革命的立場,也因此被後來國民黨的官方史家視為澳洲支持孫中山革命的 濫觴。《愛國報》創刊之際,就大量轉載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中國日報》和《中 國新報》的新聞,1903 年初《愛國報》更報導了從澳洲回廣東的華裔人士謝 纘泰所策劃的起義,這個計畫當時尚未在香港與中國曝光。39《愛國報》積極 地向墨爾本的華裔社群宣揚革命者的政治理念,不僅成為澳洲唯一一份支持革 命的報刊,也是東南亞及大洋洲地區在《圖南日報》出版前,唯一宣揚革命的 報刊。40《愛國報》更強調,對於孫中山革命的支持緣於他們對民主思想與社 會的尊崇,藉此宣稱與太平天國起義的理想跟結構大不相同。41


35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 143。
36 〈追論本報之難〉,《愛國報》,1905 年 1 月 18 日,頁 2。
37 〈鄭錄告白〉,《愛國報》,1902 年 3 月 5 日,頁 7。
38 〈又求擺景〉,《愛國報》,1902 年 2 月 26 日,頁 6-7;〈迎我使君〉,《愛國報》,1902
年 4 月 16 日,頁 3。
39 〈惜我同胞:大明順天國〉,《愛國報》,1902 年 3 月 4 日,頁 3;〈大明順天國〉,《愛國
報》,1902 年 3 月 11 日,頁 2;〈大明順天國:繳文〉,《愛國報》,1902 年 3 月 25 日,
頁 2。
40 在新加坡出刊的東南亞第一份支持革命黨的報刊:《圖南日報》也僅從 1904 年出刊至 1905 年。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3),頁 74-75;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
41 〈釋仇滿〉,《愛國報》,1903 年 6 月 8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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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灵魂,懂得自由的珍贵。

退役斑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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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 1903 年之後加劇的排華運動,使得政治修辭成為新的社會動 員方式,也進一步影響不同政治結社的發展。以保皇會為首的社會領導權在成 立之後並不穩固,1902 年雪梨華裔的一場派系之爭,導致舊有的「聯益堂」 勢力下降,而《東華新報》也宣告停刊,改由《東華報》接手。而在 1903 年 之後,澳洲聯邦政府正式關閉華裔移民入籍成為澳洲公民的大門,這一法制上 的限制,使得華裔移民正式成為澳洲社會中的「他者」。42保皇會以政治之名 的社會動員於此時並未有效地抵制「白澳」,也未能建立一個跨越州際的政治 團體;而越發劇烈的排華運動也促成了新興華裔社會領導權的出現,墨爾本與 雪梨也分別發展出兩套社會領導權:一派是以商業領袖為主的,肯定個人主 義、跨國的商業網絡與法治價值;另一派的領導權則是將宗族與地緣關係轉型 為民族主義,強調漢族的歷史意義。43而這兩派社會領導權同樣希冀透過報紙 與結社,以「華僑」這樣的政治修辭動員華裔社群,以對抗白澳。


「白澳」的影響: 澳洲聯邦成立前後雪梨與墨爾本華裔社群的整合與分裂


儘管 1887 年到 1888 年間,澳洲各州政府已經紛紛關閉了華裔移民入籍的 大門,但是當時入籍對於華裔移民而言並無關政治忠誠或是認同,主要考量是 有助於其事業、財產與在州際間往來的便利。44而 1890 年代聯邦成立前夕, 公共輿論對於聯邦政府和未來藍圖的討論,助長了澳洲民族主義者的「白澳」 認同和排華運動,並進一步促成「白澳政策」的產生。45當時逐漸高漲的排華

42 Michael Williams, “Would This Not Help Your Federation?” in Sophie Couchman, John Fitzgerald and Paul Macgregor, eds., 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 (Kingsbury: 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 2004), pp. 36-37.
43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p. 5.
44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The Role of Sydney Chinese Community, 1892-1912,” Ph.D. thesis, p. 329.
45 Helen Irving, To Constitute a N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Australia’s Constitutio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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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和限制非歐裔移民的法令,也迫使華裔社群體認到政治參與的重要。澳洲 社會並未將華裔社群視為可與盎格魯塞爾特族群同列平等的地位,也無法成為 共享新聯邦政府權利的公民;儘管在 1890 年代末,華澳社群不斷希望爭取其 參政權利,46但華裔社群很快就理解到他們被排除在新的澳洲聯邦之外。對於 未來的憧憬進而轉變成為被澳洲白人社會疏離的焦慮情緒,然而華裔社群並未 指責澳洲社會,相反地,華文報紙逐步地強調海外華裔的受難形象,更將海外 排華運動的原因歸咎於滿清政府的無能以及對於海外華人的忽視,47同時也不 斷強調澳洲華裔在排華輿論和運動下的受難情況,希望藉此團結華裔社群。48
然而,「白澳」對於澳洲華裔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就是改變了華裔社會動 員的方式。1903 年後日漸嚴峻的排華運動引發了華裔社群的焦慮,也促成新 興社會領導階層的出現。保皇會成員追隨梁啟超,在 1903 年後逐漸放棄對革 命的堅持,同年雪梨華商成立了「自由社」,後改名為「華商會社」,49成立 的宗旨則在於改變過去傳統的商會結社,以增進澳洲華商的經濟發展。50這個 組織包含了雪梨 31 間華商公司,這個以不同的都市商業職業為組合的結構, 與聯益堂以地緣同鄉會為主的結構大不相同。51二十世紀之際,因著逐漸增加 的財富與社會名望,雪梨商人逐步提昇了自信以及對自身社會地位的認同。雪 梨華裔果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成功地壟斷了香蕉市場,他們的財富累 積也比其他階級的華裔來得快速,同時他們也開始致力於在香港及中國發展其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7, 114; Graeme Davison, The Unforgiving Minute, p. 101; Judith Brett, “Relaxed & Comfortable: The Liberal Party’s Australia,” Quarterly Essay 19 (2005), pp. 11-12; Catriona Elder, Being Australian: Narratives of National Identity (Crows Nest.: Allen & Unwin, 2007), pp. 53-54.
46 〈相時而動〉,《廣益華報》,1896 年 3 月 20 日,頁 3。
47 〈多適樂土〉,《廣益華報》,1899 年 8 月 31 日,頁 4;〈虐待華人〉,《廣益華報》,1901
年 4 月 20 日,頁 5。
48 〈檀香山華人被虐慘狀記〉,《廣益華報》,1900 年 6 月 9 號,頁 2-3;〈論出洋華民日多〉,
《廣益華報》,1900 年 6 月 16 日,頁 2;〈華人受欺〉,《廣益華報》,1900 年 12 月 1 日,
頁 3。
49 111/4/1, “Records of Meetings, 1903-1904,” Noel Butlin Archives,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50 〈鳥修威華商會社章程〉,《東華報》,1903 年 11 月 14 日,頁 3。
51 〈聯益堂解散之情狀〉,《東華報》,1903 年 10 月 31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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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業。52以保皇會和政治之名的動員方式,在二十世紀初於雪梨華裔社群已 經轉成以「職業」和「經濟地位」為結社的基礎。
1904 年對雪梨華商來說是相當不安的一年,因為「排華聯盟」於這一年 的 5 月成立,這個新組織結合了自由改革協會、商販聯合會、零售商工會、勞 工協會和傢俱商協會,目的就在於打擊華裔商人。53為了因應排華聯盟劇烈的 排擠,在華商會社成立之後的十個月,雪梨華商成立「保商會」,以對抗排華 聯盟。54促成保商會成立的另一個原因是,日俄戰爭讓華商體認到清廷政府的 官方力量無法提供保護,他們開始鼓吹「商戰」的理念,希望以商人的成功對 抗白澳的種族歧視,以抗爭建立華裔移民的平等地位和商業穩定。55這些新興 組織反映了雪梨華商不再像過去的華商,是透過同鄉會等個人與宗親關係來鞏 固其社會網絡,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雪梨華商以他們對社會的參與和貢獻, 來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
當時來自西澳的華商陳霞被選為保商會的主席,他在就任後的演講中強調 「四海一家」的基督教精神,正與華商日漸形成的跨國商業網絡相合。56陳霞 更透過與排華聯盟的筆戰,強調現代體系中的平等價值應該被所有人享有,而 不該有種族上的區隔。他更強調英國傳統下的自由、公平與商業精神為華商所 敬仰,進而宣稱華裔商人所追求的是商業的穩定和公平,而不是與歐裔競爭。57 對雪梨華商來說,「四海一家」的跨國商業網絡所依賴的是以法律為依據的公

52 舉例來說,華商會社也透過保皇會的關係向墨爾本及西澳地區的華商募集基金,成為位於香港 的中國商務公司的股東。〈商會集股三誌〉,《東華報》,1903 年 8 月 1 日,頁 3;〈中國商 務公司聚會〉,《東華報》,1903 年 11 月 21 日,頁 3。同時二十世紀初,雪梨華商也分別在 廣東和香港等地建立其商業網絡,並建立了最為人所知的為上海與香港的四大百貨公司。
53 Sydney Morning Herald, 5 May 1904, p. 8.
54 〈倡力保商會布告文〉,《東華報》,1904 年 7 月 16 日,附張。
55 〈倡力保商會布告文〉,《東華報》,1904 年 7 月 16 日,附張。〈雪梨阜倡立保商會布告文〉,
《廣益華報》,1904 年 11 月 19 日,頁 5。
56 Rev. John Young Wai, “Chinese Mission Church, Foster Street,” Ministering Women 28 (April
1904), issued quarterly by the 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ew
South Wales.
57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August 1904,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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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則,正如同他們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所宣稱的:華裔是澳洲社會中守法的成 員,他們的成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下的產物,並不會為澳洲社會經濟帶來不良 的影響。也因此雪梨華商藉由不斷推崇澳洲法治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 希望取得被認可的社會地位。雪梨華商會社是繼香港之後第一個自主性的海外 華人現代商業社團,具有詳細的規章和選舉議事制度,58費約翰(John Fitzgerald)的研究也論證了澳洲的法治社會提供了華裔發展商業的基礎,59雪 梨華商不僅希望超越傳統商人僅透過地緣或是親屬關係來結社的方式,更選擇 由過去個人的信任關係轉向到以國家等法制關係為主的組織信任。60
同時,「保皇會」對雪梨華商的吸引已經不是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政治影響, 相反地,保皇會在東南亞等地的分會和網絡吸引了雪梨華商去擴充其商業網絡 與關係,61也就是說保皇會的支持群眾大多以商人階級為主,在跨國網絡和現 代化社會形象下,取得了雪梨華商的支持,保皇會在二十世紀初的跨國網絡是 吸引追尋「四海一家」的雪梨華商加入的重要原因。舉例來說,保皇會成員、 同時也是雪梨永生果欄和香港先施公司股東的蔡興,在二十世紀初到香港、新 加坡、印尼和台灣等地旅遊,接受到當地保皇會成員的款待,回到澳洲後,他 發表公開演說,讚美東南亞的保皇會成員都是現代化的紳士和菁英,他的讚美 同時也顯示身為保皇會成員的驕傲,在於共享這樣一個現代化的形象與網絡。62
雪梨華商「四海一家」的共榮願景是奠定在其社會經濟地位上,他們相信

58 蔡少卿,〈澳洲鳥修威雪梨中華商會研究(1902-1943)〉,《江蘇社會科學》,2005 年第 4 期, 頁 198-204。
59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p. 181.
60 Mei-fen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2 (2009), pp. 336-363.
61 〈爪哇通信〉,《東華報》,1906 年 10 月 27 日,頁 2;〈南洋富商與中國實業─ 本館星加 坡通信〉,1906 年 12 月 1 日,頁 2;〈紀汪伯棠欽使抵星加坡情形〉,《東華報》,1907 年 7 月 20 日,頁 2;〈新嘉坡通信〉,《東華報》,1907 年 8 月 31 日,頁 3;〈爪哇通信〉、
〈小呂宋通信〉,《東華報》,1907 年 12 月 28 日,頁 2。
62 〈紀蔡君之歸阜〉,《東華報》,1907 年 11 月 30 日,頁 7。雪梨華商的商業網絡和保皇會之
間的關係,以及其認同的轉變,可參見 Mei-fen Kuo, “The Making of a Diasporic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Sydney Chinese Commercial Elite, 1890s-1900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5:2, pp. 33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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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在商業上的成功可以扭轉澳洲政府和公眾對華裔的態度,然而這樣的願景並沒有被墨爾本華裔社群所接受。墨爾本的華裔社群從 1903 到 1908 年間,試圖在都市化與現代化下重構以親族血緣以及兄弟情義為基礎的社會領導權,且在 1903 年之後,雪梨華商從同情革命轉向到溫和的憲政改革之際,墨爾本華裔則反將華裔的處境歸咎於滿清政府迂腐而無法保護海外華人,因此《警東新報》強調自我覺醒的政治意識,而這也成為他們支持孫中山革命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63而墨爾本以革命之名的政治結社又和 1904 年後的新興社會動員方式息息相關。1904 年鄭錄和其他五名華裔人士在《愛國報》的報社中創辦「中國公會」,後改為「新民啟智會」,64《愛國報》並開始連載鄒魯的〈革命軍〉。65中國公會實質上是一個閱報書社,鄭錄提供了相當多的革命期刊和書籍,同時也舉辦宣揚愛國的公共講座,一方面宣揚孔教,另一方面也鼓勵華裔讀者吸取西方的經驗和知識,以啟蒙中國。66中國公會在成立之際,會員只有二十至三十幾名,67公會在週末的中國城街上發表例行的公開演講,68聽講者約有百餘人左右,69同時《愛國報》則以粵劇歌本《龍舟歌》來吸引下層階級注意政治 議題。70
1904 年 10 月,中國公會改名成「新民啟智會」,這個華裔社團組織被日 後的國民黨官方歷史學家視為澳洲華裔支持孫中山革命的第一個政治組織,當 時有超過五百名人士參與開幕典禮,並且有 1,200 名人士參加新民啟智會的第

63 〈釋仇滿〉,《愛國報》,1903 年 6 月 8 日,頁 2。
64 〈寓澳洲中國公會敘〉,《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1 日,頁 2;〈澳洲新民啟智會〉,《愛
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2。
65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p. 58-59.
66 〈中國公會規則擬稿〉,《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1 日,頁 2;〈中國公會所用各書報列〉,
《愛國報》,1904 年 5 月 25 日,頁 4。
67 〈澳洲新民啟智會〉,《愛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2。
68 〈陸續演說〉,《愛國報》,1904 年 5 月 4 日,頁 4;〈澳洲新民啟智會〉,《愛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3。
69 〈聽演說者多〉,《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8 日,附張。
70 〈嘆息中國龍舟歌〉,《愛國報》,1904 年 5 月 18 日,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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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公開演講。然而這個組織和雪梨華商相似,希望轉變華裔的公共形象,並 喚醒其公共意識。《愛國報》的主編鄭祿更宣布新民啟智會的徽章由敲鐘、龍 及傳說的鳥禽構成,敲鐘的象徵意義在於強調喚醒中國以及守時和進步的觀 念。71當鄭祿於新民啟智會上強調現代的時間觀念對於一個政治革命團體的重 要性時,他所強調的不僅是時間觀念所帶來的人與人的想像關係,更重要的 是,他強調了人去實踐時間觀念所展現的「進步」和「守法」美德。
而「進步」、「守時」和「守法」這些屬於都市的新價值,也透露了與過 去傳統同鄉會的觀念差異。二十世紀初開始,墨爾本兩大同鄉會團體紛紛遇到 挑戰。當時四邑會館的會員人數和募捐日漸下降,72主要因為其他華裔團體分 食販賣船票的市場,這原本是四邑會館所獨佔的事業,73而隨著四邑會館的收 入減少,也削弱其舉辦活動和對華裔社群的影響力。在此同時,岡州會館也面 臨了相似的挑戰。1866 年成立的岡州會館係以協調華裔社群內部為目的,741905 年為了有效回應日漸高漲的排華情緒,墨爾本華裔先後以「中華會館」和「中 華公會」之名,協調華裔內部衝突,75並強調其代表華裔社群對抗排華運動的 正當性。76然而「中華會館」和「中華公會」並不是華裔會館或是社團組織的 整合,77甚至是依附在舊有的同鄉會組織例如岡州會館之下,是以這兩個新組 織在協調墨爾本華裔內部衝突時並不怎麼成功。78以 1904 年底華裔團體「保 良社」和「義興公司」(洪門組織之一)因為賭博和進口鴉片產生械鬥為例, 四邑會館和岡州會館根本無力協調華裔內部的黨派鬥爭。79維多利亞州的刑警

71 〈澳洲新民啟智會〉,《愛國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頁 2。
72 〈來稿代論〉,《警東新報》,1909 年 9 月 25 日,頁 2。
73 〈公事公辦〉,《愛國報》,1905 年 1 月 4 日,頁 3;〈澳洲域多利亞省華人基督徒聯同會增
訂章程廣告〉,《警東新報》,1911 年 1 月 21 日,頁 7-8;Weekly Times, 25 April 1903, pp. 12-15.
74 C. F. Yong, The New Gold Mountain, p. 191.
75 〈公事公辦〉,《愛國報》,1905 年 1 月 4 日,頁 3。
76 〈本省華僑聚議外交之策〉,《警東新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頁 3。
77 〈僑民暨商務大概情況〉,宣統元年三月十九日,中國駐澳洲領事館檔案(Archiv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onsul-General, Melbourne):C1908-1910 秉稿公文。
78 〈本省華僑聚議外交之策〉,《警東新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頁 3。
79 〈保良義興大動干戈〉,《廣益華報》,1904 年 10 月 8 日,頁 2;《廣益華報》,190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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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義興公司的分子流竄在新南威爾斯跟維多利亞州之間,兩地的義興公司成 員彼此掩護各自非法的活動。80墨爾本華裔的暴力衝突引起了跨州間華裔的關 注,雪梨華商認為這會助長排華運動的氣勢,進而南下試圖調停衝突。但雪梨 華商代表很快發現,墨爾本華裔社群的社會結構跟雪梨大不相同,他們的調停 作用也因此失效。81保良社跟義興公司的械鬥一直延續到隔年三月,82雪梨《東 華報》形容這是墨爾本華裔社群前所未有過的械鬥。83
墨爾本華裔內部會產生衝突,主要原因之一是舊有的領導權無法有效解除 日漸高漲的排華運動,而又沒有出現像雪梨足以整合不同團體的華商巨賈,這 一發展則促使了華裔勞工階級結合。1904 年至 1905 年間,墨爾本所在的維多 利亞政府新制定的《工廠與商店條例》以及日漸升高的排華運動,不僅損害了 許多墨爾本華裔木工和洗衣工的工作權益,也挑戰了既有的以同鄉會為首的社 會領導權。從 1905 年開始,維多利亞州議會便著手討論一項法案,要求墨爾 本的木工和洗衣工必須取得執照,並不得將工作場合做為居住的場所,更要求 所有華裔的工廠和洗衣店必須設立在一樓大街上,且所有華工必須遵守工作時 數的規定。84這一法令促成了 1905 年到 1907 年間華裔洗衣工和木工聯合成立 「西家行」,希望動員促使這項法令不能通過。西家行的秘書雷鵬宣稱,在 1905 年此組織剛成立之際,會員人數有 600 名,而到了 1906 年會員人數成長 到 900 名。85墨爾本華裔木工團體從 1905 年起,透過其領導人士開始與《警 東新報》和新民啟智會合作,兩方的會員也開始多所重疊。
《愛國報》因為財政上的短缺,在 1905 年轉讓經營權,並改名為《警東

月 20 日,頁 3。
80 〈差怨義興〉,《廣益華報》,1904年9月17日,頁5;SydneyMorningHerald,31August1904.
81 〈租事有人〉,《東華報》,1904 年 10 月 15 日,附張。
82 〈私鬥既和〉,《警東新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頁 3。
83 〈華人械鬥之事又見〉,《東華報》,1905 年 3 月 11 日,附張。
84 Clarke, J. L., The Chinese Case Against the Chinese Employment Bill, Melbourne, 1907, in the Chinese
Heritage of Australian Federation (CHAF) Databases: http://www.chaf.lib.latrobe.edu.au/ (2009/12/20)
85 “The Chinese Cabinet Markers and the Anti-Sweating League’s Report,” Political Science Pamphlets, vol. 103, 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 儘管此法案 1905 年於下議院通過,但是直到 1907
年才在上議院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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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事實上,儘管該報與新民啟智會關係密切,但並沒有發展成特定的組 織結盟,1905 年到 1908 年間,該報與新民啟智會試圖透過以廣東方言為主的 民俗文學吸引下層階級,更希望透過書報